摘要：在全球经济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全球经济发展周期重建、发展模式转换、产业转移格局调整以及区域重心迁移等全球形势的转变，并在此基础上从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战略、区域发展格局、要素供给结构和内外市场环境等多个角度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格局的转换。
一、引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浪潮过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一道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以“美国消费，中国制造，中东和俄罗斯提供资源”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格局将进行深刻调整，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和通胀通缩等多种因素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在全球经济持续调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以往高速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外向型产业升级动力也发生剧变，原有的经济模式与发展格局正在面临困境与调整压力。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些变化与压力已不仅是由危机所引发的临时性问题，而是成为中国在未来相当时期内所必须正视的系统性变化。但就危机带来的机遇而言，金融危机提出了全球经济结构重整和生态重建的要求，这也给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带来契机。
二、相关研究述评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研究文献有很多，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上各有特点。于辉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分为战略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措施三个层次，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解析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安排和各项方针政策[1]。刘瑞和于海涛将各国和地区在客观上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及其学术流派归纳为均衡和非均衡两种战略范式[2]。他们认为依照国家发展所处的不同阶段采取适合该阶段的战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这意味着中国应该选择一组发展战略范式组合，利用这种组合实现最佳发展战略成效[2]。张亚斌从现实国情出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体现为以低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制度成本和巨大市场吸引外资，以外资投资带动出口，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扩大内需和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主要是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则需要依托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3]。
采用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视角是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一大主流，易先忠总结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发展战略导向及发挥中国劳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对于提高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效应，提出应在此基础上更好地重视和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并在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和关键部门实现“重点突破”。根据中国的“大国”特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多元”特征，综合利用以比较优势为导向的战略，来发挥中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和以竞争优势为导向的战略，最终实现关键产业和领域的“重点突破”。刘智勇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作用于中国经济战略发展的机理，他认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的耦合有利于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的耦合能提高物质资本投资的使用效率，这些都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此外，异质性人力资本与技术发展水平的耦合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向“竞争优势”转化[3]。
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作为研究背景来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的研究文献也是异彩纷呈。金乐琴以全球视角对发展观及发展战略进行了梳理，她认为人类发展观的演进经历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以人为中心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阶段。在不同发展观的影响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战略[4]。谈镇在阐述了外向型经济对以往中国经济所做的贡献后，提出了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外向型经济不可持续性发展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应该实施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的自主型发展战略，同时又强调外向型经济与内向型经济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国内外市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以及各种文化融合和更新之间的均衡和协调，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尽快转型[5]。郭熙保和赵光南针对金融危机后新的国际国内环境，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转变的四大方向，即从增长优先发展战略向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转变；从投资驱动型发展战略向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转变；从沿海先行发展战略向区域平衡发展战略转变；从出口鼓励发展战略向贸易自由化发展战略转变[6]。刘树成则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广泛，美国、欧洲经济增长放缓，因此需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及时灵活地采取相应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避免出现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魏后凯指出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出口行业的影响最大。地区增长态势呈现出三个特点：地区经济增长出现回落态势，中西部工业增速明显快于东部，中西部投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因此，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即从过去的不平衡发展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将进入“群雄并起”的多元化区域竞争时代。他提出中国发挥后发优势要立足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打造组织态的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实现对传统模式的跨越，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的战略[3]。
综上所述，国内的研究文献偏重于从战略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及其转变问题，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全球化作为切入点的研究也仅仅是将其作为背景因素，本文则以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调整形势作为解释因素，全面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转换。
三、全球经济调整的形势分解
1.全球经济发展的周期重建
当前正值全球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历史时期。尽管根据1974年以来全球经济运行所体现的朱格拉周期推算，全球经济有望在2011年以后逐步走出衰退。但实际上，由于此次危机在相当程度上遵循了“房贷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货币危机—模式危机”的演变路径，当前仍处在“经济危机— 货币危机”阶段，因而具有常规周期所不能简单消化的根本性因素，从而事实上进入了一个超越朱格拉周期的大周期转换阶段。只有在各方面经济力量的激烈博弈和重新布局之后，即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重新调整，新的模式得以确立以后，才会再次形成真正可持续、可预期、全球性的复苏与增长，形成未来25—30年间新的、稳定的全球经济周期形态。这将是一个长达5—10年的周期重建过程。在此过程中，全球各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及全球角色定位的巨大压力。其内部次级经济单元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才能支持其经济母体在全球新格局中的战略抢位，并获得自身的发展空间。
2.全球经济发展的模式转换
经济危机以前，全球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可以归结为“生产与消费的循环(PCC)”，各经济体在“东方生产、西方消费”的框架下进行定位，生产国+资源国(以“金砖四国”为代表)以生产性投资与资源开发为主，形成生产板块；消费国(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代表)以消费性支出与金融运筹为主，形成消费板块。危机以后，“东—西”之间“生产—消费”的大循环将有所削弱，两个层面的新循环可能得到强化，即：生产板块内部，生产国与资源国之间互为产品与资源市场的“生产—资源”循环(PRC)；生产板块与消费板块内部，生产国再造消费，消费国再造生产的内部循环。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由危机前的“东方过度生产+西方过度消费”，可能逐步向“东方优化生产、扩大消费+西方有效消费、提升生产”的过渡模式转变。最终的模式形成，还有赖于各方的博弈。
3.全球产业转移的格局调整
与周期重建和模式转换相对应，全球产业转移的格局也将形成比较大的转换。这种发展态势将与各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模式中的未来定位高度相关。虽然在“十一五”期间，全球产业转移进程将有所滞缓，并体现结构性变化，但自“十二五”开局以来，全球产业转移将逐渐进入整体升级的新格局。首先从转移层次上来看，发达国家将致力于新一轮的产业升级，其原有梯度较高的产业和产业价值链中的高价值环节进入新的转移序列。其次从转移方式上来看，产业链整体转移有望成为全球产业化的主流。再次从转移领域涉及因素来看，服务业将进一步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热点领域；在制造业中，高端制造业开始超越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这将成为新一轮制造业转移的重点；以新能源等低碳、绿色产业为前引，以健康、卫护等社会、民生产业为基础，以信息、生物、新能源、新材料和新医药等技术为支撑，以生产性服务与服务型生产为代表，一些横跨或超越三大产业的中间产业开始出现，并有望进入新的转移序列。最后从分工格局上来看，全球美日、欧洲、东亚三大分工圈的基本格局依然存在，但呈现整体升级与梯度延伸的新态势。以美日分工圈为代表的第一梯度国家将维持技术控制、品牌垄断、全球营销和服务发包中心的地位；东亚和东南亚将进一步强化其全球生产制造中心的地位，其中韩、台等亚洲四小龙仍将占据高端制造零部件提供中心和服务转包中心的地位，中国东部沿海正从加工组装中心向制造、装备中心与服务外包中心升级，印度从服务外包中心逆向延伸到加工制造中心，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东南亚诸国成为新的加工、组装中心。欧洲分工圈中的西欧与中东欧之间进行兼有水平与垂直分工的关系重构，并通过持续的东南亚投资联结东亚分工圈的中低端生产制造功能，以维持其精密制造的顶端梯度，以及技术、品牌、营销与服务的全球次级发包中心地位。
4.全球区域发展的重心迁移
危机以后，全球的区域发展重心将有所交替。由于消费力受损，以欧美为核心的西方消费板块有所萎缩，同时由于欧美整体面临人口拐点，发达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速必将下滑。因而，虽然发达经济体正致力于新一轮产业升级，但从经济增速而言，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将以更加醒目的态势占据全球新一轮区域发展的重心。
从整体格局来说，全球仍将维持“资源与能源三角(RET：Resource & Energy Triangle)”背景下的美日、欧洲、东亚三大分工圈，但发展重心将进一步向东亚分工圈倾斜。一方面，穿越俄罗斯、非洲、澳大利亚和巴西等资源能源富集地区的RET，在经济危机前，主要是作为资源板块而与东亚的生产制造板块、美欧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板块共同构成全球的分工格局。在经济危机以后，RET地区将逐渐致力于延伸产业链到生产制造环节，从而进一步向东亚分工圈靠拢。另一方面，预计今后10年，在欧美消费板块有所萎缩的同时，以东亚分工圈为核心的亚洲将有5亿中产人口的增长，消费力规模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有望接过欧、美分工圈的消费驱动指挥棒，成为引领性的核心板块。东亚分工圈有望成为更高级别的全球区域发展重心。
在全球进入周期重建与模式调整阶段的形势下，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也面临重大转变。经济危机前，中国作为国际上“东方生产、西方消费(PCC)” 格局中生产板块的核心，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处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与加工环节。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中，以中国为代表的生产国与资源国一起，形成了以欧美消费板块为目标市场的单向循环。经济危机以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正在改变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发展方式，一些新兴经济体将逐步转变为增加消费、降低储蓄的经济增长模式。这样一来，打破这一单向循环已成为中国全球发展战略的新核心。为此，应构建中国与资源国之间的产需双向循环(PRC)，开发区域性新兴消费板块，突破国内需求瓶颈，特别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以此摆脱欧美传统消费板块长期的经济减速趋势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为中国的全球增长寻找新生动力。与此相对应，资源能源三角地区与东亚地区，这其中主要包括决定东亚地区战略走势的东北亚地区，以及在经济危机中超越传统消费市场而爆发出新兴市场潜力的东盟地区，将在中国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战略凸起。
2.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但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粗放型增长模式实现的，它主要表现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特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通过出口外贸的渠道对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冲击，但实质上是对中国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这充分说明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国际贸易顺差偏大，
消费率偏低的经济发展格局所表现出的不可持续性。当前正处“十二五”时期之初，这是中国向第二个30年迈进的初始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开创后30年良好开局的关键，也是中国适应全球新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周期的关键。从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经科学发展观的系统化，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已不是简单的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或者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而是一个系统的、具有丰富内涵的全面转变。本文根据自身的研究视角归纳出以下几点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是从以投资、出口拉动的外需型经济向以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综合型经济转变；二是从制造、加工环节等低附加值经济向研发、设计、营销环节等高附加值经济转变；三是从物质资源消耗高的高耗型经济向依靠科技进步、节能减排的节约型经济转变。
3.中国产业升级战略的转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制造业生产体系出现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即国际价值链分工(GVC)，这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的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与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工序或零部件生产之间的分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主要依靠GVC实行切片(fragment)式融入战略，成功地纳入到全球产业生产的网络布局，但也面临着低端锁定的困局[7]。中国某些产业虽然具有一定的成本与规模优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程度也进一步深化，但总体上仍处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环节，这就使得国内低端价值链环节过度竞争，而高端价值链环节由外资垄断，这严重阻碍了中国的产业优化升级。
当前，国际产业链面临重构的重大背景为中国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这也将成为中国未来较长时期内产业发展的战略主旋律。中国产业升级战略转变的基本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改变切片特征，遵循GVC下“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产业升级一般流程，沿GVC向高端价值链环节流动，这一战略转变的难点在于GVC发源国的战略控制，以及GVC高端环节对全球性终端市场的高度依赖，为此，不同行业的企业可以选取不同的切入点和产业升级途径。二是以现有制造能力为基础，自主导向本土市场以及低梯度国家的中间需求与终端需求，延伸打造根植于本土市场的国家价值链(NVC)。
4.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转变
与前述战略转变相对应，中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也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第一，从区域功能定位调整来看，中国因基于GVC定位参与全球PCC循环而形成了国内的区域功能关系格局，即事实上形成了国内资源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附属于生产地区(主要位于东南沿海)，服务于国外消费地区(对外出口)的单向循环生产模式。这种具有全球PCC依附特征的国内PCC区域格局导致资源地区处于生产地区的“虹吸”之下，生产地区则处于GVC的低端“锁定”之中。因此，亟待构建协同于新时期中国全球PRC战略的国内PRC格局，即构建资源地区与生产区域互为产品市场和消费市场的双向循环。
第二，从区域发展重心迁移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化经历了一个梯次推进的过程。按照2009年以来上升(和即将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区域单元进行划分，形成了两大基本走势。在南北向上，中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三大五小、两头突进”的新格局，即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为三大框架性单元，以广西北部湾、福建海峡西岸、江苏北部沿海、山东沿海以及辽宁沿海为五方面新兴成长性单元，形成了沿海地区在原有发展形态上进一步“填空”的局面。尤其是广西北部湾与辽宁沿海经济带更具突破性的成长潜力。与其他成长性单元不同，这两个区域都有成型的次区域国际合作机制为支撑，分别依托着东亚分工圈内最有成长潜力和影响力的东南亚和东北亚地区，其相对崛起的态势与日益推进的东亚10+3战略前景遥相呼应，成为勾勒环中国经济带的两个坐标端点，分别牵引中国的整个沿海一线区域接入东南亚与东北亚的广阔腹地，向上承接东北亚的高梯度产业溢出，向下对东南亚进行低梯度产业溢出，打造奠定东亚分工圈与环中国经济带重心的“东亚哑铃”。在东西向上，则总体表现为“梯次承接、雁行增长”的新格局。根据有关研究，近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天津、山东、福建)的经济增速开始有所回落，中西部地区作为第二(安徽、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第三(黑龙江、辽宁、吉林、河北、河南、江西、陕西、山西)梯队，已经开始大规模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超越第一梯队，领跑全国。这意味着中国正在以拥有广大腹地的自然优势，将东亚雁行增长的态势从东亚诸国间的国别跟进转化为中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国内跟进，在国内重演东亚产业链的雁行序列，这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区域发展重心内化的趋势开始加速形成。
第三，从空间发展形态升级来看，中国下一阶段的经济突破将有赖于特定区域内发展动能的空间扩散与组团承接。与此相对应，区域空间发展单元的精细化、网络化和 “极群化”发展成为主流，特定区域的空间发展形态将更多地表现为区域内各级城市群落的协作，通过区域性“城市增长极群落”之间的协调整合而获得大规模的效益溢出，实现多极互动的全面发展。据研究，目前中国已经初步形成初具规模的18个都市圈，构成了“二横二纵”的井字格局，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2011—2020年)则进一步将这一格局扩展为“二横三纵”，这一新的城市群发展格局与区域发展重心迁移的基本形势相吻合，在纵向上勾勒了北上、南扩，横向上则对应了雁行接续的发展趋势。
第四，从区域开发阶段演进的过程来看，中国的区域开发进程与国际产业转移进程相对应，已处于新的阶段性演进的临界点。由于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过程本质上是全球价值链的延伸过程，因此，中国前20年的经济崛起主要是融入GVC的结果。而以2010年前后为分野，中国即将跨过单纯以融入GVC为目的的阶段，摆脱被GVC俘获(captured)的局面，进入以构建NVC为主要目的新阶段。这构成中国区域开发的新背景，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新时期区域开发的基本内容、核心理念和终极目标。顺应并有效导入这一阶段的区域将真正成为中国下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重心。
第五，从区域开发基础转换来考虑，这与区域开发的阶段演进及不同阶段的发展层面相对应，中国区域开发的要素基础与作用机制也面临转换。主要的区域开发作用要素已经从融入GVC低级阶段的外汇、资源、劳动力等向中间阶段的土地、税收优惠等转换，并向更高阶段的技术、资本、知识转换，进而向构建NVC阶段的区域消费能力、区域市场容量、区域商务规范、知识产权和文化等转换，未来还将向引领GVC阶段的市场成熟度、财富伦理以及商业价值输出能力等方面转换。以此为背景，一个经济区域以GVC和NVC的不同阶段为目标进行区域开发时，其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打造相应的要素结构，构建科学的区域开发基础。
5.中国要素供给结构的转变
与区域开发基础转换交相呼应，中国的基本要素供给结构已经面临剧变。这意味着中国前30年发展模式所赖以依存的要素环境正处于结构性流失之中，依靠工资、人力资源和环境低成本而发展的时期接近结束，从而必然使得中国各主要经济区域的发展理念转变与手段转型成为一个客观压力，而不仅仅是一个主观选择问题。
对于人口要素的转变，至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已经开始逐步消失，刘易斯拐点正在逼近。中国劳动力供给呈现三方面结构性短缺：首先是年龄结构。据研究调查表明，2006—2020年间高龄劳动人口占总劳动人口比重激增，导致适龄劳动力供给将有所不足。其次是技能结构。劳动人口的技能供给与主要产业的技能要求存在偏差，尤其是新增劳动力的就业理念与上代劳动力存在较大差异，导致结构性劳动力供给不足持续明显，自然失业率畸高。最后是空间结构。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近年来，内地的用工需求逐步上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能够在过去的输出地家门口实现就地就业，这使沿海出现了结构性的用工荒现象。同时也引发了沿海企业随劳动力流向内迁的大潮。
对于资源要素的转变，2010年6月，中央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改革。以此为发端，中国矿产资源与能源的价格改革呼之欲出。目前，资源税改革将在整个西部地区推广。“十二五”期间，资源能源的供给机制调整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的一个关键内容。依附于传统PCC模式的资源能源定价机制面临剧变，相应的产业和区域发展空间也必然随之改变。
对于资本要素的转变，在美国持续定量宽松政策的推动下，全球将进入新一轮流动性过剩。大量外汇流入，加上国内自2009年以来的超额货币投放，必然形成一个资本充裕期。但由于通胀压力不容忽视，人民币汇率走向存在变数，流动宽松与紧缩之间的转换速度可能超出预期。过度依赖于资本投放而缺乏真正核心竞争力的发展方式将面临巨大考验。
对于土地要素的转变，《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立的目标是到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18.03亿亩。而据有关测算，2010年底全国耕地已降至17.8亿亩左右，耕地红线很可能已经被突破。土地供给矛盾将进一步凸显，成为后续发展的瓶颈。粗放使用土地的发展必将受阻，而在空间上具有结构性土地优势的区域则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机遇。
6.中国内外市场环境的转变
外部市场方面，出口目的地发生明显变化。传统出口目的地份额大减，新兴市场贡献率率先走高；并且，伴随目的地的变化，中国过去十年的出口产品结构改变得以持续主要表现在低端制造业出口比重继续下降，装备制造业如电力设备、电信设备、医疗器械、造船、建筑器械和汽车零部件等持续地快速成长，今后这个结构转型的趋势还会加速。预计高端制造业的成长在今后五年可以保持每年20%的速度，其中，新兴市场对中国机电设备类产品的拉动将成为至关重要的动力之一。
内部市场方面，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内需潜力还有待于政策性因素的激发，但受通胀压力的干扰较大。在乐观情况下，这可能呈现两方面结构性变化：一方面，第二、三增长梯队取代第一梯队，成为国内新兴消费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消费增长势头。另一方面，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有望分头突进。农村市场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可能会在未来10年出现井喷，形成对城市耐用消费品占有率的追赶，城市消费则进一步以城市群为单位，向更高层面的消费品和服务类需求迈进。
五、总结
本文以全球经济调整形势作为研究背景，从多角度考察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格局转换。如前所述，当前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方式、产业升级战略、区域发展格局、要素供给结构和内外市场环境等基础框架都表现出战略性调整形态。与此相对应，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也会面临着实质性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处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周期切换和阶段转折“临界点”。明确认识这一转变，对于中国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建立对应的战略共识和有效的政策指导才能有助于中国统筹驾驭全球经济调整的局面，而这也在相当意义上决定中国能否在未来30年赢得新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