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国上下都在盲目且热烈呼唤创新与人才的时候，有一家杂志独具匠心地推出“没有自由何来人才”的专题，可谓一语破的。收到约稿函后情不自禁地为之拍案叫绝，写稿冲动欲罢不能。
自由是人才辈出的摇篮和土壤；自由是民族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没有自由，何来人才；没有自由，创新型人才更无从谈起。
人才特别是创新型人才的大量涌现需要国家和政府提供起码的自由空间。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意见自由和表达自由等是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要求和中国宪法所应当保护的基本人权。正是这些自由构成人权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意见和表达自由又是其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检验标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这些自由的实现和保障。
今天，人才所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条件和环境与文革时期相比虽然很多改善，但是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根本的问题是欠缺上述基本自由的充分实现和保障的宪法实施机制。人之所贵在于人应当是自己思想意见的主宰。人必须具有不受外部灌输条件下的形成自己意见的自由。意见自由的实质是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中捍卫自己的意见而不必惧怕压制的自由。任何人均应享有不受干预的意见自由的权利。公民持有意见的权利而不受政府和其他任何组织包括私主体的任何形式的干预。国家有义务针对第三方的干预保护意见自由。意见自由是使个人免于国家干预的自由性权利。政治意见的自由构成表达自由的本质性和基础性方面。表达自由要求针对外部干预的绝对保护。随着中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逐步深入和推进，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这些自由将为中国人才辈出和民族创新提供广阔的天地。
人才的涌现需要伴随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和卓自树立的自我意识的崛起。而在封建法西斯集体主义的长期压迫下，国人的精神萎靡不振，缺乏对我之为我的追求，几尽丧失自我追求的独立意识。我之既无，人才何有？这种丧失自我的被迫无我状态既便与几千年前的古人相比，也实在令人汗颜。孔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些活都表明示人以有我的自我意识和担当精神。儒家主张以宽容致天道，也可以说成是以大心致天道。君子大心则天而道。什么是“大心”呢？“大心”是以天地为本之心、参赞天地之心，与天地相似之心。《中庸》说：“唯天地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第二十二章）尽人性，尽物性，赞天地生生化育之恩，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待人接物，此种心境便是参赞天地之心。 儒家从来都讲求行己立身，问学从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种敢于自我标榜的大丈夫精神和大人气魄远非当下士生的萎缩精神所可同日而语。正如中共创始人李大钊所说，“孔孟亦何尝责人以必牺牲其自我之权威，而低首下心甘为其傀儡也哉!” 在封建集体主义的压迫下，一己意志之自由丧失贻尽。社会上普遍形成志气销沉、思想萎缩、缺乏生机的局面。
言论自由和学问自由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从言论自由方面看，人而必有言，应保障言论的独立性。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篇第十五)“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篇第十四)将言论与行为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在法律上保障言论自由的重要条件。儒家主张知人必须先知言。言论不能自由表达出来，便无从真正知人。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篇第二十)。要知人，须先知言。不知其言，何以知其为人才。人才的出现要求保障言论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提倡言论自由重在批评政府和持不同政见的自由。孔子极为赞赏郑国子产倡导言论自由的做法。当郑人聚于学校批评政府时，子产手下大臣提出要“毁学校”。子产则以为应当允许人民“议执政之善否”。子产表示“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孔子听到子产此言后，对子产大为称赞：“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实际上，孔子一生也是以抨击时政、议论当道、规谏君王为己任的。孔子痛心疾首地怒斥“天下之无道也久矣”，满怀愤恨地揭露“苛政猛于虎”的暴政。孔子一生所言所行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不合于时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不仅提倡议政评政，而且提出为政者对待批评意见的正确态度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标准与子产对待不同政见的看法是一致的。为政者对待不同政见应当采取宽容、接纳和谦逊的态度，而不应压制、排斥和镇压异见。压制、排斥或镇压不同政见的做法，正是无道的恶政现象。有道言直，无道言孙。压制言论的做法最终会导致统治秩序的崩溃。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学问自由。学以成人，学以致道。学是致知、致仁、致道的关键所在。前述孔子关于子产不毁乡校的言论表明，讲学或学问自由无疑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讲学当然包括议论执政之善否。讲学应当说明什么是善政，什么是恶政。对于不善之政和暴政必须允许以讲学来抨击和批评。孔子表示：“德之不能，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篇第七)。修德、讲学、徙义、改恶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讲学自由，必然是善恶不辨，暴政难改。大学本是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推进社会文明进步、倡导人格尊严和尊师重道、开启智慧持续创新的场所。然而大学应有的这些基本特质在中国的大学正在逐步丧失。中国大学的异化程度已经使人们不再把大学看成是圣贤群集、学问至上、追求真理的殿堂。大学本应当是学习民主、操练民主、宣传民主、推行民主的场所。各种民主的制度、程序和习惯应当在大学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然而，中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缺乏民主的大学。大学被政府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权力性利益垄断严格控制，缺乏大学自治制度。大学没有教员自治、职员自治和学生自治的真正自治性组织，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和严格的任期制度，各级议事程序缺乏充分的民主参与，即使是任命制产生的领导也没有实质性的民主监督措施。应当选举产生的职位被任命制取代。实行选举的职位又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竞争选举。缺乏民主传统的大学怎么可能培养出善于创新的人才？如今的大学教育给人的感觉是，不把学生训练成唯唯诺诺、惟命是从、缺乏思想的庸才就誓不罢休。连大学都缺乏民主的时候，社会民主和国家民主就更加邈不可期。（杜钢建：“中国大学管理之异化及其出路”，《南方都市报》2008年4月20日）
人才的涌现依赖对良心的尊重和自重。良心不可抑，人心不可撄。压制良心人心的恶政措施只会招致更大的反抗。庄子说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人心的特点在于能够排下进上，约柔刚强，热火寒冰。其居静而渊；其动具而天。人心思想的强健不拘远非暴政独夫所能理解。良心自由思想自由的特征就在于俯仰之间，再抚四海之外。对于能够冲天入地、排放四海的人心思想只能允许其自由。你不允许它自由也办不到。人心的自由不羁实为天之所赋。对于此种天赋自由必须加以保护。正因为人心具有不可剥夺的自由本性，真理才有可能被认识和发现，世界才有可能趋于美善和光明。遵循良心，以仁爱之心待人，则能宽宏容众，推忠施恕，使人人各有其当，各得其宜，形成互不相侵的自由景象。《泰誓》说其心休休，其如有容。彻底的宽容理论必须是从坚持良心自由原则出发的。
人才需要宽容的社会环境。宽容原理不仅承认有追求真理的权利，而且承认人在掌握真理方面的相对性。任何宣称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不是狂妄自大，便是失去理智。根据儒家学以成人的原理，知无涯，学无涯，人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人只能逐渐接近绝对真理。成圣人成仁人是一个漫长的终生不止的追求过程。儒家所讲“立人极”，是旨在强调人应当不断地无止境地追求真理，努力成为圣人仁人。孔子反对意必固我，而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必固我是我即真理的自大狂表现。儒家对人在掌握和认识真理方面的能力是持相对主义态度的。
人才成长需要的宽容环境不是那种惟我革命惟我真理的狂妄自大现象普遍蔓延和借助政权压制异议的社会。狂妄自大是引发残忍和迫害现象的重要原因。学者狂妄自大则不能兼容博通，从而会导致思想隔绝阻塞。当政者狂妄自大则会残酷镇压不同政见，从而导致政局动乱不安。古今中外压迫异议的现象大多源于狂妄自大。狂妄自大者被其幻觉和狂热所驱动，不承认任何其他思想或学说的真实性。狂妄自大源于不能虚心向学。孔子讲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贼狂之人当政易于迫害异议者。
儒家的相对主义的宽容思想主张理一分殊。同一道理会有不同表现形式。人们自认为掌握的道理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过是真理的某个侧面。理一分殊，道一分殊。在求理求道的过程中人只能无限接近全理全道，而不可能掌握全理全道。如果说有谁掌握了全理全道，那就是上帝，是超人的外在神圣力量。儒家相信天帝是超人的。孔子虽然认为人能成仁人成圣人，也不过是讲要知天命，尽人事。任何狂妄自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的人是对上帝的亵渎。如果因此进而以暴力否定他人对真理的追求权利，则必会引发神人共愤，终会自取灭亡。
小至二三人的群体，大至社会和国家，都有一个存异求和、存分求和的问题。和的前提是因为有异有分。宽容异分思想是共和原则的根本要求。坚持分殊共和，这是根据儒家思想提出的符合现代宪政民主要求的宽容原则。由良心开出宽容；由宽容才能开出新外王的共和事业。共和制度的根本思想来自宽容原理。
中国人才的大量涌现需要在理论上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分。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如今无论是从人才发展的需求还是从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来看，都需要重新评价个人主义，要看到人权在本质上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