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想要对经济学有所研究了解的话，那么选择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很不错的起始时期。经济学在这段时期内开始变得更加深奥且精确。在宏观经济学方面，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受到了货币主义学派的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最终把货币政策提升到了一个和财政政策等同的位置。Robert Solow的生产函数理论改变了经济学者们关于经济增长的想法，而且这个分析工具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了基础。市场失灵理论和财政学结合，且公众都希望它能够为更为强力的政府介入提供一个有力的辩护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布坎南和塔洛克在1962年发表了《计算共识》（The Calculus of Consent）。
《计算共识》重点阐述了政策架构和集体决策规则影响了最终结果和民主政治进程的。这部著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拉开了序幕。最终这部著作的发展因“公共选择革命”而闻名。布坎南和塔洛克对这一理论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布坎南也因其在公共选择分析发展过程中的贡献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实际上，公共选择把经济工具应用到了市场和政治进程中。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经营的具体知识，想要了解选择体系和政策如何影响结果会十分困难。可以说我本人非常期待公共选择理论能通过改变经济分析的方法转变进而扩展应用至其他方面。
当发现这个课题与现有的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时，我便开始着手撰写自己的著作——《经济学：私人选择与公共选择》（Economics: Private and Public Choice），这本书以均衡的方式通过运用经济学工具来分析市场和政治进程的运作机制。下面这段文字来自第一版（1976年）的序言，其中强调了这一点并且把这种方法和其他学说做了对比：
目前大多数教科书包含三种理论。即告诉学生理想的市场经济如何运作，为什么现实中的世界市场和理想假设中的不同，以及理想化的公共政策是如何纠正市场中错误。这本书不仅在这三个基础领域的研究上做了补充，还分析了现实中世界的公共政策也可以……学生们通常会因经济学者提出的理想化理论“解决方案”和现实世界的事情间巨大的差距而困惑不已。
公共选择理论的经济学则解释了这个差距。经济学工具可以举例说明为什么“好的政策”有时候会和“好的经济”（经济效率）相冲突。具体解释政府能够为促进资源的更有效利用而采取何种措施是很重要的。但是经济学工具让我们可以做更多的研究，也能帮助我们解答为什么有充分的理由认定公共部门的行为会在某些方面事与愿违。
尽管《经济学：私人选择与公共选择》已经取得了成功——现在已经发行到第十四版——但是我依旧因为公共选择理论对主流经济学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而感到失望。主流经济学仍然把政府看作一个无所不知、仁慈且使用理想化解决方案的社会规划者，而不是试图分析市场和集体决策是如何影响经济问题的。曼昆有一部取得巨大成功的著作阐明了这一点。他以如下方式阐述了他对政府角色和市场缺陷的观点：为了评估市场的效果，我们把一个假设的、全新的角色（称之为仁慈的社会规划者）引入了我们的分析。这个仁慈的社会规划者是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且怀有善意的独裁者。这个规划者想要实现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福利最大化。
随后曼昆发出了疑问——这个仁慈的社会规划者应当怎么做，并且考虑了理想化解决方法可能会通过政治进程而被采用。其它主流经济学也是采取了这种方法。在政治问题上采取这种方法，就好像通过矫正工具来得到理想的社会产出一样。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对于现实世界的市场和理想化政府干涉的选择，并不存在如此多的选择。选项总是介于现实世界的市场运营和现实世界的政治进程之间。
随着公共选择革命的发展，其它许多作者也在寻求把政治决策和比较分析方法与基础课程融为一体。在布坎南获得了1986年的诺贝尔奖之后，我希望公共选择和政治决策的系统分析能够与其它的理论结合，例如货币主义和合理预期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与基础课程融为一体。但是，这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融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共选择革命尚未完成；它并没有改变一些典型的基础课程授课方法。
在诸如常春藤联盟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类名校中，对公共选择分析课程的排斥十分严重。布坎南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一个异类，因为他从来没有在一家名校中担任教授或是研究员的职位。
在公共选择学会的年会中就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各精英名校中的代表人数不足。例如，在2012年3月份有296名研究公共选择的学者们在公共选择学会组织于迈阿密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提交了论文。只有五位论文提交者是来自常春藤联盟或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这类名校。在这五位中，又只有一位是在经济系担任教员的。
名校的经济院系对于公共选择的排斥是这种理论发展的主要威胁。这些院系为全国各地其它院系提供了大量其他学科的新教职工。学校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通常会迫使其他学校的教员盲目听从他们的指挥。因此，对于一项新的理论或者方法论而言，如果没有来自顶尖学校的支持，想要造成广泛的影响是十分困难的。
二、为什么公共选择是重要的？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对于公共选择分析的排斥会造成如此大影响呢？未均衡处理与市场化有关的的政治进程减少了和经济学的关联，并且把学生引入了一个理想却充满误导的立场来研究政府和民主政治进程的运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下面是三点主要的原因。
1. 主流经济学对于公共选择的排斥造成了中央计划的心态。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经济学是在限制性的假定下得出理想化解决方案的学科。一些必要的信息，诸如消费者偏好、生产成本、另类投资的回报率，以及溢出效应的大小，是通常假定为已知条件的。对于这种理论的支持者而言，经济分析涉及税收、补贴、收入分配、预算赤字、政府开支和许多包括已知的关键信息及变量都采取了最佳水平下的假定值。在这个虚幻的世界里，经济学成了一门解决含多元方程的数学模型并得出理想化解决方案的学科。这种方法不但使经济学变得更加复杂高深，而且使其从业者看上去是工程学的天才。毫无疑问，这些模型的复杂性是其在名校中大行其道的重要因素。
但是，这种方法也有许多问题。这些模型包含的信息对于任何一个中央机构来说都是难以应用的。所谓的“理想化”解决方法改变了诱因并且产生负作用，破坏了模型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选择分析的揭示，相比采纳所谓的理想化解决方法，真正的世界政治决策者将会对投票和赢得下次选举更为感兴趣。结果就是，在“好的政策”和经济效率中总是会存在着冲突。
底线清晰可见：真实世界是动态的，而且比模型更加复杂，因此中央政府计划的余地比主流分析所呈现的更为局限。此外，即使模型能够做到基本正确，政治方面的激励因素也会组织成效政策得到采纳。真正的世界政治决策者们既不是圣人，也不是仁慈、无所不知的社会规划者。相反，他们的动机主要是赢得下次选举，而且当对此目标的追求与理想化的效益发生冲突时，前者会占据上风。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仍然忽视公共选择分析，这使学生们对于政治进程及其对资源有效利用的潜在推动性始终持有错误的观点。
2. 民主政治进程总是短视的，而且如果不受约束将会导致过度负债。正如公共选择分析表明，民主政府在决策时通常会忽视成本及长远未来规划而盲目倾向于采取短期内有明显利好效果的政策。这种政治中存在的功利因素解释了为什么政客们会发现债务融资和开出空头支票极具吸引力。这种类型的政策让他们能够为选民提供显而易见的利益从而提高在下次竞选中的获胜机率，在隐瞒其代价的同时又将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为未来埋下祸根。
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暗中导致了严重的预算失衡，布坎南和瓦格纳在《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and Deficit）一书中使用了公共选择工具来解释这种方法会导致永久的预算赤字。尽管政客们普遍存在强烈的动机去花钱向选民提供“好的政策”，他们不愿征税，因为这将会造成显而易见的成本，而借款为政客们提供了一个替代选择：它允许他们现在支出，并把日后产生的税收推到未来。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对未来诸如社保和医保之类的福利开出了空头支票。正如借贷一般，对未来福利开出的空头支票使政客们如今无需征收相同的税收就可以为这些承诺做出保证。
历史上的记载与布坎南、瓦格纳的观点一致。在过去的52年中，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有47年处于赤字状态。2009年到2012年，更是有接近40%的政府开支是通过债务融资的。联邦债务水平已经发展到了二战以来闻所未闻的水平。除非政治进程中的激励因素发生变化——例如，通过要求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对开支措施或者额外借贷投赞成票——希腊的经验已经证明除非比例达到危机水平，否则政客们不可能控制开支。
目前，预算赤字把许多国家的政府债务推到了一个危险的高水平。公共选择分析理论解释了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以及应对的措施。相反，因为它忽略了不受约束政治进程存在短视现象的性质，主流经济学对于预算赤字的潜在力量、政府债务的增长以及不可持续转移机制的存在并没有太多关注。因此，公共选择在主流观点的备受忽视表现了它和世界各国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基本是无关的。
3. 和市场一样，不受约束的民主政治是存在缺陷的。特殊利益效应和寻租是政治效率低下的两个尤为重要的原因。政治官员有足够的动机为中央组织的利益集团而牺牲大多数选民。典型的选民没有理由去花费时间和精力让自己理解议题，因为他们意识到到自己的投票并非是决定性的。相反，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通常会对与其利益相关的政策持强硬态度，因此十分乐意为政客提供援助和其它政治资源。因此，参与竞选的政治官员有着强烈的动机去支持特殊利益集团，从中获取政治资源，并且利用资源寻求大量不知情选民的支持。这种情形下，即使获得特殊利益集团青睐的项目没有效率也会通过。根据经验获得的证据与这种分析一致。关税、配额、商业和农业补助、酒精管制、针对性的税收优惠、对特殊行业的补助以及高度工会化的企业，都反映了特殊利益效应。
这种偏袒为政客们提供了可以换取政治支持的事物。商业和其他利益团体则会通过游说、援助和其他形式来奉承政治决策者，向政府寻求更多偏袒。经济学家用“寻租”的术语来描述这些旨在通过政府的偏袒而获得横财和超额利润的行为。寻租是政府行动主义发展的副产品。当政府积极参与对合同、补贴、课税津贴、低息贷款、管制行为的管理时，其它形式的政府干预、企业、劳动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利益将会彼此竞争以获得政府的支持。其结果是资源不再被用于有效率的生产活动，而是参与寻租。这会助长经济的效率低下，并且使经济发展缓慢。简单的主流模型中的理想化产出并不会实现，相反，寻租、权贵资本主义和政治腐败将会显现。
三、失衡的主流观点的启示
经济学工具加深了我们对于市场和政治进程的理解。它们表明两者都有各自缺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大多数主流的原理课程以经济的波动性、垄断、外部性和公共物品来讲解市场失灵，同时提出了一些可能解决市场失灵的理想化方案。但缺少对政府失灵的讲解。政府失灵源于短视效应、特殊利益效应，以及被忽略的寻租现象。政府行为反而被视为纠正市场失灵的方法。真实世界的市场经常用来与理想化的政府行为相比较。在主流经济学的世界中，市场失灵是可能出现的，但是政府失灵是不存在的。这种不对称、不平衡的处理，使学生们对政治进程如何发展以及政府行动主义高效分配资源的可能性持有一种不现实的观点。
这种失衡的主流方法同样阻碍了对当前经济状况的理解。经济学为制度结构和政策环境与经济增长与繁荣的一致提供了较强的洞察方法。稳定并有前瞻性的政策、法治以及经济自由成就了贸易、私人投资和创新（这些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获益的基础。相比之下，经常性的政策变动、临时性的税收支出政策以及随意决定的管制行为都造成了不确定性，并且会导致为特殊利益寻租而谋求方便。公共选择分析强调了这些观点。但是，由于对公共选择的排斥，主流经济学忽视了造成过度举债、经常性的政策变动以及权贵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因，这也暗中破坏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四、结论
公共选择革命尚未完成。公共选择不但对于经济学专业的一部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于政治进程如何运作提供了较强的洞察力。公共选择解释了如今主要的经济问题：预算赤字、政府债务的无限增长、没有资金来源的退休金、转移机制、政治偏袒、效率低下的特殊利益开支，以及资源不再被用于有效率的生产活动而是参与寻租等问题。公共选择也提供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涉及结构性变革的洞察力。相反，主流经济学没有就如何避免这些严重的问题而提出自己的观点，也没有为此指明方向。因此，主流的方法导致如今的学生和社会大众对政府和民主政治进程的运作持有错误且理想的观点。
公共选择分析以及像布坎南和塔洛克这类学者做出的工作，无论是四十年前做出，还是今天做出，一样意义重大。令人充满希望的是，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将会理解这个观点，并且完成公共选择革命。持有谨慎的乐观态度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一套自愿性经济学内容全国标准已经由经济教育委员会、全国经济教育工作者协会以及隶属美国经济协会的经济教育委员会进行改进。这些标准是为了反映当期的学术标准，包括财产权、企业家精神和动态竞争的作用——涉及的题目通常不太受关注。从公共选择的观点可以看出，更加重要的是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特殊利益政策的标准。公共选择表明，当经济学家们以现代经济学原理认真思考均衡的课程内容时，他们会意识到可靠的分析需要审视市场和政治进程的运作。
第二，在过去二十年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限定假设下理想情况的来源对现代经济学造成很大影响，新制度理论关注对比分析。由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和道格拉斯、诺斯奠基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审视了经济、政治和法律体系的形式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状况的。这部著作和方法论比公共选择分析对名校和学术期刊影响程度更大，为公共选择与主流经济学更深层融合铺平了道路。
经济分析同样适用于于市场和政治决策。经济分析表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都是存在的。这种现实主义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由来已久。乔治·斯蒂格勒曾评论道，只考虑市场失灵的人就像歌唱比赛中看了第一位选手的表演随即宣布获胜者是第二位选手的评委。而这正发生于主流经济学把政府看作纠正市场失灵的方法，并且一直排斥公共选择分析的过程中。对于这个行业来说，是时候考虑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了。
本文选自加图研究所Cato Policy Report May/June2013。作者James D.Gwartney是在佛罗里达大学拥有Gus A. Stavros学者教席的学者，同时兼任加图研究所研究员。
译者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刘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