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十八大后的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相对均衡的发展战略时期。从单向度追求发展速度到速度与民生的双重追赶，意味着中国将出现以要素价格不断上扬为基本特征的重大经济变革趋势。如果这种成本上升的趋势不能为生产率上升速度所消化，不能从依赖低成本比较优势转向依赖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经济将出现“滞涨”并陷入发展陷阱。为顺利实现这种“倒逼”经济转型升级的效应，需要我们转变经济体制，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的立足点，全面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主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关 键 词 追赶战略 均衡中国 经济变革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采取的是追赶型发展战略。如果把过去三十多年来从贫困快速迈向基本小康作为中国实施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的话，那么随着 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接近 6000 美元，我们党提出“两个100年”的目标，就意味着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以赶超西方中等发达国家为目标的第二轮追赶战略。实际上，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在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作为有条件走在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地区和作为实施追赶战略的第一方阵，早已根据自身比较优势，在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征程方面发挥了先导作用。
第一轮追赶战略形成了“中国经济奇迹”，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突出的、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老大难问题。党的十八大全面启动了“两个全面”的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在这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的追赶战略，其定性的内涵是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协调推进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具体表现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除了要实现“两个翻一番”的经济目标外，在民主与法治、文化软实力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还有更加严格的标准，提出了社会保障全覆盖、收入差距缩小、医疗服务人人享受、严格环保等新要求。显然，与第一轮追赶战略中把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相比，这第二轮追赶战略的基本特征是“五位一体”的相对均衡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实现。
本文试图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第二轮追赶战略与第一轮追赶战略相比，在战略的本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十八大报告判断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的前提下，这第二轮追赶战略将会面临怎样的发展环境？ 它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如何根据发展战略的变化改革经济发展体制，以适应发展战略变化的要求？
从速度追赶到双重追赶： 均衡中国的新一轮战略
我们党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根据需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追赶目标。如定量的指标体系从十六大提出追求 GDP 翻番，到十七大提出追求人均GDP，再到十八大提出 2020 年 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 2010年翻一番，全面小康社会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这一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与 GDP翻番指标共同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出今后中国共产党会更注重人民的收入水平、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的社会保障水平，更加注重追求人民幸福的目标。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十八大报告将十七大报告中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提法，调整为“关键”。这一改变并非无足轻重，而是精心谋划。这意味着过去集中资源投放于经济建设领域而形成的非均衡发展格局以及所造成的问题，必须在新的相对均衡的发展阶段中予以正视并妥善解决。例如，收入、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不解决，所带来的严重社会冲突有可能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十七大报告中，对于发展速度的要求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而十八大报告在今后经济发展的部署和任务中，没有再继续沿用“加快发展”这个说法，即使对于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也没有要求“加快发展”。这充分说明全党已经高度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必须从过去追求增长速度，转变到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发展立足点上来。
综合来看，以“两个翻一番”和“两个全面”的目标特征所界定的第二轮追赶战略，虽然与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特征的追赶战略相比，在本质属性上仍然属于追赶西方现代化的战略，但在许多实质性问题上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这种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略的背景不同。实施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基本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和现实。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成为迅速实现追赶的唯一可以为社会各界接受的发展理由。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中国政治诉求和经济政策倾向于追求速度和数量，就是一种完全可以被理解的行为。经过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跨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门槛，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也迈上了大台阶。在中华民族逐步崛起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根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调节好生产、收入分配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生产率不断增长的基础上，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迈上新的台阶，使人民得到更多的发展实惠。
第二，战略的出发点不同。第一轮追赶战略的出发点是脱贫，迅速脱离贫困是一切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源实施非均衡的发展。该战略成效明显但也遗留下来许多日益严重的民生问题，如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差距，占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等。这成为第二轮赶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进一步发展、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提。目前全球70%的贫困人口分布于中等收入国家而非低收入国家的现实，值得已经步入基本小康社会并进入“刘易斯拐点”区间的中国警惕。中国过去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奉行增长第一的策略，导致了收入和资产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平等，抑制了居民消费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形成。这些因素都被认为是部分国家经过近半个世纪挣扎，依旧未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第三，战略目标的内涵不同。过去的追赶战略，一切围绕发展速度，推动发展的立足点只是GDP，只有速度，盲目追求高速度，甚至互相攀比速度。这导致我国发展的质量效益不高，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方面积累了较多矛盾和问题。十八大所确定的追赶战略，则是一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GDP翻番目标是要解决发展速度问题，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充实和内涵的提升，则要解决民生和收入提升问题，属于经济、社会、文化、法制、生态等相对均衡发展的追赶战略目标。这种混合型的、相对均衡的追赶目标，体现为发展速度不再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的主要目标，追求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发展。
第四，战略的支撑点不同。改革开放初期才真正启动的第一轮追赶战略，经济增长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依靠的是开放，走的是出口促进发展的道路。最初出口的目的是为了换取外汇以进口急需的设备和原材料，发展到后来更多地是为了解决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的出路问题。总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利用别国的市场用足本国的低端生产要素”，国内收入低、市场容量小所导致的“市场缺口”，主要是通过出口这个重要的支撑点来解决。经过1992 年邓小平南巡后的开发开放，尤其是加入 WTO 后的迅猛发展，中国成为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受益者。但是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暴露出发展方式严重粗放的问题，必须尽快转向“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利用自己的巨大市场容量作为发展的支撑点，即“利用本国的市场用足国外的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利用国外的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这不仅是为了消除世界经济下行趋势下我国过剩产能的困境，更是为了利用国外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引进高级要素加速发展的机遇。但是众所周知的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前提，是要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市场优势不可能发挥出来。由此进一步凸显了适时纠正非均衡战略、尽快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重要性。
第五，战略的实现机制不同。中国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和追赶战略，直接导致了强势政府和弱势市场的机制匹配格局，以及依靠“储户、农户、散户、外来户、购房户”的资金来源和集中使用的方式。以发展为第一取向的产业政策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我们理解当今中国几乎所有发展矛盾的关键因素。随着我国整体上进入基本小康社会以及社会经济矛盾的日益突出，追赶战略目标和内容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中国发展的体制机制需要变革，而且意味着我们的资本积累和集中、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支持新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中国未来的经济体制要把“强政府”与“强市场”有效结合起来，并以此改革发展资金积累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我们需要通过“强政府”来消除市场失灵领域的非均衡格局，如消除收入分配、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平等，实施更加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给每个人提供共享发展成果的平等机会；我们需要通过“强市场”来消除政府管理过多、管制过度、管控过死等体制弊端，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精神，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扬：新一轮追赶战略下的经济变革
经过三十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中速增长轨道。2011 年全国经济增长率跌下 10% 的平台，2012 年则跌破了 8%的平台。未来我们不得不习惯于面对长期相对低速增长。实施相对均衡的追赶战略，对中国经济体系的影响机理和效应，主要表现在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中长期增速下滑与成本上升以及内外部双重夹击的多种挑战，这一挑战所引发的革命，将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笔者认为，转型面对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但是转型必须找准方向和路径。
第一，作为中国高速增长的第一驱动力的劳动力价格正在被重估。如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2008 年开始反转，2010 年这一指标已经从2008 年的 41% 上升到 48%； 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也在上升； 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自 2007年起逐年上升。我们的调查发现，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工资尤其是蓝领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不断上涨，沿海很多地区工资的年增长速度在 20% ～30%。显然这一工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了 GDP的增速，也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中国“人口红利”高峰期将过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逆转，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从 2004 年的 1． 5 亿下降到2012年的三千多万，由此带来工资的进一步上涨。如果考虑中美两国生产率的巨大差异，考虑到航运成本、隐藏的“冰山成本”以及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相对于美国趋于收敛，是促进美国“制造业本土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中国未来若干年内外贸顺差占GDP 的比重稳步下降的内在驱动力。
第二，除劳动力要素之外的其他要素价值都在被重估，中国过去偏低的要素价格正在补涨。近年来，中国各类能源成本的飙升，用地价格的持续上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现实因素，由此叠加上中国版的收入倍增计划的实施、人口数量减少及老龄社会来临后的家庭抚养比率上升、社会福利程度提高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等，不难发现，十八大承诺的民生工程一方面意味着发展重心的转移和重视追求人民幸福，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将在外生推动和内生驱动下面临着十分强劲的要素成本上扬趋势。由此必将带来劳动、人口、收入、消费、环境等一系列变化，这一系列变化将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因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增长、民众环境意识高涨，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向依靠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动力，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回归满足民众利益增长的需求的基本途径之一。
第三，这一场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变革，会对中国经济自发地产生波澜壮阔的变革冲击，
迫使经济出现以“转体制、转方式、转发展的立足点”为主要特征的转型升级需求和压力，同时这个过程的主要副作用是可能难以避免的通货膨胀趋势。一方面，前一种情景正是我们过去梦寐以求的宏观经济发展环境，即经济转型升级的倒逼机制和推动力量开始形成，发展进程越来越接近于人本化的本质要求。过去我们推行的转型升级之所以成效不显著，是因为经济变革缺少这样一种内生的动力。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个环境形成的过程中，如果不断上升的要素成本难以被相应的创新和生产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会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如民众收入的不断提高将推高包括农产品在内的所有消费品和劳务的价格水平，同时使生产商品和服务的劳动的机会成本提高，由此带来经济体系中的连锁涨价反应和物价总水平长期上涨的潜在压力。
第四，要素价格的不断上升，会下拉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这种条件下，意味着企业只有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创新驱动因素支撑，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因此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的快车道，但由此经济增速会降低。这是因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导向的企业势必会被挤出国际市场，原来某些低技术水平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会被逼转移到周边一些要素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家；二是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市场竞争，虽会“倒逼”企业产业升级，但暂时不能适应的企业会因此而破产倒闭，这是以适当速度换取结构调整的代价之一，也会表现为速度降低；三是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升，消费者选择自由度增加，企业之间竞争消费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业投资风险更大，投资行为也会更加谨慎；四是在过渡到以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将直接面对发达国家高竞争力企业的竞争，两者之间的技术差距和由此决定的市场差距，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空间。
第五，在可能的“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滞胀中，社会可能因此付出高失业率的代价，经济将可能较长期地陷入“低增长、低就业、高通胀”的“滞胀”漩涡。从发达国家经济成长的历史经验看，显然短期承受这种“阵痛”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未来化解这种两难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尽快进入创新驱动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这种转变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减少对第二产业尤其是重化工业的过分依赖，转向更多依赖第三产业； 二是把过度依赖出口、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互相协调；三是把依赖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向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上。这个过程可能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资本调整和劳动调整，由于要素调整尤其是劳动的刚性，社会必然会出现各类结构性失业。如果发展的动力机制转换不力，发展的社会保障基础不牢靠，中国就极易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陷入发展的陷阱。
因此，我们说要避免陷入发展的陷阱，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说要在相对均衡追赶战略下，面对以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变革的挑战，及时转换发展政策取向，从而抓住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对政策决策者来说，为了应对要素价格不断上扬的压力，首先是货币政策当局需要控制好货币的发行量，这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但是这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还远远不够。考虑到中国物价的变动极大地受大宗商品的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而后者又不是货币管理当局能够有效控制的变量，因此需求管理政策需要辅之以供给面的改善政策，以扩张有效供给和改善供给结构。例如，世界油价问题、粮食进口问题、矿产资源进口价格问题等，都是显著地影响中国物价总水平的重要变量，都不是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可以自主调节的变量，而需要从供给角度开拓新的多元化的供给来源，或寻找新的替代解决方案。再如，为了应对“低增长、低就业”的压力，必须纠正长期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把发展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低一些的增长率不可怕，可怕的是增长无效率。政策决策者应该追求的是“居民有收入、企业有利润、政府有税收”的协调同步增长。为此，未来宏观经济管理目标，要从偏向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转到偏向于追求直接关系民生的就业和反通胀上来，不断完善各类社保、医疗和养老体系，由此带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对企业界来说，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对从事实业的企业压力最大，但是也会给勇于创新的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一是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升，是企业抓住商机变化的重大战略机遇。全面研究和把握居民消费的升级趋势，在更加差异化的细分市场中找到蕴藏着的巨大商机，体现了企业战略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二是以收入增长为依托的内需扩大，必将带来具有本地化生产和消费特征的中国服务业的大发展，率先行动的企业将在各类生活类服务业如养老、医疗、健康、家政、旅游等领域找到重大发展机遇，在生产性服务业如信息技术服务、金融保险理财服务、法律财务咨询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找到新的增长点。三是消费的升级和差异化，将给企业以明晰的信号，引导企业沿着创新驱动方向发展，从而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速消除工资快速增长的负面作用。
经济变革的战略途径：向结构调整要速度、要效益、要质量
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2008 年以来的世界金融危机至今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正运行于重大技术革命到来之前产业结构调整的周期性底部阶段，一旦以3D打印机为特征的智能化技术革命浪潮正式确立，世界经济将由此进入新一轮上升阶段。在此之前，全球经济将长期处于衰退的底部阶段，中国将长期面临并不宽松的全球发展环境。而影响国内中长期经济运行的环境因素，是前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土地红利都在逐步消失，同时体制瓶颈、发展瓶颈、资源瓶颈、环境瓶颈等制约因素集中出现。
另一方面，支持持续增长的因素则表现为，新一轮改革的制度红利正在发力； 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弱，但是人力资本红利正在累积；低成本模仿和学习的红利趋于消失，但是创新驱动的红利正在增长。另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实使中国的发展更加具有缓冲能力，具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理，中国具有众多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和城市的再城市化的红利，也有很大的空间和厚度。
中国发展的经验证明，我们的困难不在于速度的高低，而在于在既定的、适合的速度下，如何转变发展方式，如何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向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就提出了如何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做好持续发展这篇文章的问题。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积极主动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迎接新经济变革所提供的战略机遇的不二法门。向结构调整要效益，向结构变化要速度，是走出仅仅依靠投入和消耗维持发展速度的怪圈、全面进入集约化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标志和途径。
笔者认为，十八大后的中国在追赶战略目标下，需重点考虑以下几种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以建立顺应经济重大变革时代的均衡发展机制：
第一，从需求结构看，最重要的是必须调整好内需与外需之间的均衡关系，确立基于内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只有需求这个龙头调整好了，整个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会有正确的方向。以追赶战略下增长所依赖的市场为例，过去追赶战略所依托的是外需市场，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逐步失去了这种基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的增长条件，因而怎样利用自己的内需市场去实现新一轮的追赶，就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选择。在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目前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前景分崩离析，同时欧盟和美国将达成一项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被打破后，它们之间每年的贸易总额将达到4500亿欧元左右。为此，需要中国学者认真严肃地评估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具体内容，以及一旦实施可能对中国出口导向的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影响。总的来看，这种全球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要更加积极主动地调整开放战略，更紧迫地实施基于内需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战略。再如，虽然从总体上看，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力量的支撑，我们不可能诱导企业生产率增长从而消除成本高企态势下的各种负面作用，但是如果这种需求仅仅是外需而不是内需，也无法引导企业进入自主技术创新的轨道，更无法实现赶超战略下相对均衡发展的目标。因为实践证明，自主创新必须基于中国庞大的内需，基于外需进行国际代工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国际代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只能做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的业务(如加工、制造、装配)，而无法做“中国设计”和“中国创造”。因为在国际代工下，一方面，中国的比较优势将长期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另一方面，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业务又被牢牢地掌控在跨国企业手中。在开放的全球化经济中，发展国内价值链，利用中国庞大的内需和纵深的产业转移基地，培育掌控产业价值链两端的中国跨国企业，才能够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我们依托内需市场组建中国跨国公司，建立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才能抓住新一轮经济变革环境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第二，从供给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产业间均衡关系和产业内均衡关系，建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和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实体内容。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建立中国产业间的均衡关系，就是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替代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替代那些容易引起经济泡沫、使经济过度虚拟化的产业，就是要摆脱对污染严重的重化工业的依赖，降低对低附加值、高消耗产业的依赖，解除房地产泡沫绑架经济发展进程的危险格局。建立产业内部的均衡关系，就是一方面要打破市场结构的垄断尤其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放手让民营经济进入，进行充分竞争；
另一方面，要通过竞争和并购等资产重组形式，在现代产业体系内形成以垄断竞争和寡头竞争为主的市场结构，代替那种“大企业不大、小企业不小”的低水平过度竞争格局，利用自己的内需力量培育和壮大中国的跨国公司。因此，产业的均衡化和高度化，既表现为经济资源不断地流入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同时不断地淘汰那些低附加值、低技术水平、高消耗和高污染的传统产业，也表现为产业内部的资源在市场信号驱动下通过竞争选择向效率高的企业集聚和集中的过程。供给结构调整的通俗说法是用加减乘除法：( 1) 加法。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让其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从而逐步替代房地产这个事实上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2)减法。要逐步淘汰“三高一资”产业，使政府预算逐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再建立在类似泡沫化的房地产业等的“沙滩”上。( 3)乘法。要通过完善鼓励创新的措施，提升科技在发展中的贡献度，增加专利和核心技术。( 4)除法。通过法制化建设，推进市场竞争环境的相对公平化，使市场主体进行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对称化市场主体的权、责、利，从而形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微观机制。
第三，从空间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东中西经济布局的均衡关系，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点的产业治理关系。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突出地表现为沿海化、城市化、城市群化三种倾向，生产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如目前沿海三大城市群(环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和增长极，面积只占全国 3． 4%，创造了全国近 40%的 GDP，全国70%左右的货物出口，吸引了一半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发达省份正处于全面建成高水平小康社会和启动基本实现现代化征程的阶段，经济集聚状态将会进一步显现，而同时“过密效应”下所显示的大规模的产业扩散效应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一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在引入了开放型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素后，可以发现并不仅仅是政策的区域歧视带来的，更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出口导向、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在形成地区发展差异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二是这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区域集中趋势，导致了中国区域间居民生活和福利的严重不均衡。出于对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弱势群体的关注，十八大之后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很自然地就是要使中国经济增长在空间上保持相对的均衡发展。回归地区均衡发展趋势，从表面上看似乎可能有损于直接的经济效率，
但是这种政策要求不仅从政治社会稳定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间接的经济效率看，也可以起到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它是应该在市场调节基础上逐步得到有效实施的政策。三是根据中国新一轮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路径，是要从加入全球价值链逐步走向建设和完善国内价值链，发挥国内价值链中微观治理机制对产业布局和转移的自动调节作用。这个问题需要专题讨论，限于篇幅在此不再论述。
第四，从动力机制结构看，最需要调整的是从低成本驱动的发展转向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的发展，更换发展的引擎系统。过去，我们的发展总体上属于利用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进入国际竞争，是一种典型的“后发战略”。进入相对均衡发展时期，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回旋余地，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延伸低成本“比较优势”或“雁阵形态”的产业配置和转移格局，但是从本质上看，最终还需要形成创新驱动的竞争优势，真正彻底地进入主要依赖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现代经济增长轨道。我国广大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已经具备了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的基本条件。这时，科技创新就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在制度创新的支持下，突破发展陷阱“魔咒”的主要武器，也在于加速发展创新型经济，由此才能用高经济回报化解生活水平提高后要素价值再评估的巨大压力。在创新型经济发展中，我国发达地区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角色，会由追赶者或赶超者逐步变为并行者，甚至成为领跑者，同时在角色定位上，会由技术标准的遵循者、模仿者变成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在市场结构的地位上，将由弱势的追随者，变成市场的垄断者或寡头竞争者；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的位置上，将由从事低端国际代工的“被俘获者”变成价值链的控制者和“链主”。为此，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机制，形成财富效应刺激科技创新的有效氛围；还要建立严厉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实施定期垄断的专利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和转化机制等。
第五，从调节机制结构看，最需要的是重新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均衡关系，建立“强政府 +强市场”的调节机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发展，得出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坚持走“强政府 + 弱市场”逐步转向“强政府 +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即除了发挥政府的有效作用外，还通过经济转轨不断形成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机制。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不是简单地通过引进政府调节的方式，而是通过不断完善市场的方式去解决，如放松政府管制，着力完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只有在市场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才通过政策解决或者引入政府来提高运行的效率，如基础设施领域和创新驱动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中国的发展经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代替市场或由政府去挤出市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强势政府”不是干预经济多、干预力度大、干预手段多的政府，而是坚守自己的公共调节职能、坚定不移地控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干预企业经营投资的政府，是坚守政府理性边界、只做适合于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的政府。就政府行为动机来说，比起干预经济，控制住自己不干预是更加困难的行为，是更强势的政府！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和追赶战略，如果坚持走“强政府 + 强市场”有效结合的道路，那么根据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最重要的机制结构改革问题就是三个方面：一是对“强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 二是变“弱市场”为“强市场”； 三是在实现“强市场”的基础上，实施“强政府”的有效调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