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稳中有为”的整体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决策者希望在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缓解包括就业在内的种种社会矛盾，这是主观意愿。
从客观形势上看，2014年很可能是2009年以来中国“保增长稳就业”比较艰难的一年。经济增速下行、国际形势复杂是这一年的主要挑战。因此，2014年将是充满诸多不确定性的一年。同时，由于保增长需要落实相关的改革措施并出台一些宏观调控政策，2014年也会是改革和政策层面充满众多看点的一年。总体上看，这一年十分值得期待。
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2014年之初的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然存在增速放缓的压力。这种压力的根源在于，现阶段尚难找到新一轮增长的发力点。
城镇化固然是众望所归的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但是城镇化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涉及到土地的合理利用、城市的合理规划以及地方财政资金缺口等重大挑战，传统城镇化方式所凸显出的弊端——土地的粗放式使用——更已经导致了城市规模的粗放式扩张，人居质量的难以保证，超出环境承载能力的城市扩张导致了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以及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等重大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换句话讲，城镇化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大馅饼”，但是这个“馅饼”没那么容易找得到下嘴的地方，当前粗放式发展的模式很难释放城镇化应有的潜力，至少在短期内很难。要把这个“大馅饼”转换为可以直接享用的美食，还需要进一步细加工。
与新经济增长点不明形成对比的是，传统的增长机制似乎难以持续。整体上讲，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已经非常之高，虽然各种统计数据不同，但一般的看法是其占GDP的20%-30%左右。如此巨大的地方债务规模，导致了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要动力的投资增长模式势必要减速，个别地方政府的债务因规模过大而难以偿还的问题，也有可能在2014年爆发。
传统上看，房地产是经济增长最直接和最主要的拉动力，但过去一年中国的房地产大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仍然有继续攀高的趋势，但是必须看到，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已经松动，甚至于开始下降。所以，依赖房地产投资带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同样难以持续。
突出风险点不可小觑
与地方债和房地产开发总体放缓的格局相对应的，是大量资金仍然沉淀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部门，整体经济的杠杆率之高是中国多年来从未有过的。高杠杆率加上经济增速相对于过去十年来两位数增长的下降所导致的整体经济的利润率下降，也就意味着，相当部分的旧债必须以新贷款来维系，否则将酿成较大规模的不良贷款。这种高杠杆率所带来的内生的贷款需求，会导致总体上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紧张和利率上涨，其直接后果是，一些新的投资项目难以获得资金，从而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长速度。必须看到的是，消费整体上讲在稳步上涨，其增速在近两年超过了GDP增速，但消费占GDP的比重毕竟不到50%，其增长难以逆转整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
2014年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风险点是物价。中国已经连续11年获得粮食增产，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粮食增产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而且，中国农产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整体上讲相对紧张。同时，2013年的物价水平，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增长幅度是比较低的，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农产品大小年相间隔的价格格局，使得2014年的物价水平也许会比较高。一旦2014年的物价高企，就会导致货币政策不得不有所收紧，这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增速下行之势更加严峻。
国内的风险之外，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风险来自于国际方面，主要是美国。美国经济的两大不确定因素——国债上限和量化宽松退出，是2014年全球关注的焦点。
2014年伊始，美国就将面临着国债上限提高的政治斗争——这是一个重要的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仍然没有就提升国债上限释放正面信号，因此，没有人能有把握地讲，这一轮政治斗争不会带来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继而引起全球金融市场的大动荡。特别有意思的是，目前美国的金融市场一片歌舞升平，股指屡创新高。但正是在这种莺歌燕舞的乐观情绪下，有可能出现重大的负面冲击。一旦美国国债上限不能够顺利提高，国际金融市场将出现新的恐慌和混乱，资金有可能进一步从海外重返美国，造成全球资金成本的上升。
第二个来自美国的不确定性就是，量化宽松政策会否在2014年以超过预期的力度加快退出。当前普遍的看法是美国的经济复苏比较健康，2014年全年经济增速有望达到2.8%，失业率会持续下降。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比目前的预期更快退出，将对世界其他国家带来负面的影响。总体上讲，美国经济增速的上涨不足以抵消其他经济体由于资金成本上升所带来的收缩。这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是利空的因素。
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2014年的政策有若干个看点，这些政策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决策者期望的目标，继续保持平稳上升的势头。
第一个看点是如何整顿和盘活地方债。2014年，很可能出现个别地区地方债违约的情形，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如何处理违约地区是一个考验。比较合理的政策，是把这些违约现象局部隔离开来，严防违约情绪向其他地区蔓延。具体办法可能是，针对这些违约地区进行局部的债务整顿，这需要地方政府、银行和中央政府三方都拿出一定的真金白银，以化解债务，弱化债务违约的影响。
第二个看点，就是如何能够通过简政放权，引导民营经济扩大投资，维系一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固定资产投资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当前的问题是，民营经济以及国有企业自发投资的动力不足，企业家普遍反映找不到投资的亮点。这一问题只能通过简政放权，向民营经济开放更多的投资领域，甚至于由政府直接在环保、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提出明确的让利，才能解决。这部分的改革，十分值得期待。部分地方政府的确也需要加快基础设施的建设，但是苦于没有资金。2014年颇有可能的是，或者由中央政府无条件转移部分财政资金，或者允许部分地方政府委托中央政府代发市政债，来推动固定资产的投资。
第三个看点是财政政策能否真正积极到位。中央财政政策可能会采取比较激进的手段来稳增长。整体上讲，中央财政具有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的巨大空间。中国当前货币存量虽然很高，但是国债水平却相当低，约占GDP的18%。国债与货币事实上是两类在正常情况下公众期待长期持有的金融资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都是需要的。加之有相当一部分期待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外投资者，非常希望投资中国的国债，在这样的背景下，适当扩大国债的发行，以此获得资金转移给地方政府，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举措。
第四个看点是金融改革能否及时到位，其与货币政策是否有相应的配合。当前银行的资金相对紧张，央行左右为难：一方面希望维系当前较紧的货币存量来推动银行的改革，让银行实现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清理旧账、坏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适当地增加流动性，来维系经济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境地，事实上完全可以通过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尤其是放松一部分区域性银行的准入限制来破解。这一部分新银行的入市，不仅能够从数量上壮大商业银行群体，并成为货币的发行者(商业银行是货币存量的重要创造者)，直接缓解资金紧张的局面;同时，这些区域性银行也能够更好地为区域性的中小型企业服务。金融改革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给商业银行松绑，让它们把部分的资产证券化，转移到债券市场。通过这个举措，可以让商业银行获得更多的资本金，更好地发挥创造金融资产的作用，同时也可以提升债券市场的作用。
第五个看点，就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能否进一步加快。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大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有所缓解，中国的进出口有望在2014年获得比较稳定的增长，尽管以贸易顺差为代表的外需已经难以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审慎乐观展望总体表现
综合以上种种因素，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初步分析预测认为，2014年中国经济有望出现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GDP增长将前低后高，预计全年达到7.6%，略低于2013年的全年预测值7.7%;CPI增长3.6%，高于2013年的2.7%;进出口增速接近10%，人民币对美元将升值1%左右;房地产投资增速略低于2013年，房价走势将进一步多元化，部分三线城市房价稳中有降;如上所述，假如地方债风险得到合理控制，同时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能够比较大规模地推开，由于地产整体风险有限，银行股将有可能带动整个A股市场，战胜IPO开阀的影响，最终实现比较可观的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