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按照惯例，思想理论界理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会议的成功召开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然而很遗憾，思想理论界近期对依法治国的研究宣传似乎并不热心。相反，倒是有权威人士重提阶级斗争的宏文惊动天下。此时此地，重提阶级斗争，是有利于依法治国呢，还是以专政压倒法治？在笔者看来，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后者而不可能是前者。
传统的阶级划分，是以人们的经济状况为基础。比如，新中国建立初期，土地改革时农村划分阶级，就是以拥有土地及收入多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雇农、贫农、下中农、上中农、富农、地主。如果套用这一方式，今天人们的收入状况千差万别，贫富差距也很显著，经济上的确形成了不同的阶（梯）级（有的专家也采用阶层的概念）。但是，有阶级的存在，并不表明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处理阶级关系的唯一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只能通过法治的方式进行处理和调节。比如，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一方面，通过立法，逐步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包括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另一方面，通过税收等方式，控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通过国家调控使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所谓合理，就是既要允许有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激励机制，形成大锅饭养懒汉；又不能使差距过分悬殊，差距悬殊将不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劳动积极性。
与法治的方式相反，强调阶级斗争的人，主张的却是专政。按照列宁的定义，“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如果说，一个革命党在夺取政权之初，为了巩固新生政权，需要以专政手段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因而专政的存在具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在成为执政党并长期执政以后，仍然崇拜专政，无法无天，这样做的结果，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做出了验证。在今天，如果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大约只有两类方式：一类是鼓动穷人抢夺富人的财富；一类是国家出面以专政的手段劫富济贫。果真如此的话，那就必然会全盘否定改革开放，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一大二公、普遍贫穷的境地。
近年来中国法治的倒退，就思想根源来说，就是主事者奉行专政思维，而反对法治思维。要搞专政，当然要有专政主体，这就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当权者。那么，谁是专政对象呢？那就是当权者瞧着不顺眼的人（至于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历朝历代都是法律惩治的对象，似乎并非专政论者特别关注的对象）。当权者要搞拆迁，钉子户就是专政对象；当权者要维稳，上访户就是专政对象，如此等等。当然，如此专政毕竟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现在有人打出阶级斗争的大旗，正是要给这样的专政提供理论根据。你若是穷人，那么你与当权者过不去，就是为了私利受国内外敌对势力收买利用；你若是富人，那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理当实行专政。如此一来，事情就好办得多，甚至不需要在法庭上打口舌官司，一顶政治帽子就可以置你于死地。只要认定你是专政对象，干脆连法律的外衣也可以弃之于地，便可以大获全胜，这是何等简洁明快！
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阶级斗争是造反的理论，而不是执政的理论。造反需要发动群众，这就离不开制造阶级仇恨。执政需要的是依法治国，在法治的框架内解决矛盾和纠纷。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主题，可以说是抓住了治国理政的牛鼻子，是推进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依法治国要把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这就使得某些信奉和尚打伞的大人先生们心里难受。不过，依法治国毕竟写入了宪法，正面反对并非明智之举。于是，借道阶级斗争，引出加强专政的主题来，这就动摇了依法治国的理论根基。对于这一企图，善良的人们不可不察。
（2014年9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