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法学院之所以精英，就在于它的追求不仅仅是司法上的，还要影响这个国家的政策和立法，甚至前进的方向。因此，有立法追求的精英法学院，最有可能也必定强化包括法律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
《新发现》（Science & Vie）中文版2009年第6期发表了一篇有趣的科普文章，讨论的是大脑成像技术对于法官审判的影响。这暗示神经科学在法律活动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甚至会替代法学的作用。果真如此，法学所建构出来的逻辑推理和解释体系，还有多大的价值？
挑战法学的社会科学
挑战法学的不仅仅是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在分析法律现象时，要比法学更有解释力，这自然也让法学的存在价值受到质疑。法学并非对此视而不见，而是采取了“负隅顽抗”的态度，那就是进一步强化法学的自主性地位，“纯洁”队伍。如果不能迎战社会科学，至少可以在法学院消极排斥社会科学研究。这似乎部分解释了在中国法学院，为什么社会科学研究难成气候。法条主义必定也必须压制社会科学主义，这样才能确保法学的自主性，培养自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问题是，法学院的作用不仅仅是进行法律职业教育，法学院的法学者还承担着立法的功能，法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政策制定特别是立法制定的活动当中。尽管法学者擅长对法律制度进行理性设计，但立法并不仅仅是理性设计法律条文，还必须考虑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法律的后果。
法学并不能帮助准确预测法律的后果。这意味着，一个好的法学者未必能成为好的立法者，甚至会成为糟糕的立法者。中国的立法进程其实已经能够说明，法学者尽管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负面作用也不小。而且，很多立法特别是经济立法，经济学者往往比法学者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我们的法学院研究还强调立法功能的一面，那么就必须将社会科学引入到法学，准确预测法律的后果。只有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才能增强法学的知识竞争力。将社会科学引入到法学，并不必然意味着让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研究者进入法学院。这并不可行。因为他们的首选其实是相应的社会科学院系，比如社会学人类学系、经济学系。即使是他们有心进法学院，法学院可能也未必留出进人指标，因为最需要的可能还是法学各专业师资，以增强学科建设。即使是他们辗转进了法学院，可能最先开或最需要他们开的，还是法学各专业主干课程。因此，现在更常见的情形是，在法学院有法学背景的研究者，通过主动学习社会科学，将其引入到法律现象的分析当中去。但这也导致由于法学者缺少社会科学专业训练，使得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整体上还不如主流法学研究对法律现象更有说服力，进一步加剧了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难成气候。
为什么缺乏问题意识
苏力、强世功认为缺乏“问题意识”是导致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难成气候的重要原因。但为什么缺乏“问题意识”？我认为是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缺乏知识传统。法学院的社会科学包括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社会学、法律与人类学、法律与政治学等等，涉及面太广。其结果往往是什么知识都涉及，但什么知识都运用得不深，弱化了法律社会科学研究的解释力。因此要有“问题意识”，首先要进入知识传统。目前还没有形成法律社会科学知识传统，但已有法律经济学、法律人类学知识传统，因此如果深入一个特定领域的知识传统进行研究，那么“问题意识”也更容易彰显出来。
所以，集中优势力量于一个特定领域，这将是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走出困境的突破方向。就整体而不是个人偏好而言，这一特定领域在现有条件下，不是法律社会学，也不是法律人类学，而是法律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擅长解释因果关系，分析法律的后果，其对政策和立法制定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其他法律社会科学。美国法学院的研究在整体上已经法律经济学化，是最好的参照。为增强法学院的法律经济学的影响力，研究者除了要引入法律经济学之外，还必须学好一门以上的部门法，而不仅仅是法理学，这样才能够大大推进法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
但包括法律经济学在内的法律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可能在中国法学院全面铺开，而更可能出现在精英法学院。就像圣约翰大学法学院 Brian Z. Tamanaha 教授曾分析为什么跨学科研究对大多数法学院可能是个坏主意，因为大多数法学院首先强调的还是法律职业教育，是以司法为追求的，案例分析方法、法律解释方法的训练更为急迫。精英法学院之所以精英，就在于它的追求不仅仅是司法上的，还要影响这个国家的政策和立法，甚至前进的方向。因此，有立法追求的精英法学院，最有可能也必定强化包括法律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