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
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两个标志性的特点：一个是从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看；另一个是从经济增长率看。
（一）从经济总量和人均量看。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00亿元，经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七年的努力，到1985年达到10000亿元的水平；又经过五年努力，到1990年达到20000亿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每年不断提高，达到30000亿元、40000亿元、50000亿元、……、直到100000亿元的水平；2003年，又达到了110000亿元的规模（见图1）。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经济总量（GDP）居世界第七位。居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国、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978-2003年）
从我国人均GDP看，20世纪80年代初一直到1987年，始终停留在300美元以下（见图2）。1984年，我国人均GDP是297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在这一年，邓小平同志两次讲话提出：“现在中国还很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中国来说，这是雄心壮志。”（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7页。）
图2 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81-2003年）
“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1984年6月30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64页。）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努力，到2000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856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实现了小平同志改革开放之初的伟大战略构想。到2003年，我国人均GDP又突破了1000美元，达到1090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
世界银行在每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把各个国家和地区分成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三类，中等收入又分成下中等、上中等。按世界银行的汇率计算方法，198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54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当年，我国人均GNP为3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人均GNP在756美元以上的为下中等收入国家。当年，我国人均GNP为780美元，开始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在当年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排名第140位。虽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整个世界行列里还是较落后的，我们未来的发展路程还很长。
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是一个重要的台阶，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主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这可能是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消费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随之升级，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有可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使国民经济继续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个经济、社会矛盾凸显的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扩大，消耗的资源也随之增加，资源约束的矛盾将更加突出；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就可能加剧。因此，在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这个台阶之后，可能会出现两种发展前景：一种是，抓住机遇，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并逐步走向现代化；另一种是，如果处理不好上述矛盾，经济就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前，甚至导致社会的动荡。如很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
综合上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它显示出两个含义：一是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趋势，即我国经济仍可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9％的增长。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可以保持一个较快增长的发展趋势。至于经济增长速度多快为宜，可以进一步探索。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要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要求每年保持7.2％的增长速度。我们的发展空间还很大。二是要特别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防止出现经济越发展反而社会矛盾越加突出的局面。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二）从经济增长率看。
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GDP增长率）达9.1％。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1990年，经济增长率正好处于一个低谷期，为3.8％（见图3）；经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10余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处于一个调整期。1991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在这种态势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发表了重要讲话，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由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根本转型，原有体制下的投资饥渴、急于求成、层层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还没有被克服。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很快冲出10％，达到14.2％的高峰，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给全线紧张，金融秩序混乱，明显出现了经济过热。1993年上半年，过热态势继续延续。1993年年中，中央当机立断，果断地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软着陆”调控措施，出台了整顿金融秩序、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16条措施。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96年，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均回落到10％以内。经济增长率从1993年的13.5％，经过1994年的12.6％、1995年的10.5％，回落到1996年的9.6％，平均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幅度回落。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也从1994年的21.7％高峰，回落到1996年的6.1％。“软着陆”取得成功。
图3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90-2003年）
一般来说，“软着陆”的调整成功之后，经济就应该稳定在一定的水平上，或者再逐步回升。但是，1997年、1998年、1999年连续三年又继续下滑。这样，共连续下滑了7年。7年当中，前4年是“软着陆”的主动调整，后3年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自1929-1933年世界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上还没有遇到过像亚洲金融危机这么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金融投机商首先以泰国为突破口，一夜之间就把泰国十几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毁坏了。从亚洲“四小虎”，到“四小龙”，到日本，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进入高速增长的东亚地区“群雁”全都被打下来了。对付这样严重金融危机的办法，就是暂时紧缩信贷、紧缩银根。我国已经进行了四年的“软着陆”经济调整，加上人民币不可完全兑换这道防火墙，我国所受的冲击相对小一些，但毕竟周边国家均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再加上香港刚刚回归祖国，要保持住香港的繁荣，顶住金融危机的冲击，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放松信贷的方法来使已成功实现“软着陆”的经济重新起飞。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在居民消费和支出中，原先属于福利化的部分，正在市场化。教育要高收费了，住房也要花钱去买，下岗失业的要为自己准备一些失业金，养老也都逐步市场化了，因此，大家要去储蓄，为子女教育，为下岗后的生活，为买房子，为养老而去储蓄。这就使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有效需求的不足，1998年中央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到2000年经济从7.1％的低谷开始回升至8％。但2001年又受美国经济调整（包括“9.11”的冲击）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同步陷入低增长或衰退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又降到7.3％。2002年又回到8％。从1997年到2002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一个“七上八下”的相对平稳的位势上。这是来之不易的。与同期世界主要国家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经济增长的态势显示出“一枝独秀”的情景。在这里，“一枝独秀”仅用于说明经济波动态势的比较。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9.1％，出现了新的上升趋势。2003年11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
综合上述，2003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经济增长率达到9.1％。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显示出中短期的周期波动趋势，即结束了自1993年下半年开始实施“软着陆”政策以来，至1999年连续7年平均每年下滑一个百分点，以及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至2002年连续6年“七上八下”的高位低谷的局面，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另一方面，9.1％的增长率也显示出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即宏观调控出现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如果宏观调控太松，我国经济就会像20世纪90年代初那样，很快冲过10％，经济就会过热，经济过热又要进行大的调整。第二种，如果宏观调控太紧，经济又有可能回缩到8％以下。第三种，如果宏观调控得当，适时适度，就能够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得以延长，使经济既平稳又较快地持续发展。
2004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9.8％。这是在2003年第三、第四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达到9.6％和9.9％的基础上，宏观经济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一方面看，我国经济增长的位势由1998-2002年间的7％-8％上升到9％，这是来之不易的良好态势，表明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国民经济形势总体上看好。但另一方面，百分之九点几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贴近10％的上限警戒线。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看，特别是从我国目前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的资源供给看，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9％左右，适度经济增长区间为8％-10％。低于8％，经济生活比较紧张，失业问题不好解决；高于10％，瓶颈制约严重，宏观调控难度大。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的上限警戒线大体可以把握在10％。如果经济增长率冲出10％，就有可能从局部过热走向总体过热，并导致大起大落。从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已处于由局部过热到总体过热的边缘上，特别是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对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仍将会较高，这与2003年第二季度抗击非典时经济增长率基数较低（6.7％）有关。今年第三、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会有所降温；全年看，如果宏观调控得好，经济增长率将会略低于2003年，但仍会保持8％以上的良好发展势头。
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在今年3月份“两会”期间，就可归纳为10种不同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不做评论，只做一种纪实，供大家参考。第一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存在过热问题，而且是总量过热。这是吴敬连教授的观点。第二种，认为中国经济总体向好，但出现过热倾向和苗头。这是张卓元教授的观点。第三种，认为是局部投资过热，需防止日后造成通货紧缩。这是林毅夫教授的观点。前三种观点中都带“热”字，但程度不同。第四种，提出三个不要轻言，即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
这是萧灼基教授的观点。第五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怕冷不怕热，稍微热一点没有问题，但冷一点就会出麻烦。这是厉以宁教授的观点。第六种，认为中国经济运行有冷（消费）有热（投资）。这是赵龙同志的观点。第七种，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不是过热问题，而是宏观经济偏冷特征并没有明显改变，最终消费没有激活。这是贺铿教授的观点。第六、第七两种观点中都带“冷”字。第八种，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同志在“两会”期间回答记者问题时提出的看法，认为不能简单说经济过热或不过热，当前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要比用过热或不过热概括复杂得多。第九、第十种观点是一个延伸。2003年讨论过热或不过热问题时，还没有涉及到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通货紧缩。今年讨论过热或不过热时就引伸到通货膨胀问题了。第九种，认为当前通货膨胀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这是央行行长周小川同志提出的看法。第十种，认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这是姚景元教授的观点。
二、如何把握当前的经济走势
为了正确地把握当前的经济走势，我们应该注意“四个不可混淆”：
一是不可混淆长期趋势与中短期周期波动趋势。我国人均GDP跨上1000美元台阶，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升级，重化工业发展加快，这表明我国经济在未来（比如20年）有可能较快增长的长期趋势。而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表明的是一种中短期周期波动趋势。在分析经济走势时，有同志只作长期趋势分析，而不作中短期的周期波动趋势分析。我们认为，对长期增长趋势的分析不能代替对中短期周期波动趋势的分析。长期增长趋势是在中短期周期波动中实现的（如5年左右的短期波动或10年左右的中期波动）。在长期增长趋势的实现中，不排除其间可能出现大的波动。不能认为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是自然而然地实现的，不需要宏观调控。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通过中短期周期波动中的平稳较快增长，来实现长期的平稳较快增长。
二是不可混淆当前时点与未来时点。在当前时点考察，居民消费价格尚未过高地上涨。但对当前时点的判断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对未来时点的判断。通货膨胀有一个传递过程。如果没有必要的宏观调控，这个传导就非常快；如果有了适时适度的宏观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住，即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相应的信贷规模控制住，最终，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才不致严重上涨。若等通货膨胀已经十分明显了之后再来进行宏观调控，那就晚了。对通货膨胀一定要做动态分析，而不能只停留在眼前的静态分析上，要未雨绸缪。
三是不可混淆投机需求与正常需求。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某些行业会出现如下情况：由初始的恢复性增长演变为过热增长；过热增长由其高需求、高价格所推动；高价格带来巨额的高利润；巨额的高利润刺激了投机需求；投机需求进一步抬高了物价。一些地方已出现钢材、铁矿石、房地产等的投机需求。投机需求是一种虚假需求，其带动的物价上涨是价格泡沫。不能把这种投机需求误认为是市场的正常需求。
四是不可混淆宏观调控与宏观经济学。有同志提出，“所谓‘过热’，是一个宏观经济的总量概念（即社会总需求过度增长，超过了总供给能力），不能使用‘局部过热’的说法。”不错，在宏观经济学中，所谓“过热”的确是一个总量概念，但宏观调控不等于宏观经济学。宏观调控是个实践问题，是多科学综合运用的问题，既包括总量问题，也包括结构问题，如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地区结构、物价变动结构等等。所谓“过热”问题，不仅是宏观经济学问题，更是经济周期理论问题。在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不仅研究总需求、总供给的总量问题，而且也注重研究生产结构失调的结构问题，研究某一行业、某一部门、某类工业过度投资和过度扩张（即所谓“局部过热”）引起“局部衰退”，进而引起总需求减退和经济的普遍收缩。所以，“局部过热”概念是经济周期理论中的概念，是可以使用的。
三、正确认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
要想正确把握当前宏观经济的走势，还必须正确认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背景特点，要注意“四个变与未变”：
一是体制基础变了，但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机理未变，仍然需要防止经济过热和大起大落。在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多次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导致大起大落（见图4）。文化大革命前，有3次大起，1958年、1964年和1970年，经济增长率分别高达21.3％、18.3％和19.4％，即接近或超过了20％。文化大革命后，有4次大起，1978年、1984年、1987年和1992年，经济增长率分别达11.7％、15.2％、11.6％和14.2％，均超过了10％。
图4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1953-2003年）
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新一轮经济周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第一个周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还会不会发生经济过热，市场经济下的过热还会不会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或说在市场经济下还有没有必要防止经济过热，是必然要提出的问题。实际上，经济过热、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大起导致大落，本来就是市场经济下和工业化过程中发生的现象。1825年英国发生了第一次全面性经济危机，从此开始了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周期波动历程。20世纪前40年内美国就发生过四次波峰与波谷之间落差在19.8-21.5个百分点的大起大落（见图5）。二战以后，美国政府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加之产业结构的升级，使经济波动的波幅缩小。
图5 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1900-1939年）
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经济运行有起必有落的基本机理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同，在经济周期波动的具体形成机制（如启动机制、制约机制）和具体表现形式（如波幅）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历史上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有两类，一类是我国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一类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下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初步建立，经济运行当中既带有转型之前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冲动，同时又带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些特点，如企业所有制的多元化，企业行为的市场化等等。因此，两类大起大落的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特别是大起，越是大起，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越严重，在调整时就越会导致大落。
中外经济周期的历史表明，大起大落的核心是固定资产投资波动的剧烈性。大起，往往首先是从投资的大起开始。1999年是我国投资增长的最低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仅为5.1％。2000年以后速度不断加快，今年一季度升到43％，其中某些行业出现局部过热。2003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煤炭业投资增长52.3％，纺织业投资增长80.4％，汽车业投资增长87.2％，电解铝投资增长92.9％，钢铁业投资增长96.6％，水泥投资增长121.9％。随着宏观调控效果的逐步显现，估计4月份增速可能有所减缓。目前，投资增长过快，再建规模过大，某些行业与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相当严重，以及由此带来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供求紧张的状况进一步加剧，货币信贷增长再度加快，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二是消费结构变了，但需求面的消费制约仍然会存在。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住宅、汽车为代表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在今后一段长时间内增长的重要动因。这个长期趋势没有问题。但是，从中短期看，目前我国人均GDP刚刚跨上1000美元的台阶，总体购买力还比较低，消费结构的这一升级刚刚开始，还需要有一个分阶段实现的长过程。我国现在正值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时期，客观上说，正是经济波动幅度加大的时期。要使经济平稳且较快发展，就更要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而不能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就可以使经济自然而然地、一帆风顺地快速和平稳地增长。
三是供求关系变了，但供给面的瓶颈制约仍然会存在。虽然前几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但是一旦经济过热，煤电油运和重要原材料还会出现瓶颈制约。特别是前几年大家忽视了一个瓶颈，那就是粮食。在经济快速增长中，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现象比较突出，粮食减产较多。1999年以来，我国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连年减少，到2003年，已从1998年的17亿亩降为14.9亿亩，是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2003年粮食总产量由1998年的最高点10246亿斤降为8600亿斤，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所以，在这次宏观调控中，特别强调严格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
四是物价态势变了，但经济增长过快仍然会导致通货膨胀。有观点认为，连续多年的通货紧缩尚未结束，经济加快增长不会引发新的通货膨胀，因而不必担心经济过热。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下，就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的一般规律来讲，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二者之间具有同向变化关系。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物价总水平亦上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物价总水平亦下降（或是物价总水平上涨率的下降，或是物价总水平的绝对下降）。二者之间的变化往往略有一个时滞。当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仍会遵循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二者之间的一般变化规律，相应地引起物价总水平的上涨。由经济增长率的上升到物价总水平的上升，有一个传递过程，包括由初级产品价格、中间产品价格到最终产品价格的传递过程，由出厂价格、批发价格到零售价格的传递过程，由农产品到食品的传递过程。这一传递过程是否将引起物价总水平的全面上扬或严重上扬，要看其源头，主要是投资规模及相应的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力度。局部过热，会引起局部的、结构性的物价上涨，而若发展到全局过热，仍会引起全面的通货膨胀，甚或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典型的经济周期规律的表现。今年，如果宏观调控得好，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有望控制在3％左右。注意，这里的前提是适时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如果不进行宏观调控，听任市场价格任意上涨，那么，物价总水平的严重滞后上升就将难以控制。
四、宏观对策
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宏观调控作为9项任务的第一项任务，提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宏观调控的基本着眼点是：“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要适时适度地进行宏观调控，同时要“有控有扩”。“有控有扩”包括四个层次的含义：
一是从投资与消费这两大国内需求的总结构来看，要有控有扩。对局部过热的那些投资需求，要调控；而对消费需求，仍然需要扩大。
二是从投资内部结构看，要有控有扩。对局部过热行业的投资，对高消耗高污染的投资，对各地的形象工程、高档住宅，圈地造镇等投资，要调控；而对于农业、能吸纳就业的第三产业，以及各种社会事业的投资，仍然需要扩大。
三是从消费内部结构看，要有控有扩。对铺张浪费、贪污腐化、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这一类消费，要严加控制；而对于农民、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仍然需要扩大。
四是从地区结构看，要有控有扩。要考虑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局部过热的地方要调控；而对西部、对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还是要扩大投资。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使用方向上做些调整。在总量上，长期建设国债已经由前几年的1500亿元降到2004年的1100亿元。重要的是，2004年国债投向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过去几年主要防止经济下滑、拉动经济增长，转向集中用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上。在货币政策方面，要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适当控制货币信贷规模，优化信贷结构，既要支持经济增长又要防止通货膨胀和防范金融风险。
五、微观对策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市场的主体，盈亏都要自担。因此，企业自身也必须建立起自己的应对市场波动风险的安全防范机制。初步归纳，可有四种类型：
一是以丰补欠。市场形势好的时候赚下的钱，别都一下子花掉，要留有余地，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预存一下，以备市场形势突然变化时的需要。
二是发展创新产品。包括厉行节约，降低消耗，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发展高质量、多品种的创新产品，以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和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时立于不败之地。德国西门子公司经久不衰，原因是把各种产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经济波动密切相关的产品，一类是与经济波动无关的产品。后一种产品，其收益稳定，但不高。前一种产品，在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时收益特别高，而在下降阶段时就可能出现亏损。因此，要推进技术进步，不断研制和发展创新产品，一旦市场波动，马上推出新产品，把旧产品替代下来，使赢利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多元化经营。如德国奔驰公司，其在汽车业的投资只占其总资本的1/4，投资其他产业占3/4（其他三种产业各占1/4），以防止汽车业的波动引起公司总收益的大幅波动。
四是上下一条龙经营。据报道，中国钢铁业巨头之一的宝钢集团，在一般投资商热血沸腾地涌入钢铁业、抢占钢铁投资地盘的时候，却没有利用自己的实力去搅动这股已经很烫的投资热，而是做了一些钢铁业本身之外的投资，如上游的铁矿石开采和煤炭开采，下游的新型汽车用板设计等等，在上下游初步形成了一个安全的产业链。这比盲目地在本行业内投资抢地盘重要得多。钢铁业在“虚火退去”之后，将进入新一轮调整。谁赢得安全的产业链，谁就能赢得市场，就能巩固竞争力，否则就可能面临淘汰出局的结果。
原文来源：《北京金融》2004年第06期 第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