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转向中高速，而且伴随着深刻的结构变化、发展方式变化和体制变化。与此同时，适应新常态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也逐步成型。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较弱，房地产调整远未到位，一些领域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我国经济仍将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预计经济增长将下调到７%左右，但就业形势仍将比较乐观。2015年应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把转变发展方式和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实施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相结合的宏观政策。
今年初，面对经济再次下行的压力，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去年以来的探索，继续创新调控思路和方式，在加强区间管理的基础上，推出定向调控措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处于合理区间，特别是在经济增速稳中缓降的同时，结构优化效应增强，新的增长动力开始形成。经济运行的这些新特点显示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分析和研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形势，必须正确把握新常态的基本特征，既要看到挑战，更要看到机遇，特别是要认识到我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结构变化是“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重要表现。在政策选择上，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点，适应新常态的内在发展要求，坚持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政策的结合，既要稳增长，更要激活力、增后劲、释潜力，使2015年经济运行继续处于合理区间，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积极变化更加明显，为新的五年规划我国经济再上新台阶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对新常态、“稳中有进”含义的认识
（一）新常态是一种内在趋势，是挑战更是机遇
我们对新常态的到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会感到迷惘，无所适从，也会乱了手脚。新常态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在某种程度上讲，新常态确实是一种压力和挑战，如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会对一些行业、一些地区、一些群体会产生较大的短期压力，影响人们的就业和收入，影响企业的盈利，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同时，新常态下会有许多难题亟待解决，而这些问题是长期累积形成的，其中一些在经济运行放慢下有可能释放出巨大的风险。但我们要有信心，更要看到，新常态正带来许多积极的变化，中国经济开始向更高水平迈进，有更好的发展前景和更大的回旋余地。正如在前不久召开的北京APEC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核心是三个变化，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认为，这是新常态的典型特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积极变化，即在经济增速降至中高速水平的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这里的关键是，这种新常态能否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最终完成经济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升级。在对新常态的认识上，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三个角度来把握其内涵和内在动力。
首先，新常态是一种新趋势，是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反映。国际经验和一般的规律是，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中等收入后，经济增长率将出现30~40%的递减，世界各国和地区无一例外。由“高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一种内在趋势，但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将全面优化升级，经济发展进入到“提质增效”、“结构优化”的新时期。对此，我们要顺应这一新趋势，而不是逆势而行，最主要是要放弃高增长思维，不能以“速度”论英雄，特别是在人均GDP已超过１万美元的地区，要把发展重点更多的放在结构升级、提质增效上。
其次，新常态并不是已经实现的状态，而是一种新的发展目标，需要我们积极作为才能获取。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一些积极变化，仅仅是一种好的前兆，向更高水平迈进的积极信号，我国经济最终能否实现全面的转型升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对此，要有紧迫感和危机感。实际上，当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后，经济增长不仅都出现较大的波动（大幅减速），而且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转型升级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变；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情况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不是转向中高速或中速，而是转向长期低增长或衰退，同时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爆发金融危机等。也就是说，在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一国或一地区经济新常态实际有两种前景，一种是好的新常态，经济增长放慢趋稳、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发展获得新动力，国家的经济水平由中等上升到中高等水平；另一种是坏的新常态，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好的新常态，不是一种自然、必然的状态，它是一种可能的较优状态，如果不去努力，不解决经济结构中出现的各种突出问题，不对制约经济发展升级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进行改革攻坚，好的新常态是得不到的。
三是面对新常态，各级政府都要确定新发展思路和政策，这也是新常态的内涵，即经济政策的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主要是由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决定的，在这一新阶段，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环境、内在动力和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适合于旧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已经不适应新常态发展，必须做重大的调整和变化，并逐步“常态化”，如新一届政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再采取强的货币刺激政策，不再依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计划，拉动经济增长回升，而是在保持货币政策稳健的基础上，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提出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的新经济政策，主要是从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和释放长期发展潜力上下功夫，依靠改革、补短板、兜底线、优化结构等办法稳增长，努力使经济运行持续处于合理区间，推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二）判断经济形势好坏，既要看增长，更要看结构和质量效益
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一直把“稳中求进”作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去年中央政府判断我国经济是“稳中有进”、“稳中向好”，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能否继续说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呢？
对“稳中求进”和“稳中有进”，人们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这种理解是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的。过去在改革开放早期，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也提出过“稳中求进”的概念，其含义是在保持经济某一基本速度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这里说的“稳中求进”，“稳”和“进”指的都是增长速度。但现在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经济增长仍在继续下行，而且是一种内生的中长期趋势。去年中央讲“稳中有进”，是在第三季度经济增速有所回升的情况下说的，这里的意思既讲经济速度的“企稳回升”，也讲就业形势较好、结构优化升级、质量效益提升，人们较为信服。从今年的情况看，未来二三年经济下行压力都不会减弱，经济增长趋势是“稳中有降”，不是“稳中有升”，在一些人看来，“稳中求进”就是要努力实现经济增速的企稳回升，经济增长速度如果继续下降就不能讲“稳中有进”、“稳中向好”。这引发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在新发展阶段和新常态下，衡量经济增长好坏的标准是否应该发生变化。就像人在完成“长个子”阶段后，是否仍要用“长个子”多少、多快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健康发育的关键指标？答案是否定的，此时，衡量人的发展进步的指标是知识和能力。人们习惯于用增长速度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好坏，只要是经济增长速度在下滑，就认定经济运行是在变坏，特别是一当经济增长下行，人们就开始担心，开始不安，国际国内唱空唱衰的声音就会加大。我们把这称之为高增长的依赖症和对新常态发展的不适应症。现在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和发展动力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相应的判断标准也应发生变化。
我们提出，看经济运行好坏，不能仅看速度，更要看结构变化和质量效益。“稳”和“进”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方面，“稳”是指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不是指经济增长一定要回升，只要主要指标不越出合理区间的上限和下限，都是稳，特别是稳定就业是稳增长的根本内涵。而“进”则指促改革和调结构在不断取得成效。就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来讲，“进”更重要，尽管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仍可能继续放慢，但结构变化在加快，市场活力在增强，长期的增长潜力在逐步释放，那么，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在不断向好。即出现了速度递减而报酬递增的新形势，这就是中国的新增长，新发展。
二、2015年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对2015年的经济，社会上最关心的是四个问题：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国内经济增长趋势是向上还是向下，向下是微调，还是大幅调整？会不会再现通货紧缩问题？改革的突破口有哪些？
（一）国际形势短期向好，但内生动力依然不足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大环境总体对我有利，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成为全球共识。但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来自外部的风险和挑战不可小视。
从短期看，明后年世界经济虽仍将保持周期性温和复苏态势，但不稳定不确定性仍然较多。一是美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回升态势。其复苏基础在不断稳固，尽管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仍显不足，但就业好转、个人消费支出增加说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在增强。二是欧日经济将依然低迷。尽管欧洲已经度过了债务危机的最困难时期，但内部复苏不均匀，欧洲的高失业率和结构问题，使其内在增长动力严重不足，今年以来出现的通货紧缩苗头更是雪上加霜。日本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效应和大地震“灾后重建”效应已经明显衰减，经济再陷低迷状态。三是新兴经济体总体仍处于增长调整期，普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从中长期看，国际经济发展对我国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一是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正面临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积极推进TPP、TTIP，以美联储为中心的六国实行货币互换，对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带来新挑战。二是世界正在酝酿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应用，对传统产业往往具有颠覆性，对现有产业体系可能带来很大冲击。当然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总体看，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可能略好于2014年，但仍然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对我国经济的拉动效应不能估计过高。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带来的风险在明显上升，特别是乌克兰危机的持续化和中东局势的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很大的不稳定，对经济复苏产生较大的压力。
（二）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但不会大幅下滑
2015年经济形势如何？是像前两年一样，继续缓慢下行,还是大幅滑落，打破过去三年形成的“温和调整”模式？值得高度关注。分析明年的宏观经济走势，要从两条线看，一是看实体经济的走势，另一个就是看虚拟经济，特别是资金流的情况。
从实体经济看，2015年经济下行压力很可能会进一步增大。首先，从中期趋势来看，受“三期叠加”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调整远未到位，还会继续惯性下滑。其次，从影响因素看，投资与房地产的调整是导致2014年经济下行的最主要因素，2015年的压力会更大。我国投资自2003年开始连续10年保持20%以上的高增长，仅去年才首次降到20%以下，2014年以来回落幅度加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房地产进入周期性和阶段性调整，拉动经济增长加快下行，而房地产过度增长持续时间很长，现在调整才刚刚开始，明后年房地产调整力度还可能加大。另一方面，资金成本过高，对投资增长形成很大的抑制作用。在需求相对不足、物价增长放慢的情况下，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将明显降低盈利能力，从而抑制投资需求增长。因此，2015年投资增长将继续放慢，预计增长12-13%。受最近两年就业形势较好、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的积极影响，2015年的消费增长仍将平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将继续在10%以上，这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强的支撑。总之，2015年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仍会较大，
但调整仍然是温和的，预计GDP增长7%左右。
从虚拟经济和资金流的情况看，2015年流动性风险将上升。据一些权威研究表明，世界上每次发生大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都有一些相似的前兆，如前期都出现过持续较长时间、力度很大的刺激政策，并且在经济步入调整的过程中都出现过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都经过泡沫式增长并破灭的过程，最终因出现较为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而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此有不少相似之处。一方面，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房地产市场深刻调整，将导致企业应收帐款、库存大幅增加，并使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率明显上升，这是一个市场风险不断释放的过程，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资金流动性放慢、资金流不足。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的体制问题，虚拟经济内部循环，脱离实体经济，导致利率不跌反升。如果这种现象长期持续下去，将会出现严重的流动性不足问题。因此，当务之急是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控，努力降低融资成本，避免出现严重的流动性风险。
（三）物价增幅将继续回落，但不会出现新的通货紧缩
中国经济下行还在继续，此轮经济调整远未到位，可能会跌破７%，这将拉动物价总水平继续下行，同时，最近原油国际市场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对我国物价增长形成反压。也因此，不少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出现新的通货紧缩。我们认为近期发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较小。主要理由是：一方面，与1998至2001年比较，物价增长的结构不同，上一轮经济增长中，CPI和PPI同步下降，这次是一涨一跌，也就是说物价调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生产资料领域，前期投资品领域价格的暴涨引发了过度的投资，经济增长放慢后则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导致PPI持续下跌。在决定CPI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食品价格，尽管最近一段时间其增幅也在回落，但仍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这与1998年至2001年间完全不同，那时物价下跌的主因是食品价格下跌。另一方面，从内生的价格因素看，物价总水平难以由正转负。非食品价格连续3年的稳定增长就是明证。这里的原因也值得分析，主要原因是消费增长的稳定。尽管经济增长已连续3年回落到８%以下，但消费增长调整较为温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目前仍达12%，实际增长率超过10%，这明显与1998年至2001年间不同，当时是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同步大幅下滑。而消费增长平稳的原因是因为就业形势较好，就业形势好，居民收入增长就比较快，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增长自然较快，这三者是一致的。更进一步说，就业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对经济不断下行的压力，新一届政府重视稳就业，对中小企业实施减税、降低创业成本、定向调准等措施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二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服务业主导的新阶段，有利于就业的增加和稳定。据测算，现在经济增长7%左右所创造的新就业机会相当于10多年前经济增长15%左右。消费稳定，价格就会相对稳定。因此，我们相信，只要服务业、就业、收入、消费一致性保持稳定增长的话，通货紧缩就难以发生。
2015年物价指数大跌不易，大涨也难。我们预计是继续稳中有降，CPI增长在1.8%左右。主要是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近阶段食品价格增长一直较为平稳，这是物价总水平增长基本稳定的最主要因素。导致食品价格稳定的原因有：一是粮食问题从国内或全球看，都已基本解决，这得益于农业的技术进步，粮食问题不在数量供应而在质量提高，或者说主要是面临着很大的食品安全问题。二是无论从国内看，还是从国际看，这两年气候条件较好，我国2014年的自然灾害是明显少于常年的，这对粮食产量的稳定起了关键性作用。三是经济繁荣时期，各种投机行为泛滥，农产品常成为“市场炒作”的对象，其价格的“蛛网曲线”特征很容易被投资者利用，农业的某些事件或自然灾害容易被人为“放大”，导致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实际上供求关系并不那么紧张，特别是作为完全竞争市场，它具有自我调节恢复正常的能力。因此，经济下行或趋稳，投机性的炒作也随着减少。另一方面，非食品价格也保持稳定。尽管最近受国际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下跌的影响，我国的非食品价格增幅在2014年9月和10月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仍较高，政府和企业积极消化产能过剩问题，使得非食品价格仍会保持一定的增幅。
（四）明年改革至少有三大突破口
去年年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大方向和对五位一体改革进行了整体设计和全面部署，今年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继续深化，进一步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商市制度改革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其他的改革有的因立法需要一定的时间，有的在紧锣密鼓的设计之中，因此，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而明年将是改革攻坚年，一些重点、关键领域的改革有望迈出重大步伐。有三大改革值得期待。一是户籍制度改革有望提速。这在年底有两个重要信号。2014年11月17日，全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会议并强调，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意愿，扎实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这是对户籍制度改革迟迟不动的一种督促。几天后，也就是11月2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了调整，明确了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根据常住人口分为五类七档。明确城市规模标准后，地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有了重要依据。二是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李克强总理11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价格改革，要求以逐步有序的方式，改革能源、交通、环保等价格形成机制，稳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绝大部分专业服务价格。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微观领域，这些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加快推进，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新定位落到实处。三是财税、金融改革有望实现重大进展。由于当前许多发展问题的根源是财税、金融体制不合理，不论从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角度，还是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都需要加大财政、金融两大宏观经济领域的改革，并尽快取得突破性进展。
三、有关政策建议
2015年是“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2015年的经济工作对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和为“十三五”开局奠定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保持经济运行继续处于合理区间，并在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取得重大进展，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适当下调经济增长目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稳定。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既要顺应趋势的变化，也要考虑经济发展“底线”（就业）的需要。我们赞同将2015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下调到７%左右。理由有：一是根据中长期发展目标2020年我国经济规模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年均增速达7.2%就能完成这一目标，而前四年（2011-2014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8.1%，据我们测算，未来6年年均增速为6.5%，就能实际上述目标。而且７%左右的目标也是与“十二五”规划相一致。二是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对就业增长形成很强的支撑作用，目前７%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增量比10年前10%以上的经济增长还多。三是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调整相比，我们对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仍然是缓慢的或温和的。2008年之间的30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最近三年平均为7.7%，降2.2个百分点，但经济目标仅调整0.5个百分点，从8%左右降至7.5%左右，再调0.5个百分点，加总也仅调整1个百分点。从近几年的实际看，社会对此的承受力在增强，市场主体都在做很好的适应，逐步认可了倒逼机制对转型升级的重要作用。四是将经济增长目标适度下调，可以适度减轻稳增长压力，为调结构、促改革创造更大的空间。
坚持“一积极一稳健”宏观经济政策，并适当增加灵活性。在坚持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定向调控。财政政策，既要继续注重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又要注重加大定向调控的力度。一是把握年赤字率低于３%的警界线，适当增加财政赤字。二是继续盘活财政存量，将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结合，化解地方性债务风险与增加地方政府融资渠道结合，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渠道。三是出台更多既能解决企业当前困难和促进未来长远的定向调控措施。如将严格预算结余的财政资金（据前期媒体报告今年末有４万亿财政资金花不出去）用于对中小企业减税和财政贴息。各级政府还可拿出一笔财政资金按成本加适度利润价格收购处于困境中的一些房地产企业的已建住房，用于替代保障房建设任务。货币政策要在坚持稳健的同时增加灵活性。坚定地不搞强刺激的货币政策，但要加强短期流动性管理，进一步发挥金融货币定向调控作用。明年广义货币供应量预期增长13%左右。央行应继续强化对短期流动性的安全管理，防止再次出现新的“钱荒”，处理好金融改革、金融结构优化与防风险的关系。金融政策定向调控的重点仍要放在中小企业上，采取更多措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对一些暂时遇到经营困难但总体健康的高负债企业给予特别的金融救助。2014年要在出台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的同时，全面放开存款利率，并加大力度支持民资银行的发展。
（二）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转方式、调结构是中国产业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由大变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有效途径。重点是：(1)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既包括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也包括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加大体制创新和政策支持力度，把健康、休闲旅游、文化等培育为新的消费增长点；加快长江交通运输走廊建设，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带动东中西、南北的经济融合，以优化产业和区域交通一体化为核心，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等。（2）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主要方向是深化国企改革，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公平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3）着力推动中国经济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显著提高一些战略性产业（汽车、节能环保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支持已形成一定新的优势产业（如高铁、光伏产业、造船业和支线飞机）继续做大做强。鼓励企业跨部门、跨行业兼并重组，对民营资本的兼并重组提供更多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支持。（4）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和质量。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重要抓手，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加快和提升服务业发展水平。在新常态下，服务业是结构升级、扩大就业、缩小收入分配的重要渠道。服务业一直是我们的短板，目前发展速度仍偏低，主要是受到各种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限制，必须从改革和开放两方面为服务业发展提供强劲推进力，促进服务业快速发展。各级政府要像过去抓工业一样抓服务业发展，把增加公共产品供给与促进服务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
（三）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努力实现改革的重大突破。继续深化政府行政体制改革，重点清理取消不必要的生产经营准入限制、行业管理规定，进一步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范企业投资前置审批及中介服务环节，逐步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全面推进和落实中央确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全面清理专项转移支付项目，提出压缩专项转移资金、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数量和项目清单，确定改革的时间表。加快房产税、环境保护税的立法和实施。扩大地方债的试点范围和规模。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央确定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加快落实和取得成果。抓紧制定和实施国企改革和资源品价格改革，对国企改革要加快确定路线图和时间表，并尽快推进落实；资源品价格改革，不仅要全面放开资源品价格，而且相应的税收改革要同步推进，资源税全面改为从价征收。
（四）进一步做好强基础、惠民生的工作。加强农业和公共基础设设。继续加大扶农惠农优农政策力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力度。支持社会资本、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补生态环保的短板。加强生态保护和染污治理，特别是治理雾霾，不仅能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而且可以促进我国的节能环保产业大发展，为推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培育出新的增长点。
（五）定规划谋长远。2015年是规划年，而且“十三五”规划具有“承上起下”的重要作用。“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第一个100年目标的冲刺阶段。“十三五”规划既是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划，也是一个全面实施转型发展战略的规划，以此推进我国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目标的实现。要认真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认真研究我国处于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趋势和存在的关键问题，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板，努力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推动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方向，对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进行战略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