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的三大增长动力逐渐退潮的同时，新的三大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显现，新的“三进”正在对冲着旧的“三退”。
两边在交替和替代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传统动力失速过快、新增动力发力缓慢的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失速问题。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是特定动力结构转型问题，不可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解决。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大力推进和培养新动力，同时不能让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退潮过快。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要转型，经济结构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动，这是我国经济合规律性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一轮我国经济结构合规律性调整的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三退三进”上。什么时候“三退三进”基本完成了，什么时候经济结构的调整基本到位，这时经济增长率才能稳定下来，才是能持久的增长率。
三大传统动力依次“退潮”
所谓“三退”，是指推动我国经济前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高速增长的三大传统动力将依次“退潮”。
首先，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的退潮。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加入WTO后形成的贸易制度优势，我国政府推行基础设施先行战略所形成的物流通关优势，两亿多农民工进城所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地方政府竞争性招商引资政策所形成的投资成本和综合商务成本优势，造就了中国全球最优良中低端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也必然成就中国成为数量上的全球贸易大国。无论是来料加工，贴牌生产或一般贸易，都因要素成本低、通商贸易便利、地方政府竞相支持而高度繁荣。这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然而，我国的资源禀赋也注定不能成为“世界工厂”。极其脆弱的生态环境、稀缺的矿物能源资源、珍贵的可用于生产和城市建设的土地资源、庞大的人口承载压力，注定我国不可能长期成为世界中低端制造业的乐园。耗能耗材耗土地且污染严重的中低端制造业只能是我国特定阶段的过渡性产业。2008年以后，我国贸易增长率开始下降，中低端制造业开始退潮，制造业投资开始下降。然而，即使在这时候，各地政府仍然不意愿低端制造业退潮，推出了一系列低端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政策，似乎低端制造业在中西部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现在看起来，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的资源禀赋更不合适低端贸易加工业的发展。
低端制造业的退潮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从10%以上下降到8%左右，主要是低端制造业退潮和贸易增速下降导致的。但低端制造业退潮产生了一系列结构调整的正面效应。我国的贸易依存度逐渐回归正常，从超过70%回归到50%左右。经济增长的能耗、材耗和水耗都降下来。贸易结构正在逐步优化，高技术高附加值贸易产品占比逐步上升，服务贸易大幅度提高。
其次，2014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二大动力——房地产开始退潮。尽管人们对当前房价是否有泡沫，泡沫有多大存在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十分明确，我国的房地产供应量已经达到峰值，不可能再持续增长。从2001年开始，房地产繁荣对这一轮经济高增长发挥巨大推动作用。房地产的持续繁荣，发掘了土地资源的巨大商业价值，土地转让收入以及各种跟土地相关的税费，几乎占到各级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但当2014年房地产年销售面积已经超过12亿平方米，当每年供应的新房套数达到1200万套，当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当适婚人口已经出现了绝对下降局面的时候，房地产的需求总量已经达到顶峰。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居民仍然需要大量房屋，但是这并不需要在一年内解决。即使保持目前的供应量，甚至有所下降，我国每年的房地产供应量仍然十分庞大，完全能够满足城镇化带来的新的住房需求。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调整得越早，对保障房地产市场供求平衡，维护房价稳定，防止金融市场风险，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就越有利。
我国房地产投资和需求的调整才刚刚开始，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将逐渐显现，起码需要两三年时间才能真正触底，然后平稳增长。从房地产调整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2015年显然并不是我国经济最困难的年份，未来两三年都将面临房地产大周期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
最后，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几年，硬件基础设施投资也将逐渐退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秉承基础设施优先发展的战略。一流的基础设施、优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优良的通商环境，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制造业竞争优势。各地政府竞相竞争经济增长速度和招商引资数量的重要手段也是大力发展和改善基础设施。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但也必须要认识到，基础设施投资无论在发展速度、投融资模式和发展方向上都将面临重大调整。
其一，我国硬件基础设施投资在部分地区和领域已经日趋饱和，在东部发达省份和中心城市，已经增长缓慢，在上海、北京等一些特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负增长。其二，我国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需要大调整，过去主要通过地方政府负债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本质上是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问题。其三，基础设施投资方向也需要调整，逐渐从硬件基础设施投资转向软件基础设施投资和民生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当前房地产投资出现比较大幅度的下滑，制造业投资相对低迷，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下，还不能让基础设施投资过早退潮。我们要继续加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保障性住房、环境保护、水利设施等民生性基础设施投资，以适度弥补整个投资需求的过快下降，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但从发展趋势看，我国硬件基础设施投资的退潮也是必然的，是未来三五年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新增长动力逐步显现
当然，如果只有旧动力的退潮，没有新动力的产生，那就不叫经济转型，而是经济衰退。在旧的三大增长动力逐渐退潮的同时，新的三大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显现，新的“三进”正在对冲着旧的“三退”。
首先，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升级，中高端制造业正在加速推进。中国能否替代德、美、日，成为全球高端制造业的中心，仍有很大争议。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加速升级，在局部领域和重要方向上已经有了重大突破，达到了国际水平，这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我国贸易增速下降的同时，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正逐步上升。在制造业总体增速下滑、效益下降的同时，我国的专用设备、交通设备、通信设备和医药制造等高科技或高新技术产业始终保持较高速度增长。我国正在通过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沿路沿带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贸易发展，带动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运、高铁、核电、大飞机等高端装备出口。
其次，我国服务业正加速上升，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最持久动力。自2013年我国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超过制造业以后，2014年服务业占比已经超过制造业5%左右。在未来正常情况下，服务业每年将以超过制造业一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上升，这种比例结构的调整起码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完成。无论是生产性服务业，还是生活性服务业，无论是金融、地产和交运等传统服务业，还是信息服务、健康养老、休闲娱乐、创意文化、生态环保等现代服务业，都具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互联网+”将进一步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结合，城镇化将首先推动服务业的加速发展。我国城乡差别首先是在服务业上，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很难享受到公共服务带来的便利。我国政府正在推动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以及进一步增加公共服务产品供给的举措，也都是将政策着力点放在大力发展服务业上。
最后，我国消费正持续稳定上升，消费将替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动力。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就是从投资制造大国转向服务消费大国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需要很长时期完成。过去，我国消费率始终在50%左右，很多年份投资率甚至超过了消费率。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2013年以来，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投资，未来随着投资增长率下降，消费贡献率超过投资贡献率，消费率逐年提升，将成为趋势。作为人均GDP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的经济体，必须保持较高投资率，唯有投资才能推动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才能扩大经济规模。但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把GDP的一半都用来投资。只有投资而没有有效的需求，只能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也将逐年下降，投资动力越来越弱。大力发展消费，激活国内市场，形成广大而持久的有效需求市场，才能带动投资稳定有效增长。适度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是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任务。必须要把消费率从现在的50%左右逐步提高到未来的70%左右，把投资率下降到30%左右，这样的增长格局才是合理的。
推进“三退”到“三进”转化
制造业加速升级，服务业加速发展，消费率稳步提升，构成了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三大动力。我国经济转型过程，就是完成由“三退”到“三进”的过渡和转化过程。当前和未来几年，我国的核心任务就是要加速推进由“三退”到“三进”的转化，并保障在转换期间内经济的平稳增长。
由于过去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和低附加值贸易、房地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得十分强劲，年度增长率都在20%-30%以上，因此当这三大动力退潮时，退潮速度也十分迅猛，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杀伤力是十分巨大的。我国的贸易和房地产投资从20%-30%的增长率降到10%左右甚至个位数增长率，都是在一两年内就完成了。而我国制造业升级，服务业占比的提升和消费率的提高则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两边在交替和替代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传统动力失速过快、新增动力发力缓慢的问题，经济增长必然存在着严重的失速问题。这就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核心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问题，是特定动力结构转型问题，不可能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解决。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大力推进和培养新动力，同时不能让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退潮过快。当前我国政府正在加速城镇化进程，实行“互联网+”行动，推进工业4.0，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掀起“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热潮，推进各领域制度改革，都是在加速我国制造业高端化、服务业和消费业的发展，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同时，我们要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下行，要继续清除抑制正常需求的政策，包括限购政策，以及信贷、交易、税收等环节的不合理政策，鼓励和维护居民正常性、改善性的购房需求。要加大对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充分汲取我国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这几年的发展经验，避免因市场需求下降后房地产产业过度竞争。要通过淘汰落后低效和规模较小的房地产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适度加大对房地产企业的金融支持。从上市公司的财务情况来看，目前房地产企业的整体净资产回报率只有9%左右，而平均融资成本高于10%。这种状况将导致具有高杠杆特征的房地产行业难以为继。要继续推进社会保障房建设，认真研究和创新保障房建设与棚户区改造的投融资机制、土地制度、动拆迁制度、保障房开发与市场化运作等。要鼓励金融机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政府部门联手开展保障房投资、营运和管理的市场化创新机制，推动保障房开发营运的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仍然不能退潮。要重点研究民营经济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领域内投资的具体问题和具体路径，让政策效应充分释放出来。去年以来，中央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的相关政策，但是政策推行效果并不明显。让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领域并不是简单放开投资范围和号召鼓励就可以解决问题，必须要认真研究民营经济投资基础设施领域的具体路径、配套措施和相关政策。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项目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这都与民营经济的投资性质不相配。不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实施效果就会只停留在政策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