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囿于篇幅，此处不赘；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考虑到我已经在其他场合或其他论著中做了专门的讨论，这里也不谈了。但是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有四个问题却是我不得不认真加以面对的，因为它们与我以教授的身份加入这个体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社会科学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当中直接与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习和研究紧密相关的四大弊病。
第一大弊病是“山头主义”。我所谓的山头主义分两类。第一类山头主义是以自然年龄而形成的山头主义。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科学的重新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讲，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相关的各个重要位置都已经自然而然地为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所掌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位置为我们所掌控，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学术上真的就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优秀，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学问也当然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更好。
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以自然年龄而获致的利益或权力，却被刻意地转换成了一种山头主义。在这种山头主义的内部，我们虽然矛盾重重，但是我们却基本上铁板一块地排斥其他年龄段的人真正进入学术圈子和分享我们的既得利益，更不用说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了。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应该邀请或推荐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参加国内或国际学术会议，充其量只是让他们做会务——这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很高程度的褒奖了。我们根本不会因为我们在刊物上发表了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的优秀论文而从内心中像感谢某位“知名”学者投稿一样感谢他们，因为“发表”本身已经是我们对他们的“恩赐”了。
我在90年代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过程当中，在“六郎庄读书小组”前前后后的运作过程中，试图解决的就是这个基本问题，但是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因自然时间而形成的利益山头的顽固性以及它对年轻人——尤其是学生——在学术发展方面的不公正。我们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所形成的“支配”，并不全是我们因学术的努力而产生的，但是他们面对我们对他们的“支配”，却只能是恭恭敬敬。这种山头是什么样的山头呢？我认为，显然是一种在学术上绝对不平等的山头。
我所谓的第二类“山头主义”，乃是学校与学校之间、一个学校的某个科系与另一个学校的科系之间长期以来因此前各种政治运动而形成的派系或门户。在我看来，这种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山头主义在根本上是与学术无关的，而且还会影响和阻碍真正的学术交流。我反复强调指出，我们所在的单位或机构的级别并不能够当然地说明我们的研究水平就高，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名头、我们所在的学习单位并不能够给我们的知识和研究添加任何分数，因为知识和研究所依凭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铲除所有这些与学术无关的山头或山头主义。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第二个弊病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亦即一个在交流及交通方面越来越方便越快捷的时代里，我们每个人却越来越原子化，我们在知识方面越来越不交流、也变得越来越不团结。我反复讲，我们现在的学者或学生有因利益相同而交往的，有因男女关系而交往的，有因兴趣相投而交往的，有因老乡或战友或同事等关系而交往的，当然这些交往都很正常，也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方面；但是，令我感到遗憾的是，作为读书人——无论是学者还是学生，我们却没有真正的知识上的交往，我们在知识上是不团结的。众所周知：国内的“学术”会议或国际的“学术”会议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学术交流却越来越少，其中产生的真正的学术产品也越来越少；相反，礼貌性的交往或朋友间的寒暄却充斥其间，而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主张知识上的团结。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对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不利或会对他们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三个弊病，就是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极其盛行，浮躁之风或学术消费主义取代了平实读书的风气。就在校的博士生或硕士生而言，这里的关键乃是这种读书人不读书的风气在教师中也颇为盛行。学生不读书吗？学生不想读书吗？按照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想读书！他们做梦都想读书！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读书呢？在很大的程度上讲，是我们当老师的给他们做出的榜样使然：不读书照样可以当教授、照样可以当博导、照样可以风风光光地出没于各种国内或国际的“学术”场合。这是一种什么风气呀？读书人怎么能够不读书呢？当我们去饭店吃饭认为服务员态度不好时，我们会说：“这服务员没有职业道德”；当我们购买某种产品而结果却购得假冒伪劣产品时，我们也会说：“太缺德，连假冒伪劣产品都拿出来卖！”但是让我们摸摸自己的良心，我们作为读书人有没有读书啊？我们的职业道德何在呀？读书是读书人所呼吸的空气和所喝的水！因此，我反反复复地讲：只要我们当老师的带好了读书的头，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会把书读好的，读得甚至会比我们还好。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对学生具有不利影响的第四大弊病是我们日趋严重的狭隘的专科化趋向。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要打破各种学科障碍的原因。苏力专门做过一个统计，一个对法学论著及译著之他引率所做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对于打破学科间的障碍来说却无甚意义。我认为，我们其实还应该做另外一个分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也不知道技术能不能支撑：法学界有多少篇论著被其他学科所引证？我们搞法学的人究竟对知识本身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在法学这个范围内所做的那些“贡献”，是不是我们这拨人自己在我们圈定的“法学”领域中所玩的游戏？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或专科化，这主要是出于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说这个问题的左边是法学的、右边是经济学的、顶上是哲学的。显而易见，这个弊端对在校博士生或硕士生妥切认识和研究问题的思维方式的养成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上述四大问题，亦即我认为对学生最不利的四大弊病，并不是很容易得到解决的。但是，我认为，通过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通过我们有意识地应对和纠正上述弊病，我们还是能够逐渐建构起一系列有助益于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学习和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