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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外部的失衡表现在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部市场，中国的出口占GDP的比重在各大国中极为突出。内部失衡表现在居民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重太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一般要占到60%甚至更高，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比重一般都在5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处于40%以下的水平。在劳动力转移放缓、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上升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缓解，这对于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通过构建一个二元经济下劳动收入份额决定模型，笔者发现，在二元经济发展的后期，当中国经济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减少时，劳动工资率会越来越快的与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挂钩，因此而不断上涨。劳动工资率的不断上涨加上劳动力继续从农村转向城市部门，会推动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亦即劳动收入份额以较快速度提高。这一结论与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1]的分析完全一致。而随着劳动收入份额的不断上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随之上涨。这种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不断上涨最终将带来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也就是消费率的上涨。
本文试图从最新的统计数据出发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主要动力。通过分析我们得到了以下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通过分析统计数据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结构已经开始改善，证据来自两方面，首先是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迅速下降，从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8.8%降到2013年的2.4%；而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外贸顺差继续下降的可能比较高。对于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发展应该有新思路，新理解。
第二，通过系统的统计数字的梳理，我们发现，中国居民消费率事实上从2007年已经开始改善。2007年作为一个转折点，居民消费率在35%左右的历史最低点，而到了2011年，居民消费率已经上升到接近42%。通过统计分析我们发现，官方统计的居民消费数据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基于国家统计局入户调查的消费支出数据计算得到的消费率是不准确的，影响了对中国经济整体结构调整的判断。我们重构后的消费率从2007年开始回升，到2011年已经上升到41.6%的水平。基于这一结论，应重新审视我国的宏观经济格局，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思维方式。
在论证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当前进度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通过理论和经验数据分析，我们发现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已经在中国经济中根深蒂固的基础性的市场机制而并其他因素，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部门转移所驱动的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消费率上升的主因，也将继续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消费回暖。
本文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本文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重构居民消费率的办法，通过这一办法可以更为准确的把握我国的宏观经济结构。第二，从理论和实证上解释了消费率的U型反弹，发现2007年至2011年这段时间消费率的上涨中有超过2/3源自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与此同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本身也会导致贸易顺差的缩减。第三，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出现重大变化，与之对应的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该有新思路，在制定经济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宏观经济的新特征。
二、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改善进程
大部分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认为，中国经济面临比较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然而，和一般的观点不同，通过对外贸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等数据的系统梳理我们发现，从2007年开始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善。无论是从“外需－内需“的角度还是从”投资－消费“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步伐都是很快的，应该得到重视。
（一）外部失衡逐步缓解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与此同时，伴随而来的是出口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贸易顺差的迅速上升。中国经济被认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外部失衡。事实上，从衡量对外经济的各项指标上来看，这一情况已经逐步得到缓解。
首先，需要关注的是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外贸顺差从2000年的241.1亿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2957.5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0%，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则经历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在2007年达到8.8%这一最高值，到2011年顺差占比又回到了和2000年相当的水平，之后稳定在2％～2.5%之间。从净出口指标来看，我国出口显著高于进口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显著缓解。
之后，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外部失衡的缓解对整体经济结构的影响。第一，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到，从2003年到2008年的这段时间，外贸顺差对于经济增长是正贡献。从09年开始（除了2010年这一年），外贸顺差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说明这段时间经济增长靠内需。第二，通过分析三大需求在GDP中的份额变化，我们发现减少的贸易顺差占比在投资和消费中的分配情况。在2008、2009两年，贸易顺差占比的缩减主要由投资占比的上涨承担，涨幅分别为1%和3.1%。到了2010年，投资占GDP份额开始收缩，消费所占比重较快上升。这一趋势在2011年再次出现反转。从总体上看，2008年到2011年，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平均下降1.6个百分点，其中60%以上来自投资占GDP份额的上升，剩下的40%来自消费的上升。
从进出口贸易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已经开始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我们还发现，反映为投资率过高的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失衡也已经开始缓解，其具体表现是居民消费的回暖。对居民消费的回升我们会在下一部分中做详细分析。
（二）实际居民消费率的U型回升
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主要表现，是不断下降的居民消费率。根据官方数据，居民消费率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一直在下降，到2011年下降到了36%以下的水平。根据我们的重构消费率测算，从2007年开始消费占GDP份额就开始上升，尤其是其中的居民消费。我们认为，中国的居民消费正在快速复苏，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也在逐渐缓解。
首先笔者想简要分析一下国民经济核算中居民消费的核算方法。在国民经济核算的过程中，政府消费乃通过对各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状况表进行汇总得到，相对而言比较准确，而与之相对的，居民消费的统计数据则可能具有较大误差。我国的现价居民消费支出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居民消费的总量由以下的方程得到：
居民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年平均人口＋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年平均人口(1)
农村和城镇居民人口的数据来自人口司的农村和城镇人口调查资料，而关于人均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来自于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资料。对官方数据的主要质疑，就集中在对农村和城镇住户调查得到的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准确性上。
根据当前我国统计部门采取的住户调查办法，在调查中使用随机等距抽样和逐日逐项记录的方式，获得6.6万户城镇住户和7.4万户农村住户的调查数据，之后分别进行汇总和加权，得到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总结下来，当前的住户调查中存在两类显著的系统性误差：
第一类，调查误差。调查误差与抽样和调查方法有关。根据当前的住户调查户数可以知道，县级市的调查样本数不到100户，而省辖市的调查样本数也在100~300户之间，样本和总体的数量差距很大。
第二类，家庭报告误差。对这一类误差的分析需要综合考虑当前使用的记录方法和居民的心理。目前所使用的逐日逐项记流水账的方法，要求记账户连续记录每一天的每一笔收支达两到三年之久，把帐记全、记好的难度很大，相应的给予记账户的补贴也并不高。
除了上面两类主要误差以外，由集中向分散转变的消费模式、家庭消费支出的逐渐多样化、人口流动迁移的愈发频繁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住户调查中居民消费支出的数据质量。
在了解了当前居民消费的核算方法以及其中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更准确的了解实际居民消费情况，需要从别的途径得到或者估算居民消费支出的具体数字。一个经常被用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的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被我们用作重构居民消费的基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的关系非常紧密，在实践中，由于消费支出统计按年公布，在对月度和季度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常因为其可得性以及与消费的高度相关性被作为衡量总体消费的主要指标使用。从核算方法上看，零售数据采用企业联网直报的方法进行统计，上述两类出现在居民消费统计中的误差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统计中出现的可能性较小。
虽然经常被用来分析消费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居民消费在概念上具有十分显著的区别。居民消费支出中含有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没有的部分包括居民服务性消费，以及居民自产自用并不经过市场配置的消费品；相应的，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也有并不属于居民消费的部分——销售给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售额。通过对这些部分的数据进行处理，我们可以估算中国的居民消费率。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推出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重构居民消费的公式：
重构居民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服务类消费（含住房服务）＋居民自产自用产品－建材零售额－社会集团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
等式右边的各项变量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可直接从年鉴中获得。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关的部分中，建材零售额可以直接从统计数据中得到，社会集团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官方的统计数据只到1992年，之后的数据通过假设社会集团消费的消费品和政府消费具有相同的增速进行估算。
对于居民自产自用的产品，按地区进行区分。对于农村居民的自产自用产品，使用农村居民实物性收入进行估计；对于城镇居民部门，采用其他研究中得到的自产自用产品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推算。
居民服务类消费的数据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的来源是生产法GDP等资料而非住户调查，对于这一部分的服务消费直接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包括金融中介服务虚拟支出和城镇居民公共医疗消费支出等。剩下的部分，主要包括文教娱乐、医疗、居住类服务等，使用衡量行业发展水平的数据结合现金收支进行估算。
综合以上方法，我们可以估算出中国重构居民消费的大致数量。把这一数量和政府消费、投资、净出口加总在一起就可以得到重构的支出法GDP。
用重构消费除以重构GDP,我们就可以得到重构消费率的数据。
图二展示了重构的居民消费占GDP份额和官方数据的对比。在重构消费率的过程中，我们根据居民消费的变化调整了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可以清晰的看出，在2007年之后，重构消费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U型反转趋势，与官方消费率出现了较大差异，到了2011年差距达到GDP的5%。而这一趋势与外部失衡的缓解、外贸顺差的缩减是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内需的上升以及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下降。
伴随着消费的回升同时出现的是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需要强调的是，资本形成的增长速度本身是相对较快的，之所以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增速要更高的多。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已经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经济发展战略应积极调整以适应经济结构改善的逐步深化。
三、结构改善进程的经验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内在驱动力是什么？我们从消费率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有三类因素会显著影响消费率：第一类是居民收入水平，第二类是经济发展指标，第三类是价格因素。其中可以用来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变量包括两类：劳动收入份额和可支配收入份额，分别指劳动收入和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我国，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和居民消费统计同源，都来自入户调查，可能出现的误差也是类似的。与之相对的，劳动收入份额的来源是资金流量表，数据的提供者是各个企业，瞒报、虚报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们主要使用劳动收入份额作为收入水平的代表变量。我们使用的劳动者收入份额是各个部门的劳动者报酬的加总除以整个经济体的增加值，这两项数据都可以从隔年的资金流量表中找到。在本文成文之时，我们能得到的最新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是2011年的，因此，之后的回归分析我们主要进行到了2011年。
为了对哪些因素引起消费率的变化作出判断，笔者使用省际数据对消费率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的回归方法是面板回归。大部分省际数据来自搜数网所收集的数据。首先，我们使用的被解释变量是省际水平重构的居民消费率（1990-2011），这一项数据是通过搜数网得到的各项数据估算得出的。由于这个变量的变化范围是0～1，笔者对其进行logistic变换以提高模型的整体拟合性。回归模型中最关键的被解释变量是劳动收入份额。因为劳动者收入份额的统计口径在2003年有所变化，我们根据这一变化调整了03年后的官方数据。
除了劳动收入占GDP份额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还包括城市化水平，抚养比，保险覆盖率等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水平的变量，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这一用来衡量物价水平的变量。对于城市化水平，我们使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做衡量。保险覆盖率则定义为养老保险持有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考虑到抚养比和保险覆盖率对消费水平的作用可能会受到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二者与劳动收入份额的交叉项进行了控制。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我们采取同一时间国家层面的的价格水平。在此回归中，我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的过程中，我们也控制了省际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下面是我们所使用的回归方程。
指每一期不同地区消费率， 指劳动收入份额， 指可支配收入份额, 指城市化率， 指抚养比， 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到 是各项系数，而是残差。
在表二中我们列出了面板回归的结果。模型1.1和1.2是基础回归，其中模型1.2没有加入时间固定效应。模型2.1-2.3中我们分别加入了劳动收入份额和抚养比、劳动收入份额和保险覆盖率的交叉项。回归结果证明引入交叉项并不会显著改变我们的结果。在回归3.1和3.2中我们使用的收入解释变量是可支配收入份额，用来和劳动收入份额做对比。
回归结果表明，劳动收入份额是消费率回升最主要的原因所在。与之相对的，可支配收入份额的变化对消费率的影响不显著，我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质量并不高所造成的。其他影响消费率的因素中，抚养比是一个对消费率比较显著的影响因素，其对消费率的影响和劳动收入份额具有一定相关性。除此之外，从回归中我们发现城市化水平对消费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个控制变量——保险覆盖率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因为失业保险及其他险种或统计不全或数据问题严重，没有办法用来作为衡量保险覆盖率的标准。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会尽力改善。
回归结果支持了我们的观点，即消费率上升的主要动力是劳动者收入的上升。通过回归得到的系数估算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对消费率上升的影响，我们发现，在2007-2011这段时间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可以解释4.2%的重构消费率变化。
四、经济结构改善的理论推导
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因素是劳动收入份额的回升。通过计算经济显著性可以发现，居民消费率的上升中有超过2/3可以由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所解释。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和劳动力转移是密不可分的。根据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1]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力转移是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化的最重要原因。顺着这一思路，我们从劳动力转移入手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无论是马克思从早期古典经济学中继承的生存工资理论，还是以马歇尔为代表新古典综合学派以均衡价格为核心的收入分配理论，都对劳动份额的决定进行了定性分析，前者认为劳动收入仅仅是生存工资，后者认为劳动收入是市场决定的结果。在要素分配份额的经验研究中，布兰查德(Blanchard)[2]并不支持卡尔多所提出的要素分配份额是常数的事实，提出劳动收入份额至少在中期内不是常数的观点。哈里森(Harrison)[3]发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劳动份额在富国上升，在穷国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4]发现，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二十多年有相对稳定的劳动收入份额，从90年代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李扬和殷剑锋[5]等认为这一现象是居民收入不足和分配不均造成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Kujis[6]的观点是利润占GDP的比重过高，压缩了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空间。
为了更好的说明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规律，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作为理论基础，笔者建立了一个在有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两个部门的经济体中的劳动力转移模型，分析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在整体经济中的变化。之所以使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主要原因有两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整体结构变化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范式。从一个农业生产占主导、拥有很多剩余劳动力的经济体，逐渐变成工业比重不断提高，呈现二元发展态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收的经济体。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仍未完全进入稳态，并不适合使用一般均衡框架进行分析。我们通过二元经济模型，对劳动收入份额进行推算，发现了劳动份额伴随经济发展出现U型反弹的变化趋势。
首先看生产部门。我们根据刘易斯的经典理论假设，将经济分成两类生产部门：农业生产部门（刘易斯理论中的“维持生计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刘易斯理论中的“资本主义部门”）。农业生产的投入只有劳动力，工业生产的投入是劳动力和资本，工业生产部门的技术水平高于农业部门。根据假设写出以下的关系：
农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具有当劳动力投入到达一定水平之后，劳动力边际产出为0的性质。这个会使之后的劳动力边际产品变成0的劳动力水平和技术B是相关的。一般来说，B的值越高，需要的L就越低。据此我们可以写出生产函数的完整形式。
我们假设两个生产部门的劳动工资率都等于边际收益，那么劳动收入份额可以有如下表述：
因为中国有剩余劳动力，所以实际使用的劳动力到达了L＊的水平。现在，假设剩余劳动力开始进入市场，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进入的部门和传统城镇劳动力不完全一致。我们假设这一部门（农民工部门）的产出是v。农民工在进入城镇部门时，所要求的工资往往低于其边际生产率以及对应的城镇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因此其劳动收入份额也相对较低。我们假设这部分农民工的劳动收入份额是工业生产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w倍,劳动力转移前期w<1。
式（8）中v是剩余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数量，w是支付的劳动者报酬占边际产出的比重。
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
在劳动转移的初期，工资上升，农业产出下降，工业产出上升。因为在这一阶段工业劳动力具有很高边际产出而需要支付给转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对边际产出很低（w很小），工业产出上升速度大于农业产出的下降和工资的上升，总产出上升大于工资的上升，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劳动转移的中间阶段，工业产出上升速度减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断上升，工资上升速度变快，总产出上升速度减慢（w逐渐上升），等到工资上升速度和总产出增长速度相等的时候，劳动收入份额就达到了最低点。
劳动力转移后期，转移劳动力和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逐渐趋同。为了完成生产，需要支付的劳动工资率等于甚至可能高于传统工业的边际产出（w>=1）。劳动收入份额不断上升，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出相等，届时劳动力净转移停止。劳动力市场进入相对稳态。
通过计算在第二、第三产业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劳动力数量之间的差我们发现，这两类劳动力数据之间有1.46亿的劳动力缺口。这部分劳动力缺口由我国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农民工大军所填补。在2014年，我国的农业劳动力尚有2.4亿，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劳动力继续转移的空间十分有限，按照人均耕地法估计需要的农业劳动力人数后，可以推算出我国尚存的剩余劳动力在0.5～1亿之间。
因此可以认为，劳动力转移已经进入到后期，劳动收入份额已经进入上升轨道。
劳动收入份额对于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有两个主要渠道。首先，通过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直接提高了我国的消费率，增加了内需，同时降低了投资在总产出中的比重。此外，劳动工资率的上升推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中国的出口企业所依赖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出口增长，推动了贸易顺差占比的回落。通过以上两种渠道，劳动收入份额促进了我国的经济结构改善，进而影响了我国的宏观经济格局。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从中国经济再平衡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再平衡的端倪，并给出了内外两个方面的证据。再平衡的主要驱动力是消费率的U型回升，其具体表现除此之外还包括贸易顺差占GDP比重的下降。在对再平衡进程进行描述之后，本文分析了消费率回升的可能解释，发现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是居民消费率快速回升的主要原因。
14亿中国消费者正在觉醒，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机遇。这一事实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与之对应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并将会在深层次影响全球再平衡的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由此我们给出的一个建议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也应该适当放缓。人民币国际化任重而道远。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文章以《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三辑刊登为准，下附第三辑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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