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政策正在遭遇罕见的尴尬。无论是央行还是发改委，在反周期政策上做得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彰。经济刺激措施连续出台，但好像是政府在唱独角戏，几乎得不到民间资本的响应。2010年那种政府四万亿刺激措施登高一呼，民营投资揭竿而起的情形根本见不到。刺激措施的乘数效应每况愈下，颇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政策搭配上也有意思。明明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却超稳健；明明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却超积极。财政政策不够积极，是因为财政收入增长大幅下降，地方卖地收入大幅下降，年初时预算财政赤字2.3%，如果全口径计算，今年财赤突破GDP3%的警戒线不出奇。财政政策无法发力，于是人民银行摇身变成财政部，向政策银行提供资金流动性，将财政政策货币化。然而这些依然无法让好的企业愿意贷款，无法让银行放心借贷。
近十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针对需求端的，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作逆周期调节，其中2005-07年的货币政策收缩、2010-2013年的四万亿和断断续续的房地产调整为其代表作。无可否认，需求端政策在调整消费、投资甚至出口上，为纾缓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做出了贡献，更曾在全球金融海啸时起到过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端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的总量为主，鲜有在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生产力上发力的。逆周期政策虽然一时间垫高了需求，维持住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过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经济的失衡、错位。笔者认为，在中国需求端政策已经用老，不仅政策效用递减，呈强弩之末态，而且对结构性调整力有不逮，甚至延缓着必要的调整。
凯恩斯经济学曾经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过需求调控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带来过二十多年的繁荣。不过恰恰因为仅关注总量需求，不做结构调整，最终也导致了七十年代的经济滞涨。七十年代供应学派理论鹊起，强调通过结构性改变来提高生产率。之后的撒切尔革命、里根革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都是从供给端寻求突破，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原则，为经济带来了一次突破性的改革，为之后三十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辉煌，三次供应端政策突破功不可没。第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制度上突破了旧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特区政策，与当时的全球化生产趋势接轨，令中国制造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加工厂。第三次是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中国产品涌入世界各个市场，另一方面打通了内部市场的经络，经济再次腾飞。这三次供给端的思想革命，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带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迅速改变，带来的是新的生产力，需求自然产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每一次改变都是政策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而非政府自己充当投资主体，越俎代庖地替代民间去做投资。
笔者认为，中国需求端的宏观调控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不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的空间扩张，而是这些政策对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生产力、引导新需求，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府投资项目，而是民间迸发出创造性和投资激情。不是无条件维持现有的产能和产业布局，而是清除过剩产能，诱导新的消费需求，由此带动新的投资热情。不是继续国进民退，而是打破国企垄断，打破银行垄断，多成就一些今天IT企业那样的繁荣。
今天中国不是没有需求，涌向海外市场近一万亿元的购买力就是现实存在的购买力，但是目前中国所提供的产品，无论从产品品种上还是产品质量上，均与消费者所需要的不匹配，于是出现了旅游者去日本买马桶盖、去韩国做整容的现象。今天中国的问题未必是总体消费不足，而是供应与新型的消费需求不匹配。而且，好的产品本身可以制造需求，苹果的iPad就是产品制造需求的范例。
今天中国民营资本也不是完全没有投资意欲，只是制造业多数变得无利可图，而高端服务业又多被国企所垄断，融资困难，监管／准入严厉，税负沉重。如果政府能够在制度上、准入上放开，在税率上、资金成本上为企业降低成本，只要企业可以赚到钱，民间投资自然会出现。
需求端政策最重要的依据是维稳，维持社会稳定。其实维稳需要维持的未必是GDP增长，而是就业市场。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远比GDP增长稳定、健康，不知维稳从何谈起，毕竟现今的人口结构、农民工就业、服务业市场与十年前大不相同了。维稳思维下，过剩产能无法被摧毁，令制造业通缩不断、劣效地方基建项目越来越多，僵尸企业、银行的僵尸账面继续霸占经济空间，窒息新兴产能、新兴需求的发展。
笔者相信，中国经济要想走出目前的结构性困境，唯有求救于供应端经济学，从制度突破、国企改革、减税、活化小微企业、创造具有人气的新型消费产品入手，从打破垄断、消化过剩产能、控制财政赤字入手。要中国经济“芝麻开门”，口诀是“供给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