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二战以来的国际经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当中，真正能从中等收入上去、顺利实现跨越的就十多个。其中，一半左右是资源型国家，比如石油输出国，剩下的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按照这个比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实在太小，换句话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个大概率事件。
拉美国家一直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于民粹主义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一个经济体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呢？从国际分工体系角度，可概括为“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不足，高端产业无法与发达经济体竞争，即“高不成”；另一方面，随着各类成本上升，低端产业被更具竞争力的其它经济体争夺过去，即所谓“低不就”。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则与“民粹主义”有关。拉美国家一直被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于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一词的本义是“迎合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的意思，历史渊源是俄国19世纪60－70年代和美国19世纪末一些政党的政治主张，比如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满足社会上一些人的要求。后来，这个词泛指那些为了拉选票而不顾国家的长远利益，简单迎合一些人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短期利益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主张。在现代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主要指的就是牺牲经济长期发展在短期内过度实行收入再分配和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诸如民族主义）的一系列政策主张。
拉美民粹主义的“流行”，是有各种历史与现实原因的。首先与其自身的殖民地历史有关，与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收入差距过大、大批民众生活在贫困状态的现实情况有关。拉美长期以来是欧洲的殖民地，由此形成的外资主导、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这些无疑成为主张国有化与再分配的民粹主义的土壤。其次，20世纪初拉美快速的城市化和民主化进程也催生了民粹主义。随着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形成了市民阶层。他们越来越强的政治诉求，使得对于这个阶层的关注变成拉美民粹主义的重要特点，民主带有盲目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粹主义在早期被看作是城市民粹主义，体现出对于农村的忽视。这一特点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改变。另外，拉美民粹主义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这些社会动荡、经济波动以及凯恩斯革命与罗斯福新政等，使得福利社会、政府干预等深入人心，从而奉行此类主张的民粹主义大受欢迎。
民粹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福利赶超，会导致财政赤字、债务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不良后果，使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现代民粹主义包含很多内容，比如，通过强制性的全员就业，实行就业保护；强制提高工资或实行补贴政策，大规模实施相对高标准的普惠制的社会福利制度；针对殖民主义和外国资本的“民族主义”，限制外资和外国企业的发展；国有化，或强烈地偏向公有企业，歧视私营企业；在通货膨胀发生时，用控制价格的办法干预经济，保持名义工资水平。民粹主义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试图通过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补贴政策来学习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和就业保障制度，以达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快速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正是这种福利赶超，导致了财政赤字、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增长停滞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使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阿根廷为例。19世纪末，阿根廷经济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别为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半，与日本相同，略高于芬兰和挪威。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为3797美元，高于法国的3485美元和德国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领先于日本，与意大利、奥地利和德国大致相等。然而，一个世纪以后，阿根廷的人均GDP 远不如上述国家，是典型的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这和多届政府（典型的如庇隆）推行民粹主义政策有很大关联。
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拉美的发展历程，这方面有哪些教训值得汲取
尽管仅仅以福利赶超的逻辑来演绎拉美增长的所有故事是过于简单化了，但民粹主义的福利赶超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拉美的发展历程，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第一，忽视发展阶段的经济赶超。拉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强调自给自足，不重视利用全球劳动分工及本国比较优势，实行经济赶超；后果是工业化发展滞后，就业创造能力不足，经济增长停滞。第二，忽视财政限制的福利赶超。拉美的福利赶超一是运用外汇扩大进口，二是实行赤字融资，提高工资增加福利。结果是忽视了宏观经济的限制（主要是财政限制），一方面债台高筑，另一方面却因为进口替代战略创造贸易盈余的能力有限，导致清偿能力不足，陷入债务危机。第三，忽视市场机制的政府主导。民粹主义福利赶超普遍采用政府主导来动员资源，同时配合行政性控制，这包括提高关税、压低物价，高估本币，以及对产业部门的各类补贴等。所有这些做法，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导致资源误配置，严重阻碍了拉美的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当再分配目标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机制因再分配目标而发生扭曲，从而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的时候，再分配目标不但难以实现，反而更加恶化了（拉美贫富差距至今仍居高不下就是例证）。
民粹主义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中国需要汲取拉美教训，避免民粹主义，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重视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尽管在当前阶段，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福利增进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但要避免强调分配忽视增长的做法。这里应特别强调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初次分配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收入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要重视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拉美民粹主义没有把重心放在增长与就业上，相反，很多再分配的措施对于增长与就业实际上是一个负面影响。如补贴工业化形成资本密集化，从而导致就业创造能力不足；增加工资、劳工保护以及社会保障，提高了劳工成本，引起就业下降。就业不足，一方面阻碍了增长，另一方面导致初次分配不公平（如就业与失业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对中国而言，要强调增长的核心地位以及增长过程中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只有经济增长，产业吸收能力增强，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同时，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国有企业红利未能上缴为社会所分享以及腐败等问题，也需要及时纠正。
第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与发展阶段相适应。就当前中国而言，适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民生发展的需要，是推行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包容性发展的重要内容，但要特别注意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一方面，社会保障水平的过快提高，会增加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国际竞争力、影响产业的梯度转移，不利于长期增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滑形势下，财政收入增长下滑也很严重。因此，提高社保水平，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同时可调动国家-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形成个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第三部门共同负担社会性支出的格局。
第三，打造民生工程应尊重市场机制。 由于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失衡，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政府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即政府应该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性支出（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获得均等化的服务。这些呼声在当前阶段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强调政府责任的同时也要明确政府责任的限度及“政府失灵”问题。拉美民粹主义福利赶超强调国有化和政府干预，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低效率和腐败。我们应汲取教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同时应简政放权，减少政策干预，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还要防止因过度保障而带来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部分高福利国家经济活力不足、经济增长迟缓就是前车之鉴。此外，社会公共品的供给不足往往归咎于“市场失灵”，从而需要政府介入。但“政府失灵”以及政府干预的负面作用也非常明显。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应尊重市场机制——寻求福利增进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实际上也是在寻求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