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中共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从此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汇快速大热，官方媒体，经济学家，以及大众舆论都开始讨论这个词汇，试图探究背后代表的不同政策思路。
根据官方媒体的说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各种税费、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这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最终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些听起来都让人相当振奋。
了解经济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供给学派兴盛于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为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供应学派的政策核心是降低福利和税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供应效率，恢复经济活力。从思想根源上，供给学派是对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供给学派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本身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供给学派本质上是一种市场主义经济思想。
最近两三年，由于官方对正统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回归，使得市场派经济学家们日益边缘化，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式微，某种不满情绪广泛流行。忽然之间，决策层对 “供应侧改革”的提法，自然激发了很多想象空间，包括象吴敬琏这样长期不被官方待见的知名经济学家，似乎一下子就兴奋起来，连篇累牍的就供给侧改革写了许多文章，学界对“供给侧改革”的热情，反应了对长期以来主导政策思路的凯恩斯主义的不满。
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1929年经济大萧条相关，强调在经济危机时候，政府对总需求进行干预，通过投资活动创造总需求，来引领经济走出危机，凯恩斯主义为政府介入经济活动提供了正当性论述，这对一个像中国这样从计划经济演变过来的经济体而言，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从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宏观政策指导思路，可以说基本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天下，无论是4万亿还是2012年习李上台以来的政策，其实都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的组合，没有脱离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谱系，但是稍微有点判断力的人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陷入典型的凯恩斯综合症，其表现为一方面是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带来了大量的资源错配，基础设施过剩，产能过剩，房地产过剩都是重要的病症，另外一方面则是流动性过剩，资金效率低下，通货膨胀阴影笼罩，从2013年以来，这种典型的滞胀状态越加明显，所谓的经济新常态不过是某种刻意的修辞而已。
在这种背景下，官方提出供给侧改革，并描绘了诸如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等令人激动的图景，其政策寓意是什么呢?是否意味着一系列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政策即将推出?这其中包括土地私有化，国企产权改革，金融自由化，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等等市场和学界期待已久的政策导向。
如果稍微审视下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上述期待就显得过于乐观，甚至是某种虚假希望了。就理念层面而言，官方向来不缺乏恰当的观念和美好的愿景，仅仅就经济修辞而言，官方几乎可以把众多美好词汇熔于一炉，多年宣传的经济结构改革，也包括产权改革，市场准入，降低交易成本的提法，其内涵基本可以涵盖供给侧改革的内容。 但正如笔者在之前文章里曾经提到的，经济结构并不是凭空而立的，它是镶嵌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扭曲，必然反应在经济结构中，经济结构改善需要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步改善，经济结构总是和特定的利益结构，政治结构相关，甚至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们对经济社会过程的理解都高度相关，如果人们不能秉持对市场的信念，如果人们无法基于这些信念对政策实行有效的输入，如果大众无法约束特定的利益集团，那么所谓的经济结构改革，其实就是无所凭据的一个修辞陷阱。要走出这种修辞迷雾，真正改善经济结构，除了需要一套和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观念体系之外，还需要对政治结构，尤其是政府的公共角色进行校正。
这种校正过程，其实质是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结构的再造，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因此其发生机制十分艰辛，需要特定的历史契机。而在此之前，事实上，不管是什么美好的政策理念，都容易被既有权势集团所改造和俘获，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结构的修辞游戏。回顾中共最近三十多年来几次重大的经济政策转轨，事实上都以激烈的理论争论为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争论为农村经济改革做了必要的铺垫，姓社姓资的大争论刺激了邓的南巡，而邓的南巡为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政治动力，即便是决定是否加入WTO，中共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但迄今为止，有关供给侧改革的争论，要么沦落为廉价的吹捧，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在日益桎梏的舆论场中，正常的公共讨论，追根溯源式的理解经济思想，已经变得不可能，对供给侧改革的庸俗化论述已经早已开始，比如有论者开始强调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侧改革，要求政府改善房地产行业的供应，甚至提议直接给予房地产领域一定的补贴，也有论者把一些企业行为包装为供应侧改革，比如中冶集团与五矿集团这两家国有企业的战略重组，就被表述为供给侧改革的内容，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供给侧改革这个提法正迅速的庸俗化，就像是一个筐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
更重要的是，从改革收益来分析，过去采纳的多项重大经济改革，总的来说是一种共赢的局面，并不需要牺牲某个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为代价，但在今天，改革更多的是重塑利益格局，是一种利益博弈，因此需要更清晰的理念引导，也需要更明确的公共政治意志。供应侧改革的真实涵义，其实和更深层次的政府架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观念，都有强烈的关联，不在观念上打破既有意识形态的霸权，在政治结构上没有一定的松动，以及在政府架构层面不做出重大的调整(比如取消发改委)，那么供应侧改革就无从展开。
不必讳言，要推动上述提到的供给侧改革，肯定是伤经动骨的事，在既有政治结构下，几乎是不可能的游戏，所谓的供应侧改革，其实也就仅仅是一种修辞转换而已，或许可以激起一时的舆论热情，但归根结底，并不能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困境的药方，公众也不必指望实质的政策变化，供给侧改革本身所蕴含的自由市场理念和遐想空间，会随着时光流逝，被悄悄的耗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