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16年11月在舍瓦读书会上的演讲（下）
另外一个更全局的考虑，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作为研究者，比较早的时候，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反思中就意识到了学术研究的创新方向一定要抓住供给侧。做出努力之后，这些年还继续在这方面按照基础理论层面的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做进一步的研讨。近年看到决策层有了明确的关于供给侧改革的表述，我们也充分感受到鼓舞和鞭策，应进一步深入领会中央精神。
供给侧改革提出的背景，总体来说—是在中央十八大以后的大政方针逐步清晰化，二是我们的经济运行出现了阶段转换，必须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大政方针的一步步清晰化，有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几个基本概念、关键词的链接：从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现代国家治理”，“现代市场体系”，“现代财政制度”，对接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认识突破，实际上解决的是以这种明显有别于“管理”的“治理”概念，来实现制度安排的创新，政府总体来说在资源配置中充其量是辅助性作用，但是要更好发挥作用。这种认识再对接到四中全会的“全面依法治国”即现代政治文明，以及五中全会所强调的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引领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最后落到归宿的共享发展的现代发展理念——这些实际上都可以再浓缩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里。
这样一套大政方针之下，我们要认识、适应还要引领新常态，要完成中国于2010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合乎逻辑必然要处理的增长速度下台阶、而增长质量必须上台阶这样一个挑战性的、带有历史性转换意义的任务。
在这个两条线索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可以进而领会五中全会之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十一次会议上习总书记特别强调的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此之前已口风迭出，大家已经意识到中央越来越强调供给侧，以后又有很多展开的论述，但是这个第十一次会议上总书记的5句话，我觉得已经比较完整、精炼地表明了决策层关于这个战略方针的基本认识和里面内含的逻辑关系。
第一句话，“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实际上告诉我们，供给侧的被重视、被强调并不否定需求侧的意义和作用，还要继续做好需求管理。但是话锋一转，第二句、第三句是鲜明体系总书记所说的我们现在认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和需求对应的另外一侧，就是供给侧——在供给侧的着力，首先落在改革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说的这个改革指什么？就是邓小平当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所说的那个“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就是要解决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即通过这样的改革，以有效制度供给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为什么现在把三个词合在一起表述？有人说有点文绉绉的，老百姓念起来也拗口。我的体会就是，显然这体现着最高决策层特别强调的我们现在的科学决策、政策优化一定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理支撑。讲改革，现在说全了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这个新意表现在供给侧，就是认定要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来解决有效制度供给的问题——讲改革必然要讲到的是制度供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表述。同时，又带出另外一个特征，即结构性，因为从制度供给来看，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隐含着总书记说了多次的要“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啃硬骨头的改革任务。“供给侧”和“结构性”合在一起，落到改革上，三个要素的组合，学理上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也意味着我们的决策层现在充分注重以政治经济学学理基础与科技决策、政策优化密切结合在一起，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过程。这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有时候被简称为“供给侧改革”，总书记说这样也是可以的，中文的表达习惯是可以简称，供给侧改革讲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有了表达的简化，只是不要忘了结构性的含义是内在的。
有的学者，比如前一段时间北大原来经济学院的老院长晏智杰教授，不知道怎么会冒出这样的观点，说供给侧改革是“淡化”、“排斥”了体制改革和深化改革，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他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另外，他后面又有一个意思，属于他自己跟自己打架的一个意思，他又说承认有供给侧改革的必要，但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属”于体制改革。我们是不同意他这种混乱看法的。现在我们从学理上来做的这个分析，就是改革即是作为解放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改革发生在供给侧，解决的正是有效制度供给问题，也就是一定要解决制度结构优化的问题、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概念。
接着要说，改革这个概念只是讲了供给侧的一个制度要素，还要把供给侧其他要素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体系，就是第三句话，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关于这个供给体系后面还会专门作简要分析，我们已经给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千差万别的供给侧各种要素，实际生活中指标不可通约的这些要素，可以抽象为五大要素，就是劳动力、土地和由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创新，以及制度与管理，寻求供给侧整个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我们就需要强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五大要素各领风骚，各有贡献，但是在新的阶段转换之后，它们之间的组合却必须推陈出新，必须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前面二、三句话所说的着力来加强的改革和整个供给体系的问题，显然是个系统工程，这也就表明，并不是像有人简单地所说的中国人搬用了美国里根经济学和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主张——对以往那些有益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借鉴吸收，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还是只有一个较窄的视界，过去学术界的评价就是供给学派的体系性不足，它强调了减税，里面有值得我们看重的思想与启发，但它哪里能像中国现在这样以供给侧改革处理的是全局和长远的一个系统工程，所以跟它“不是一回事儿”——这是总书记原话。我理解不能说不是一回事儿就完全否定那个东西，完全不借鉴了，但我们并不简单认同它里面隐含的新自由主义的逻辑，我们是要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合理的结合，我自己愿意表述为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的政府，显然跟美国供给学派他们的哲理是有明显区别的。
第四句话“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句话表达的含义，首先是供给侧改革所要形成的效益和结果，是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这也不是横空出世全新的命题，是在胡锦涛任总书记期间，我们已经把邓小平简洁而正确表述的“发展是硬道理”升华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而现在是在科学发展观这个思路之下，把可持续性问题的解决直接结合到动力体系的转型和升级上。所以，新意是直接把动力问题标示上去了，这个动力体系是要改造原来已显得很有局限性的需求侧三驾马车的动力认知，而要把三驾马车的结构化逻辑进一步推到供给侧，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当然也值得再做展开分析）。把动力的转型升级这个问题处理好，是在这第十一次会议之前，刘鹤主任于长三角、珠三角调研时已经说出的话，这个表述我认为它内在体现了我们现在所抓的解决可持续性问题，是把其聚焦点更清晰地放在对冲下行因素必须找到新的动力源，必须有动力体系转型升级这个基本认识上。
最后一句话，总结了供给侧改革追求的是什么——是促进我们国家“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整体跃升我理解在学术上表现的就是发展曲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上扬曲线，它是一个“阶跃式”上升的曲线，波动中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实际上就是追求一种超常规发展。邓小平说的现代化“三步走”，以及他南巡说的发展是在波动中一个一个阶段抓住机遇往上提升，每一波中总要争取再上一个台阶，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整体跃升式的发展，内含的其实也就是咱们这些年中国政府中各级体系都认同的、到了地方发展战略设计中是直截了当写上去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关于这种发展诉求体现为超常规发展战略，也有不同的认识，比如林毅夫教授所强调的新结构经济学里面蕴含的基本原理，是要把握好资源禀赋，然后用比较优势这个原理来解释整个发展，以及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我们认为他的局限性也就在这个地方：光讲资源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并不解决超常规发展的问题。中国以常规发展不会连通中国梦，因为我们是在工业革命之后落伍了，必须通过追赶完成赶超，后来居上，才能完成伟大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愿景并不是凭空而来的，世界各个经济体的发展规律这方面早有丰富的实证案例，表明不会是齐头并进的发展，必然是你追我赶的发展，过去英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荷兰，后来美国在发展中赶超了英国。为什么现在不能设想中国在发展中赶超美国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第一阵营呢？这个方面学理上的分析我们也援引了西方学者的一些成果，比如“蛙跳模型”等等，不是凭空想象。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种危险性：处理不好它会落入“大跃进”式的背离经济规律的误区。
这就像产业政策的情况。产业政策在“林张争议”里，张是特别走极端，但社会上很多人听得特别痛快，实际上他那个认识框架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完全否定产业政策，在实际生活中得不到任何国家案例上的回应，只是学者的一种推到极端的说法。当然，他的说法虽极端，对于政府可能走偏的分析认识确实是很有启发性的。林的说法强调了产业政策有必要性，讲了怎么样设计产业政策的问题，但我们认为除了怎么设计之外，最关键的是产业政策怎么贯彻执行的机制问题，光讲“有为政府”不够，还得讲“有限政府”，还得把这个政策倾斜机制通盘合理化，避免在供给侧结构管理的方面出现非常容易发生的政府失误，这些也都还需要展开来说和做深入的探讨。
回到这个跃升发展命题上，我们要追求超常规发展，必须坚定不移。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前两步已经提前实现，是超常规的，最后这一步横跨50年，我们又规划了一个中间节点目标，是2020年全面小康。实现全面小康，现看只要在“十三五”托住6.52%以上的年均增长速度，再加上社会政策托底，比如七千万人脱贫等等，就能够交代出来，但最大的考验是2020年改革是否能取得中央要求的决定性成果。现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在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以求能够继续实现整体跃升式的超常规发展。这样的一个超常规现代化发展战略，我们认为是中国必须把握好的、在学理层面继续对它深化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线索，我们特别强调的就是不能只停留于比较优势战略——比较优势战略在它的天花板上，就是走在前面的经济体必然由于利益考量，使你花多少钱也买不来你认为他应该给你的那个他手上以比较优势表现的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在比较优势战略旁边，还必须匹配上我们要尽可能控制风险而力求出奇制胜的赶超战略。
很显然，这5句话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接着，我们可从学理上简要勾画一下往下要做的基础性认识层面的相关基本概念和关于动力体系的分析。
在基本概念上，我们承认，供需是经济生活中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需求是原生动力，供给对需求的响应构成经济循环与经济生活，而政府需要介入其中时，过去首先认识到要从总量上去促进总供需的动态平衡，技术路线上其实概念也有一对，就是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但过去比较成套路的、经验丰富、认识成熟的是需求管理，即反周期的宏观调控，但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发现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成熟程度是不高的。从经济学的成果评价来说，就必须承认我们过去主流经济学总体成果的不对称性必须得到校正，必须把供给管理的认识加以深化。我们在这方面的探讨，就是在承认需求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之后，要特别强调供给侧对于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才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和不同时代最关键的因素。
我们如果把人类发展过程简单列一个表，第一列是各个时代大家都可以认定的质的变化，勾画一个一个台阶往上发展的特征，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信息时代。第二列是在供给侧观察的生产力（人和物关系）这方面它一个一个台阶往上的发展。再有第三列是生产关系（人和人的关系）方面，
标明社会形态、制度特征方面一个一个台阶向上的发展。这三者之间有它的对应性。最粗线条地说，人类社会最开始脱离动物界，是以社会成员从事分工与合作中的采集和狩猎这种供给机制，来满足社会成员最基本的活下来的生存需求，这便是当时对于原生动力需求的供给侧响应机制。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后来推进到出现农耕文明、农业革命，这就上了一个大台阶。农业革命带来的是社会成员可以相对稳定地在预期中和结果上,经过季节的更迭，取得不仅满足他们生存需求的有效供给，而且其中的一部分人还可以得到他们满足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层面的有效供给，按照历史唯物论来解释，到了这个阶段上，剩余产品的形成有这样的可能性以后，使供给侧有这样上了台阶的新支撑力以后，人类社会就必然摆脱、告别原始共产主义的氏族部落与公社的社会形态，而转入阶级国家的社会形态。再往后，生产力这一列它的变化推进到又一重大事件，即终于走到了工业革命，而且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伴随着全球化展开的。工业革命时代，又具体可以区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和我们现在面临的信息时代。一个一个台阶往上走，现在生产力可以支撑的我们经济生活中最前沿的新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知道有半导体以后，已延伸到现在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个信息技术突破性的标志是互联网，迅速发展到现在的移动互联网，移动互联又匹配上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科技的创新，进而推进到现在的智能化概念，在匹配上所有这些技术创新条件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遇上的最前沿的概念就是“共享经济”，原也有人表述为“分享经济”，一个意思。原来认为是排它性的经济资源配置，现在可以共享了。比如前些年大家知道的分时度假酒店，那是信息可以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已能够便利实现的。到了现在，出行的网约车、顺风车，信息已可以便捷处理和解决它的衔接与支付问题。再推进是什么？大家都知道的电动汽车，往前看，若干年内就可能出现这样一些最前沿的新状态：就是电动私家车晚上停在停车位，接上充电桩，这时候给它充的电是电网里最便宜的电力供应，因为夜间整个社会用电量降下来了，此时电最便宜。充电后到了白天，你不用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上会跳出一个提示：你可以卖出多少电，而且卖一个好价钱。这样，过去纯粹是一个消费单位、利益排它的这样一部私家车，现在变成了一个生产单位，整个社会可以共享这些生产的能力，这里面全是赢家，没有输家——这种共享的能力就是依靠信息网络、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电网等等这些供给侧创新形成的，最便捷地使整个资源配置效率空前地提高了。
这种共享经济在生产力支撑之下对应而提供出的社会形态方面最前沿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包容性发展，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治理”概念之下政府和非政府的多元主体充分互动而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的发展，就是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中国的发展是在和平发展中和其他经济体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发展。这绝对不是空话，如果展开做分析还可以说很多，在这里稍微展开一些相关看法：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显然是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支撑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基本哲理概念，它前面的逻辑源头在哪里？当年邓小平得到历史机遇可以对全局提出他的指导意见之后，80年代在宦乡等学者研究基础之上，他的确提出我们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当时这个话说出来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冲击力，但是我作为研究者，几十年间反复回想，邓小平这样一个判断它的意义非同小可，是最基础的战略判断。你如果认为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那么它否定的是什么？否定的是前面那个毛泽东时代的战略判断——毛主席认定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个战略判断所引出的后面的整个发展思路是极为不同的：你既然认为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解决的是“谁战胜谁”的问题，那就必须按照毛主席当年的要求，要立足于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全面地打，解决了谁战胜谁之后再搞建设，以深挖洞、广积粮来对接解放全人类，那就必须抓住阶级斗争为纲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就必须以他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别无出路。他的战略判断后面的推理，每一个环节都是逻辑自洽的。而到了邓小平这里，是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基本特征与主题，自然就引出他所说的再也不可错失战略机遇的战略思维，就一定要强调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扭住这个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通过三步走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个战略目标是在前面的这个战略判断基点上，自然地一步一步推出来的，它也是充分地逻辑内洽的。前面这两个不同的战略判断基点，只能是按照实践检验真理来做评价，实践证明哪个战略判断更符合现在人类发展的现实呢？显然是邓小平的战略判断。学者的分析就是说，到了供给侧的供给能力所推进到的核威慑时代，简而言之，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可能性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就是邓小平说的历史机遇），虽然局部的摩擦和局部战争还不可避免，但是国际上综合评价的核毁灭威胁的烈度是降低的，世界上每年发生的战争的综合烈度也是可以得到总体大趋势而言的逐渐降低的。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我们也不敢说“黑天鹅”事件就不再出现，但是人类社会希望之所在，就是依靠现在供给侧的核威慑，倒逼和推进到在一起寻求命运共同体式发展。宏大的命题其实回到我们学理上的分析，就是一句话：生产力的特征和根本上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这是我们所特别强调的基本原理。
需求侧它也在变化，但是需求侧的变化我们称为“永新而无新”——人的需求如果从广义来说，它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人性如此。人性说得难听一点，贬义的说法叫“贪得无厌”，大家都知道渔夫与金鱼的寓言。你设想一下，把一个乞丐一路抬高到国王的高位，他还想再多活500年呢，这种漫无边际的无限需求，经济学无法讨论，经济学讨论中必须给它一个定义，就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就好讨论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收入在提高，钱包鼓起来以后他们拥有消费者主权来决定这个钱怎么用，有效需求的实现必须得到供给侧的回应与引领。需求者的变化特点，是总要不断提升他的用户体验，使自己的满意度不断往上走，但他自己并说不清楚什么东西能使这个满意度真正得到。一定是供给侧成功的创新，让处于需求方的社会公众眼前一亮，欣然把自己钱包里的钱拿出来去参与交易，这就是供需互动中有效供给所引领形成的经济循环。这个循环做得顺畅，就是经济生活中间发展的动力强劲，具有繁荣的特征，而且使我们能追求可持续的繁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很好的供给侧动力即有效供给不断创新的支撑，发展动力就不足，会使我们感觉到经济低迷，升级换代遇阻，甚至是落入危机境况。这就是一个经济动力体系的简要原理。
所以，从苹果产品案例来看，我们要承认乔布斯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实现了一个智能手机时代代表性的供给侧成功创新，而引领全球消费潮流。这样一个成功的供给创新——苹果智能手机，当然不能说它以后就长盛不衰，但至少从乔布斯那时候开始，iPhone4开始，曾经在引领全球发展过程中风靡天下，不是一呼百应了，是一呼万应、一呼亿应的效果，很清晰的体现了以成功的创新引领和创造需求，释放市场潜力，提升景气水平，促进经济繁荣和人民福祉这样的贡献。
另外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分析它里面的问题之所在。同样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换代中，中国老百姓已经进入了家庭卫生洁具要按坐便器来升级的发展阶段。这种社会生活中需求的升级，理应得到供给的回应，但在中国本土市场上没有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本土有坐便器卖，就是没有看到大家一起出手去热购它。然而中日关系有所和缓以后，大量的中国旅游者跑到日本去，不约而同一起买“马桶盖”回国。这种热购怎么解释？一开始认为中国本土上我们的技术水平和制造工艺不过关，有这种供给能力的落差。后来发现不对，买回来的马桶盖是咱们中国杭州附近本土厂家按照那边的订单生产的，说明我们的供给侧在本土上不缺少这种技术和工艺的供给能力。那么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我们国内市场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我们国内的家电市场，我说“鱼龙混杂”，董明珠说“大家都在处关系”，处关系的结果就是鱼龙混杂，应该被淘汰出局的迟迟不出去，优胜劣汰机制无法形成大家认为可以形成稳定预期的那个有公信力的购买目标，对于假冒伪劣心有余悸的情况下，谁都不敢出手去买。而到了日本，一下情况变了，口口相传的公信力就是有全套的质量保证，有全套的政府监管，你买了放心，回来使用不会有任何烦恼。就是这个区别。而这个区别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解决的供给侧的这个动力体系的问题，往往是应首先看到以中国转轨过程中制度供给为龙头才能解决的问题。供给侧的要素里，西方在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情况下往往不强调制度，但还是合乎逻辑地形成了制度经济学这样一个新兴学科框架，中国人更要看重这个事情。
从这些角度看下来，可以简要勾画一下我们所认知的动力体系。这个动力体系原来所讲的，是在需求管理视野之下的“三驾马车”，即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这样一个认识，有它的进步意义，是对过去作为一个总量的需求概念，不得已要做出结构性的处理，分成三块。但是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它并没有走完，应把这个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进一步展开其结构状况，才能形成对整个动力体系的完整认知与把握。到了供给侧，一个重要的认识提升是要把原来的完全竞争假设替代为不完全竞争假设。原来学者们不是不知道还有供给侧分析，但是供给侧的分析面对结构问题太复杂，学者难以建模和量化分析，很难发表出论文，令人望而生畏，同时又有可以一句话打发掉的认识：即到了供给侧，复杂的结构问题可以通过各个厂商在竞争中间实现要素自主流动的配置，达到市场出清状态，所有该卖的全卖出去了，那时候的结构就是个合理结构。所以，学者一方面意识到供给侧这方面太复杂，建模建不起来，另外一方面似乎可以无需建模，自然地以“完全竞争中达到市场出清”一句话就打发掉了结构问题。现在不行，我们所说的经济学创新突破，就是必须在看到很有启发意义的完全竞争假设这个前提之下，认识到这个假设的不足，必须把这个假设提升到2.0版的非完全竞争，因为这不论在中国，还是美国，都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图景。到了非完全竞争假设下，政府的调控就不应仅仅是需求管理的反周期了，一定还要有政府作为主体促进优化结构的政策供给，比如产业政策（当然它是“双刃剑”，政府处理不好它会弄出新的失误）；另外，政府必须做好制度供给，即致力于使市场形成有效的制度环境来优胜劣汰。这就是关于动力体系要说清楚的：需把“三驾马车”结构特征传递、转移到供给侧，把所有供给侧的要素的结构问题及其机制放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之下，来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和把握。
按这样的理解，就需要再进一步展开分析一下供给侧的五大要素。千差万别的各种要素，可提炼为劳动力、土地及其代表的自然资源、资本、科技成果应用以及制度和管理五项。我前面所讲已内含的认识是讲到供给侧，首先强调制度供给是龙头，是中国转轨过程中要抓的一个纲举目张的关键，但是后面跟着的所有相关方面也都要讨论。我们如果按照供给侧五大要素这个理论模型来看，可以首先引出一个基本认识，就是各个经济体在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之前的那个阶段上，前面三个要素对于增长的贡献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知，会比较清晰地体现出来。这时候后两个要素也在发挥作用，但是相比之下前面三个是一望而知的，相当直观。
比如，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注意到劳动力一旦可以流动——所谓“农民工”流动起来不叫“盲流”了，所带来的中国农村区域几乎无限供给的低廉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就形成中国在国际合作与竞争环境里超常规发展的支撑力，低廉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支持着我们一路走到“世界工厂”，总量走到全球老二。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改革开放之后从深圳开始要靠竞争取得土地使用权、资源开发权，跟在后面的是市场经济物质利益驱动之下多元主体竞争中间一波一波生龙活虎的超常规发展。资本方面，我们一开始本土资本匮乏，但是只要有开放，外商都非常清晰地知道中国有利可图，所以外资迅速流入，跟着的不仅带来了资金，而且带来了技术和管理，
实际上就催生、培育、也在竞争中倒逼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走到现在已经可以说中国本土上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已经相当雄厚。但这三样在这些年恰恰是在支撑力上滑坡：我们2010年以后，整个经济一路下滑，与此是直接相关的。劳动力方面，首先从珠三角开始，现在变成全国性的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说“招工难”，反过来说就是“就业容易”。所以，这些年就业的情况还相当不错，而且就业里低端劳动力，粗工、壮工、农民工，包括家政服务的保姆，他们的工资增长超过平均增长水平，使我们0.49高位的基尼系数（这是官方数据），现在已经逐年缓慢回升到0.46。正面讲这是到了一定发展阶段，到了这个火候，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特别低端劳动者受益，薪酬要价能力上升；负面讲这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我们原来一个很有支撑力的比较优势现在正在迅速撤空，于是从珠三角开始必须“腾笼换鸟”，原来的传统产业要往外重到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缅甸等等地方去，跟当年这些产能往我们这里流动，是一个道理。到了这个阶段，腾了笼换不来鸟，怎么办？怎么才能换来？这就是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要升级换代，不能成功的实现“换鸟”，那就像温州案例，痛失好局，表面上开始是跑路事件暴露它资金链的严重问题，然后是实质性的产业空心化表现出来了。那么多的民间资本，可以去炒楼、炒大蒜、炒绿豆，就是不能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这就把进一步的发展憋住了。如果温州这样的不良案例又发生在东莞，更多地发生在两个三角，那中国（我这里只是假设）的前途一定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一个从劳动力这方面我们已可看到的新挑战。合乎发展一般规律的是，原作为比较优势的低廉劳动成本的支撑力滑坡，劳动力本身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找到其他能对冲这一下行因素的新发展动力源。
土地和自然资源方面的潜力仍然在，中国的真实城镇化水平才40%。一路走到70%左右的高位，才会转入低平发展阶段，这是国际经验可佐证的。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40%后面的这三十个点的发展空间，一年上一个点也要走三十年，本来是我们的“引擎和动力源”，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会不断释放出巨量需求，伴随一轮一轮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和建成区扩大，一轮一轮产业互动，一轮一轮人力资本培育——吸引各种要素投入的时候，是可以得到全球有效供给对我们的支持的，这就是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跟全球做生意就解决了问题。但是现在如果不在机制上另辟蹊径，我们就会被憋住，因为现在城乡结合部一轮一轮扩大建成区的征地拆迁补偿，每一轮钉子户都可把综合成本迅速抬高，而且不断生出一些极端的恶性案件。比如大家知道的这几天在网上还余波未平的案件，都是征地拆迁补偿问题上出人命，社会上种种的不满，都可能被这个作为导火索一下子点燃。必须另辟蹊径，特别要像重庆地票制度、土地收储制度那样，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一定要找到新的机制。
还有资本，现在一边是大量手上有钱的主体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另一边是三农、小微苦苦得不到应有的融资支持，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普惠金融、草根金融、绿色金融，说了这么多为何总是两头对不上？这就是表明我们现在常规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在中国市场上已经大量普遍发生，破解之道就是要创新，另辟蹊径，守正出奇——这就延伸到我们讨论多年的如下认识框架：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必须与商业性金融在较中国长期地双轨运行，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处理不好双轨运行就是涉租寻租，乌烟瘴气，处理得好就是出奇制胜，就是超常规发展、阶跃式发展去赶超，这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考验。
总体来说，在前三项要素支撑力下滑的同时，后两项要素便必须更多地加以注重。后两项一个是科技，称为第一生产力，一个是制度和管理，叫做最大红利——领导人所说的改革是现代化关键一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第一”和“关键”这两者的关系怎么理解？我认为吴敬琏老师的一句话很重要，在中国转轨过程中一定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技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已说得非常简洁、非常正确，这个第一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传统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做加法，而是做乘法，不是多出个第四要素，是在前面三个要素上来个乘数和放大，所以，它是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认识，是科技在人类历史上表现为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形成了“颠覆性创新”的推动力，但这个第一生产力要真正能够形成，必须遵循科技规律，必须对不确定性极大的科技创新给出所需的相关制度环境，特别是其内含的人文关怀，要有法治与制度保证。大量的科研创新活动里，产学研结合的一线人员，所面临的是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怎么能让他们专心致志，心无旁鹜的去做这种事情，没有人文关怀的制度环境是不可能在这方面真正一路往前推进创新的。
这个制度环境在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问题，前面大半年，中国的高校、科研机构出了什么问题？创新环境严重扭曲。克强总理多次批评繁文缛节，国办专门发出优化学术环境的文件却不管用，谁都不动，“政令不出中南海”，后来总书记也发了话，要给这些知识分子创新人才获得感和幸福感，再往后中办、国办联合发文，直接指向怎么样改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现在社科基金等等开始动了，有关部门要求年底之前实施细则要提出来。这个纠偏针对着什么？中国实际生活里动不动煞有介事来执行的一套东西，冠冕堂皇、振振有词是加强管理，但完全是依照官本位行政化加强管理的逻辑，违背科研规律，打击科研人员积极性。“第一生产力”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是不可能顺利发挥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观察，如果对照硅谷，很能说明问题，硅谷看起来政府很开明，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支持，但是它确实是有政策的：园区这方面得到政府开明的待遇，包括一些税收的优惠等等，更关键的是在硅谷，没有人能够想象到政府公权在手的环节上的人员，会以官本位行政化的方式去约束这些科研人员怎么用他的科研经费，包括自愿参加、承包性质的横向课题经费——对这些科研经费还要往前倒算，就是中国现在有多少学者要追溯算前几年（哪怕自愿参加的横向课题）经费里，即使是白发苍苍的科学家，如果没有行政司局级待遇只能坐高铁的二等座，你坐了一等座，坐了商务座，对不起，那个钱你要退赔，吐出来。高校系主任以上的人担任独立董事拿的独董薪酬那为数不少，统统吐出来。这种科研人员所受到的打击，在硅谷能想象吗？根本不要想，这就是区别。
所以，我们特别强调现在中央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聚焦的就是后面两项，而且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有效制度供给。由制度和科技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我们在西方学者提出的“索洛余值”基础上须作更清晰刻划的升级版：索洛强调的是科技，我们则要把制度和科技放在一起，而且实际上在转轨过程中，要把中国的制度变革摆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聚焦于此，我们才有出路，才能对冲下行压力，打造升级版。对策思路上，主题就是完善供给侧环境和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潜力和活力，在引领新常态过程中打造新的动力体系去追求长远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此不展开说了。
以上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问：房地产的价格一直在升高，他们都说赶紧买房子，赶紧买房子，你越想买越买不起，普通老百姓距离中产阶级越来越远了。中产阶级其实是国家的栋梁，国家的发展你要想把需求提高还是要靠中产阶级，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说起来这些公务员都够不上中产阶级。现在在座的有几个人能够上中产阶级？屈指可数。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光是说供给侧改革，大家也都在追逐这些利益，短期的利益特别强调，长期的发展中国的产业，能够持续一百年，两百年的产业我没看到，当然可能也有，像五大国企这一类的，但是怎么能把供给侧改革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真正把中产阶级搞起来，真正让大家人人都能觉得有幸福感，我觉得现在包括四大刚毕业的学生十年之内都不会有幸福感，因为买房子买不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改？
贾康：这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试着简单说一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不光中国，各个经济体都有这个特征，从指标来看，全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是上升的，应该说生活水平提高，大多数人境况是好转的，但是感受却跟不上。这是普遍的社会氛围，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只中国如此，各个经济体大同小异。这方面怎么样让人们满足？当然在判断上我是觉得您提到的很多社会焦虑是实实在在的，特别是在座的一般都是比较年轻的白领，或者说体制内现在已经进入中青年骨干行列的典型的社会成员，会有很多矛盾摆在眼前。到了这个阶段上，上有老，下有小或者马上要有小，涉及您提到的住房，大家都在关心。但是中国如果在住房方面要跟国际对接的话，人家的中心城市最典型的情况，是这些人不是靠买房子解决问题，而是靠租房解决问题，就这么简单，但很多中国人不接受。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守正出奇要学学重庆，重庆通过保障房建设，使社会成员中间的1/3到40%，不用买商品房，得到的是保障房供给。保障轨上“住有所居”的条件，对于年轻白领，最有对应性的是所谓“共有产权房”，这种共有产权房你拿到手时是有产权证的，很体面的。年轻小伙子大学毕业了，工作两年，跟心仪的女朋友谈婚论嫁，过去往往遇到麻烦，丈母娘说你要是没有一个一百多平米的像样的商品房，休想把我家闺女娶走，而现在你出不太多的钱，不用到处东挪西借（老人愿意支持一点可以，不用那么拼命的啃老），你就可以把共有产权房先拿到手，很体面的就结了婚，住在里面可以装修，可以带小孩，住得满意，过几年你收入也上升了，你再出一笔钱把这个房子买成完全产权，这多好？
中国特色之下解决上述社会焦虑我觉得这是可行之策。这些就是靠制度供给，靠制度上守正出奇的创新，这是从一个角度观察怎么缓解社会焦虑的一个例子。不能设想把中国中心区域的房价真的往下压，但是要解决它现在打摆子似的一会儿热起来限购限价、大家都觉得不满意，低迷起来又是方方面面的惶恐、焦虑，撤销限购限价甚至不惜给补贴。前面十年出头时间有人计算过大概以15个月为一个阶段来回打摆子，来回过山车式的折腾。近年间分化了，冰火两重天，两个极端同时存在，火的一边难受，冰的一边也难受；打摆子打到这头也难受，打到那头也难受。所以，真正出路在哪儿？在治标的政策调节旁边，一定要有治本的制度建设，从土地制度到住房制度，到投融资制度，再到税收制度——这就是在座的各位听起来可能要骂我的房地产税。这些事情是中国攻坚克难的理性供给解决方案的组合。
问：贾老师好，刚才您的演讲里把财税改革的愿景讲了，我想问一个具体的，怎么实现它？谁来主导？路径是什么？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想请教您。
贾康：我觉得比较直截了当地讲，实际上就是要靠中国特色之下由最高领导人下决心，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十九大。我特别希望是不是可以看到我们在新莫干山会上已经说到的要下决心做大部制和扁平化的改革，把我们的整个行政架构来个消肿，理顺它基本的架构。现在转变政府职能，中央政府已经收缩到四百多项审批事项了，再往下减怎么减？都是命根子式的审批权。如把整个架构优化改变以后，是重新整合了各个庙宇，瘦身精简以后留下的庙里，怎么配和尚，和尚怎么念经，怎么审批，那就可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架依托。这样一来才能真正在大部制和扁平化的基础上，解决政府职能转换的问题，以及从各级政府事权开始理顺整个财政分配体系的配套改革的问题，这就是攻坚克难了。横跨两届政府，大部制改革始终是基本原则和方向，但很遗憾只走了一点小碎步出来。在前一段时间听到说法，国税、地税之间要调整关系，以为要合并了，哪里是？走走形式，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事情。我觉得这方面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总是不甘心，十九大是不是有可能的机会？待十九大新的人事安排到位以后，改革一定要再做一轮动态优化设计，如何设想？大部制、扁平化合在一起设计，把整个政府机构消肿精简之后，应该顺理成章地给咱们体制内的人员提高工资。
很明显，八项规定以后灰色收入没有了，这些人怎么过日子呢？在京城各位一个月工资有上一万元的吗？
体制内的人，据我了解财政部的司局长工资条上还没有上万的，拿着这几千块钱，上有老，下有小，周末敢上街吗？带着老人、孩子上两趟街这工资基本就出去了，还怎么过体面生活？很显然整个体系的正常运行，必须对接到整体改造政府架构、消肿精简，然后阳光化地提高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并且让这些公职人员以后预期匹配的社保、养老等等，对他有持续的吸引力，同时对他也有严格约束，无非就是香港的经验，一旦发现这方面有廉政公署抓着的事情，你所有这些预期的东西都丧失了。这些经验合在一起，大部制、扁平化，提高公职人员的待遇，使之至少达到比社会的中等收入再偏高一些的水平，而且配上对他们有吸引力的未来的养老，等等，我觉得这才是正道。
具体可对比一下，在这个大部制改革方面，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去韩国，那时候韩国社会正在急剧变化，GDP迅速提升，经济起飞之势出来了，但是它那里群体事件不断，即不断出现学生闹学潮，工人闹罢工，都上街。但那个时候我们注意到，韩国的大部制改革已经基本走完，我们去见的财政部不叫财政部，是规划与财政部，是人家把规划院（相当于我国计委）与财政部合在一起了。后来到法国去，听说法国在市场经济体里是以集中、中央集权为特色，但是它的财政部叫做什么？经济、产业与财政部，人家也是大部。但你能设想在中国把发改委与财政部并在一起吗？连国税、地税合在一起都这么困难，更不要说把其他的按大部制来走。如果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在一起，克强总理已经几十次督办的PPP，能像现在这样如此纠结吗？两个主管部门到底怎么协调，这些事情是很现实的问题。咱们说得直率一点，这就是一种中国特色，关键是怎么解决问题？
问：非常感谢贾老师，我是第三次来听贾老师的课，但是一直没机会提问题，这次提个问题。贾老师说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说到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这样就打破了行政区划和行政隶属（贾康：条块分割。）条块分割这样一个藩篱，感觉重构了政企关系，为后续市场经济的推进奠定一个基础和作用。前不久，习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有这么一套表述，他说要把党的领导投入到公司治理各环节，把党组织要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那么想请教一下贾老师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表述？
贾康：怎么内嵌？
问：对。这样一个表述跟之前的政企分开或者重构新型的政企关系是不是有一些冲突和矛盾？
贾康：咱们内部探讨。肯定是带来了一些理解上大家觉得迷茫之处。原来讲的是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现在变成了党政之间实际上是要一体化，而且党对公司、企业要内嵌。怎么掌握这个事儿，我也问过企业家，比如任志强。他所在的企业属于国资，层级并不高，归北京西城区国资委管，叫“华远”，这个企业比较早地走出去在香港上市，他说党的领导我们在那边是“地下党”，这就是他的内嵌方式。只要是走出去参加国际竞争，那边的规则是不允许你在公开信息披露里说你这个企业里还有党的领导，只能是“地下党”。那么另外一些国内企业怎么内嵌呢？如果是国有独资那很简单，如果是国有控股现在也好办，最麻烦的是国有参股，参股对应对的“相对控股”是漂移的，在比较踏实的相对控股的时候也容易做成内嵌，但是你要发展混合所有制，一旦到了真正顺应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有可能在股权规则旁又形成另外出现的主导意见，那时候就非常尴尬了。
咱们打个比喻，比如万科，它在没有想到的情况下，按照股权规则把原来的内部实际控制人闪在一边，这种情况下如果闪的不是王石而是党的领导者怎么办？这些事情只能进一步探讨。我确实觉得这是现在引起很多人感觉迷惑、迷茫的视角，只能在改革实践中再去进一步探索。混合所有制我认为它是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市场经济产权基石层面最清晰的一种微观治理创新。一个一个企业内部，公的股，非公的股，国的股，非国的股，产权都是非常清晰一望而知的，一股一股是最标准的产权单位，然后充分混在一起，寻求包容性发展。这是共赢多赢，这就是“命运共同体”在宏观视野之下落到一个一个微观企业时的缩影，这么多微观的主体能混在一起，形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潮流。PPP做起来它有一个好处，PPP里的SPV（特殊项目公司），天然的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而且政府方面天然地不想一股独大，政府要努力把这件事做成尽可能少花钱，少持股，多办事，这是做事做得漂亮，这叫四两拨千斤，这是它的政绩之所在。所以，原则上是一个表述，具体可做的事如果能抓住大家最容易接受的那个最大公约数，比如像PPP的机制，不停留于概念，而推动做实事，还是有一定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