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
●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低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应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
●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后，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这是不适当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收权，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机遇和挑战，2015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那么如何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有以下几点思考：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急需取得共识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综合目前社会上对供给侧改革的讨论情况来看，我觉得有几种论断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万能论。认为所有问题只要套上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外壳就能解决，这是片面的。二是无效论。说所谓的供给侧，需求侧，是理论上概念的文字游戏，不解决实际问题。三是旧体制回归论。认为改革就是去私有化，瓦解私有企业，把大的私有企业公有化，加强计划经济的管理。中央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的战略调整和一个主线提出来，但不少人对它的认识如此模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取得共识，准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首要任务是去产能，核心是僵尸企业的退出。什么是僵尸企业？目前还没有确定的定义，所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大体上有四种：牛津辞典记载僵尸企业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简单说僵尸企业是早就应该破产、却因为某种原因仍然存续的企业。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认为，僵尸企业就是那些停产的、半停产的、连续亏损的、资不抵债的、主要靠政府支持、财政补贴和银行贷款来维持经营的企业。法律专家李曙光认为，僵尸企业是指那些丧失偿债能力，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已经具备破产法规定的条件，但实际靠借贷尚在持续运营的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认为，那些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上市公司可以称为僵尸企业，按照这个标准，A股市场有265家僵尸企业。上市公司这些僵尸企业一方面在资本市场维持融资，265家企业中有130家企业募集资金3281亿，一方面又从政府的手中获得了大量的补贴，据估计接近426亿。所以中央提出出清僵尸企业，使之入土为安，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僵尸企业占用了国家宝贵的资源，增大了金融风险，导致了发展的不可持续。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要坚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果处理僵尸企业过度行政化可能要出现该处理的没处理，不该处理的处理了的情况，所以要多发挥市场的作用，少用行政手段。为什么有僵尸企业，按照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而奈说，所谓僵尸企业是因为父爱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要爱护国有企业，政府对国有企业无条件支持，并有铁饭碗的制度，所以僵尸企业是父爱主义的产物。现在处理僵尸企业议论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也做出行动，给出了处理的数量指标。目前，处理僵尸企业有三怕：政府和企业怕负国有资产流失责任，怕社会不稳定；银行怕提高不良资产率；职工怕失业。处理僵尸企业要坚定不移，又要稳妥精细，尤其要做好职工的安置工作。
把去产能同扶贫和“走出去”结合起来
首先把去产能和扶贫结合起来。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小康社会的短板是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政府是不是可以来收购过剩产能，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会对玻璃、钢铁、水泥产生需求。另外去产能要和“走出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借鉴过去欧洲复兴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就要同“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现在我们要走出去，不确定性因素很多，风险也较大，但是我们输出过剩产能，帮助支持沿路国家的经济发展。采取这两条措施，一是和扶贫结合起来，二是和“走出去”、“一带一路”结合起来。通过上述办法，达到既能有效地去产能，又能促进贫困地区脱贫，推动“一路一带”健康发展。
把去库存同农村的改革结合起来
农民有资产，有宅基地、有房产。但是这些资产不能变为资本，因此农民不能增加财产性收入，不能富裕起来，不能带动农村的消费，如果把资产变成资本，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的消费，另一方面有利于房地产去库存。农民富起来，带动农村消费，经济下滑的趋势可以得到缓解。城市有一亿多农民工需要房子，但是农民没有钱就买不起房子。如果和农村改革结合起来，农民有了资本，有了钱就可以到城市里买房子。现在全国房子的库存大概是7.3万亿平方米，如果农民有能力去城市里买房子，不但可以解决农村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还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减税不仅要减轻企业的负担还要调节贫富差距
最近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目前收入和财产不平等状况日益严峻。顶端的1%的家庭占有了全国1/3的财产，低端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大概只占1%，所以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大概已经到了0.49%，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这应当值得我们注意。鉴于这种情况对税收的调整要考虑到收入的不平等情况，使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全面推开的营改增将会减税五千亿，可以减轻企业负担。如果减免食品增值税，受益者将是广大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的群体。既有利于缓解过大的收入差距，又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也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目前我国的税收结构不合理，间接税收入所占的比重太大，2006年达到72%，2013年降到59%，在国际上，这一比重也是很高的。OECD国家，间接税收入只占30%，累进的所得税等直接税占了总税收的70%。累进所得税有利于调节贫富差距。
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政府要为供给侧结构改革创造制度性环境，目前还有不少制度供给不足。例如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与制度供给不足有直接关系。201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程序案件审理。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企业破产法》自2007年6月1日实施以来，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其主要原因：一是地方政府出于维护政绩的需要而干预企业破产；二是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三是破产案件处理缺乏市场化；四是破产法体系不健全，没有个人破产和金融破产制度。当前，继续修改《企业破产法》，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破产法院，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同时要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完善金融机构破产程序。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进一步深化政府改革
继续简政放权，深化政府改革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简政放权力度较大，但是社会的反应是放权力度还是不够，该放的没有放到位，而且放了以后不匹配，办事增加了难度。有的放权后监管没有跟上，比如把发电的企业审批权下放后，地方出于本地利益的需要，自行审批了109家燃煤发电企业，约1.2亿千瓦的发电量。根据我国环境情况，必须加快发展清洁能源，通过大功率特高压设备，可以从电充裕的区域输送到缺电的区域，这就无须每个省都用煤来发电，可是这样和地方的利益便产生了冲突。审批权下放出现新的问题后，有人主张收回审批权，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不能出了问题就收权，还是要用改革的办法，要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来解决问题。
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创新的动力之源
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后，千人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与国际上比较起来，我国还是原创性和理论创新不足，颠覆性创新更少。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束缚创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太多。
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008年我在广东作了一次“解放思想与体制创新”的讲话。讲完以后广东社科院的一位同志提出来，他说我们提出人的全面发展，为什么前面没有加上自由？我说没有写上自由不等于不要自由，如果没有自由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一切人创新发展的条件，是全面创新的动力之源。
去产能，处理僵尸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多的智慧。现在对于处理僵尸企业存在一些疑虑。90年代诸城处理僵尸企业的案例对我们有启示意义，1991年35岁的陈光作了诸城市市长，1993年改任市委书记，他认为不改革没有出路，财政补贴是补不起的，所以逼上梁山搞改革。全市282个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进行了改制，陈光因此出了名，被称作“陈卖光”。当时山东的书记、省长请我去讲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位厅长提出：诸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底姓资姓社？我回答说，姓资姓社不好做结论，应该按照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来衡量。为了了解真实情况，朱镕基亲自带领九个部委的同志赴诸城调查。调查以后觉得诸城的经验应当推广。1997年6月，陈光调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半年后又任专员。当年菏泽县以上企业负债率达到122%，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经停产，银行不良贷款达80%。陈光感到这些企业卖都卖不出去，只有送个有实力的好企业才能救治他们。他说：“与其说是送出企业，不如说送出包袱，送出债务，实际上是引进来，这叫换个爹娘养孩子。只要把企业搞活，职工生活有保障，不管菏泽的企业姓菏不姓菏。”菏泽是山东最贫穷的地方，当年财政收入是4亿元，而全市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工资需要10亿元。2006年，菏泽财政收入30亿元，公务员工资涨上去了，老百姓生活有了改善，但骂他的人还是很多，陈光被称为“陈送光”。但他作为改革者，欣慰地说：“我俯仰无愧，无怨无悔，改革的功过是非，应由事实评说。”今天我们去库存，处理僵尸企业也要有陈光那样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作者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名誉会长）
来源：经济参考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