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在G20会议上提出，要通过壮士断腕力度的改革，实现和保证未来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那么，怎么部署改革，才能使其能够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下行扭转为上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路和框架性方案，这里进行一个概述性的介绍。
我们在理疗目前的国民经济体时，最为忌讳的是，整治方案没有先解决表症的引子部分，没有除疾的重药或者大手术，没有打通经络的理疗，没有长期固本的重点药方，没有经济体与外部关系中的堵漏、回流治疗思路。整治过程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轻重不分，主次颠倒、方案碎片化，没有逻辑，相互之间不相协同配合，甚至互相矛盾和抵消，或者举措落实不下去。如果这样的整治，那么，结果可能是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和深度下行，在基础还可以的状况下，丧失增强其动能，启动新一轮中高速增长的宝贵机遇期。
因此，需要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思路：降成本，实施与之有关的配套改革，以休养生息；选择和进行突破性改革，下重药和施大术，以发力启动新一轮J型增长；进行创新、创业、生育体制改革，孕育颠覆性技术、保持民间活力、恢复人口元气，支撑经济增长速度，并储备2025和2036年两次J型增长的动力；进行一些体系性改革，有进有退，有弃有争，以盘活要素和资源，激发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进行一些领域开放性改革，以开放教育、医疗服务业，拓展通用航空、未利用土地改造、生态环境资源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准入新领域，扩大民间社会事务领域；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为中心，调整对外经济开放战略。
1、实体经济的解表生息和休养恢复
企业休养生息的政策和改革，已经不能再后拖和延误，否则，实体经济将全面崩塌。应当尽快实施以下降低企业成本的经济政策和配套的体制改革。
一是要推出组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减低增值税税率两个百分点，社保综合费率降低到30%，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从目前的月3万元人民币提高到10万元，废止一切除税收和社会保险金以外的行政收费项目，土地出让金改革为房地产税，企业用地可以以土地财产权所有者入股的方式降低投资进入的土地成本，政府的各类罚款要公开透明和接受社会监督。
而需要需求侧的财政和货币相配合：在政府因实行上述休养生息经济政策时，会发生减少收入和需要扩大支出的两难。因此，相机决策，扩大财政赤字和借债，加以平衡。实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提高房贷利率，降低实体经济利率；在财政政策上，开征房地产税。以抑制资金过度流向房地产，引导其流入实体经济，并且避免实体经济资金流向房地产领域。
二是必须进行降成本配套性体制改革。
降低融资高成本的关键性配套改革在于：放开民营小银行的准入开放、纯粹民营、限制规模、服务社区和创业、分级监管、每级监管责权一致；废除民间贷款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利率4倍合理的司法解释，消除高利贷实际上的司法保护。只有这样，实现对中小微企业按照“熟人社会、信息对称、决策链短、固定成本低”的内在机制性规则能够贷款。
降低运输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改革：（1）加大投入，选择最好的技术和技术路线，尽快实现交通的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减少关卡和收费等设施，提高管理效率，减少各方面管理和服务人员，降低成本；（2）运输行政和安全管理，所有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废除收费与罚款与公务挂勾的潜规则，罚款多少，与运政和交警的拨款无关，超车、超载和其他违章由智能系统自动抓拍，直接电子支付转帐扣缴国库；（3）由于高速公路及桥涵运营的自然垄断性和国有性质，其运营成本法与收益，法定由第三方审计，社会听证，向全社会公开，听取民众意见，实现对其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3）法定收费性高速公路及桥涵交通与非收费性等级公路桥涵，包括退出收费的高速公路桥涵等交通的合理比例，并不得以不断维修免费公路交通而维持高速公路及桥涵的收益；（4）国务院协调港口、铁路、航空、水运、公路各管理部门，限时强令各方面协调统一集装箱标准，降低运输周转卸载费用。
降低能源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体制改革：（1）进行油气、电力和电网企业的合并重组改革，方向是拆分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改革；（2）合理确定电网输电服务价，加快用电方与发电方的直接销售；减少油气的行政定价和行政干预，与国际市场接轨，放开由市场调节；（3）法定由第三方审计，社会听证，向全社会公开，听取民众意见，实现对其道德风险和内部人控制等推高成本的抑制；（4）在油气国际价格较低的情况下，不对国内油气企业进行价格保护，减少和压缩其产能；切实推进油气、发电和电网等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资本和股权结构社会化，治理结构现代公司化，层级扁平化，经理层市场化，消化冗员，降低体制成本，通过破产重整销售等方式除去僵尸企业，消除高成本的生产企业数量。
降低房地高成本关键性的配套性体制改革为：（1）废除建设用地必须由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的规定，让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建设用地市场，同地同价；（2）改革土地必须由地方政府行政寡头拍卖的体制，在用途管制和合理规划的条件下，房地使用财产权所有者向土地市场交易中心平台提交出售租赁等信息，需要者提交购买和承租信息，由交易平台进行撮合；或者由供给方与需求方，根据土地用途和市场行情，协议交易；（3）废除土地地方政府征用和招拍挂体制后，通过房地产税的开征，替代出让金来源，形成县市级政府60%的收入来源。也即通过增加集体土地进入市场的竞争，改变行政寡头垄断格局，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降低实体经济土地和租金和居民购房租房的高成本。
降低高税费成本的根本的配套性体制改革：要有执政成本意识，控制和降低已经很高的国家治理成本，以减轻经济基础的沉重负担。（1）各级政府年度一般性财政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国有资产预算、其他基金预算、建设项目和发债预算，均向人大提交详细的报告，压缩其他会议时间，延长预算辩论延长时间；（2）除非涉及到极其保密的预算外，各级政府所有预算均公开发出，做到上网能查看得到，书店能购买得到，并接受公民的询问、质疑和解答；（3）机构编制的设立和增减，与财政预算联动，没有通过的预算，任何人不得违法增加财政供养机构和人员。
2、产权改革为重启动J型增长
20世纪1978年后30多年来，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纪末后期中国先后三次经济增长下行，将其翻转到上行，并实现J型增长，是党和国家经济工作重心转变、农村联产承包，确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允许外资进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强大的突破性改革启动的。
这次如果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上行，实现中高速经济增长，还不可能由颠覆性创新和产业革命启动。中国第四次技术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即使时间更加缩短，至少可能也需要10左右时间。这次产业暴发式革命，需要一组、多个、交叉、复合，互为影响和配套的颠覆性技术出现。这可能不是10年内能够完成的任务。
新的J型增长，也不可能由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启动。在经济主力人口收缩的情况下，量化宽松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的刺激，有时不起作用，主要是因为以经济主力人口为基础的消费总需求在萎缩。特别是由于传统工业化提前结束，制造业全面过剩，即使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流入现有的实体经济领域也较困难。
中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也不可能由推动开放来启动。与过去中国资金、产业、游客等大进的对外开放不一样的是，现在中国开放中流出的资金大于流入的规模，从外部吸引产业进入中国变成了中国向外转移产业，而且旅游、教育、医疗健康等服务贸易进出存在着巨大的逆差。
经济再次上行，也不可能由一般性的改革，一般性的创新创业，鼓励生育等引发。如有的如国企业改革一个单项，没有突破性力量，甚至还要去产能，出安置成本；有的有技术应用、投资和就业等对经济增长有支撑性功能，但是，也起不到千斤顶起的作用；有的如鼓励生育，虽然逐步地恢复消费需求，对我们2036年时再迎来一波中高速增长非常关键，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想推动中高经济增长，如不采取重大的举措，由经济周期的自然波动，等来自然新的J型增长的可能性也不大。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于人口生育的控制时间过长，力度过大，导致未来经济主力人口不断地收缩，并且老年化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人口问题导致的经济增长下拽力量大于国民经济增长自然周期性恢复的动能。
因而，如果要重新启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有一个选项，即大力度和突破性的改革。（1）这项突破性的改革，政府无成本，无涉及利益受损的阻力，受到全体人民的赞同，与前三次突破性改革一样的是，遇到的可能是只是意识形态的上的阻力；（2）这项改革，可以使持有资金、技术、经营能力的投资创业者，对未来的经济安全、市场前景、经济盈利等有一个可靠的预期；（3）它可以使资金、劳动力、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向这种改革起作用的国内各经济领域大规模流入，形成投资需求和新的生产能力；（4）在对外的经济循环中，它可以增强国民经济本体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和营养的吸引和吸收能力，改善各种国民经济增长要素过度外流造成的经济下行症状；（5）它可以在各个方面和多个领域，调动个人和企业的积极性，通过投资、创新、创业、创造和就业，形成较多的新的GDP，创造更多的国民财富；（6）这项改革，可以通过在创业和就业创造财富的同时分配财富，实现收入支配的需求与扩大供给的财富相平衡；并且使低收入阶层向上流，中产阶层规模扩大，减少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在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用积极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
那么，这项突破性改革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牵一发而能带动全身的改革。我认为是财产权明晰、使用财产权永佃、司法确保私人财产安全。（1）个人创新要得到承认，集体和单位创新成果，知识产权要尽可能分解到创新者个人，以激励发明新的专利技术，形成技术—产权—财富行为动机，给不断的技术进步，特别是颠覆性技术的发生一个产权激励的土壤；（2）所有的农村和城郊集体性质的庭院、耕地、林地等，以及城镇中国有性质土地的院落和住宅，在最终城镇土地国有、国有农场林场等土地国有、农村和城郊土地集体所有等最终所有制度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明确使用者的使用财产权，也即用益物权，确权发证；（3）无论是知识产权，还是与土地有关的永佃使用财产权，都要承认其有出租、出售、入股、抵押、继承等市场经济中资产的所有特征；（4）知识产权和不动产等，在市场上较为平等和竞争地进行交易，特别是废除政府行政寡头垄断的土地交易方式，政府征用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也必须按照市价征收；（5）废除土地财产使用的有限年期制，国有和集体土地，实行承租人永佃制，除非公共利益，国家不得强制征用和收回属于个人和法人的永佃使用权土地；（6）最严格保护私人产权的司法等体制，知识产权不得仿冒和侵犯，惩罚使其倾家荡产，罚没收入应当大部分归知识产权人所有；除了防止欺诈、贪污、偷盗、破坏等这样侵害私人产权的以外，特别要最严格的司法防止公权力对私人财产的侵害。
3、保持长远期增长基础动能的体制改革
需要安排促进国民经济产业革命性增长、有活力地增长和久远再发力增长的基础动能性体制改革。
在2025年后的10年中，已经到了颠覆性技术发力有的时候了，产业化条件也已经完善，希望有一群，或者数个产业群领域革命性、关联性，带动整体，实现跳跃式发展，使这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平均保持在4.5%到5.5%的速度上；到2037年后的15年中，由于我们通过2017年人口生育彻底放开，鼓励生育，甚至进行移民等改革和措施，使20年后的经济主力人口增长，相关地决定2037年后，又有一波国民经济增长上行的阶段，加上第二个10年中颠覆性技术成熟化和产业化的支撑，使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3.5%到4.5%，甚至更高的水平上，与美国和印度的经济竞争中，保持一个不落伍和基本平衡，完成中国在2050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大业。（4）而在未来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通过从体制上安排一个使大众能创业、能干成事的营商环境，充分的就业，创造-财富-收入-需求之间的良性循环，市场的繁荣，使三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有充满活力和动力体制的支撑。
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远基础动能看，需要做好教育及研发体制、创业体制和生育体制的改革。（1）创新体制改革。国家制定颠覆性技术创新战略和实施方案，引进、吸收、寻找、培育和统计社会颠覆性技术，形成一组相互交叉、复合、整体推动的颠覆性技术，并使其应用引暴多个行业的产业革命；知识产权可以交易、入股、出租、抵押、继承等，其价值由需求和供给双方协商确定，包括股份企业中技术的比例，也没有限定；国家鼓励技术的引进、学习、吸收、集成、提高和再创新；颁布法令，所有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的研究报告和专利等技术成果、试验初步、应用项目等，不得封闭和闲置，向全社会强制开放，促使其出售、出租、入股等，通过企业运营，实现研发技术的产品和产业化；知识产权收入水平不受党政国企一般工资标准规定的限制，科研项目报销不能按照行政费用规定管理。（2）创业体制改革。继续大幅度清理各个行业准入的前置审批，生产服务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而且清单的内容，应当公示由民众讨论和听证通过；更需要大幅度清理投资、建设项目的各种审批环节，对投资建设项也进行负面清单管理；进一步彻底清理各个行业对企业和居民的各种年检，没有必要的予以取消，个别有必要的网上免费限时办理；允许一部分非登记经济存在，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可以灵活创业和就业；除了极个别的，取消就业的各种不必要的资质审核和发放，特别是取消人社部门在国家党政、社团、企业和金融等部门的各种职称评定，废止教育部对高校985和211院校的认定，创造平等的就业环境；允许鼓励新经济条件下的新创业就业形式存在和发展，比如网约出租车、快递、电商、家庭设计室等；应当放宽限制，除了禁止干部利用权限和影响为子女亲属办企业谋利外，应当鼓励低级别、非主要领导、一般机关干部等党政事业家庭和子女投资办企业，避免很大比例的中产阶段不能投资实体经济，而暴炒房地产和其他非实体经济，甚至资金外流的格局形成。（3）生育、移民和留学体制改革和开放。改革计划生育行政管理系统，转为促进和保健生育服务功能；2017年全面放开生育，生育多少由个人自主选择，国家不进行干预；立即废除社会抚养费征收条例，并且对于以往没能征收的，不再收取；严格执法，禁止单位解除孕妇和产妇的工作关系；国家义务教育向托儿和幼教延伸，消除生育和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对生育二胎和二胎以上的妇女和家庭，国家对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等进行退税，并给以抚养补贴；修改收养法，鼓励有条件家庭收养弃婴、非婚生婴儿、生活困难家庭愿意送出的子女等，并严格保障被收养人口的合法权利；放宽外籍人口向中国迁移的限制，鼓励婴儿、青少年和经济主力人口向中国迁移，特别是育龄妇女的迁入，鼓励男女方迁入中国的跨国婚姻，缓解劳动力人口收缩和性别比失衡的局面；扩大公立和市场化的留学生招生规模，鼓励国外名校到中国投资办高等教育，一些留学生可以发放工作签证，自己愿意和中国需要的，可以长久居住证和获得中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4、盘活存量要素和资源的体制改革
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看，一是要通过改革，盘活目前被体制机制禁锢的巨额存量要素资源的活力和效率，二是要放开被管制的产业领域，以及新开拓能创造财富的领域，从而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
一是盘活城乡间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激发和提高城乡间有关要素和资源活力和效率，使其加快互流互动的盘活存量性体制改革：（1）前面已述，改革农村农场宅地、耕地、林地等体制，最终集体和国有所有制不变，明确使用财产权，年期永佃；农村人口进城不收地，增人不重新分现有承包地，而分配公共预留地；鼓励股份合作、出售、出租、入股等方式，发展规模经营，专业生产；使闲置的宅地耕地林地和其他建设用地通在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流转和集中，能够在农村旅游、养老健康、农畜水产品加工、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畜牧水产养殖等方面合理配置，避免闲置和低效率利用；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一部分人才和劳动力因农村经济发展而创业和农业工人化。（2）城镇企业和居民可以到农村购买、入股、承租土地宅地，从事乡村旅游、养老休闲、投资农业企业，以及到农村养老居住。使城镇企业家、人才和资金在产权明确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经济的方式，能够进入农村。（3）除了极个别特大都市，废除户籍管理制度，不得设置转成城镇居民的各种标准；在不断抑制房地产泡沫、压低地价房价的同时，确权能使农民有土地财产收益，鼓励创业就业，取消对农民在城镇中买房买车的限制；凡进入城镇的农民适龄子女，都有接受义务和其他教育的权力，不得设农村和异地户籍限制，政府必须将其教育所需支出列入公共经费预算；社保事务集中到中央，异地、农城之间社保接续，设计降低养老医疗等费用的方案，确定合理的适应于生产力状况的水平，缺口由中央预算弥补；在就业和其他一系列公共服务及权利方面，新进入城镇的市民与原居民一律平等，不得歧视。通过这三方面体系性的改革，盘活农村和城镇的人才、劳动力、土地、技术、资金等要素和资源的双向流动、动力和利用率，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有专家估计，大约能给国民经济带来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
二是盘活国有经济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
盘活国有企业中劳动力、人才、设施、装备、资金、土地等存量要素和资源的改革。（1）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在对待国有企业方面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前面已述，由于国有企业体制成本太高，需要大规模、大资本、标准化、专业化、固定化、稳定性生产，适宜在传统工业化过程中生存和发展。但是，目前移动及固定互联网发展，技术创新频率加快，分步式能源兴起，发生了向个性化、多样性、定制化、小批量、交叉式等生产和服务的转型，国有企业的体制不适应于这样的大的环境的变化。
（2）传统工业化结束的格局下，国有经济要有所舍，进行战略性的放弃。由于传统工业化的结束，产能的过剩，僵尸企业可能越来越多，相当比例的国有经济，已经不再是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反而成需要减产能、清资产、退人员，拖累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负动能了。我们怎样面对，是坚持所谓的国有经济比例，一定要救助存活，还是进行战略性的放弃。因为，救助的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财政发债、银行贷款、社会债资，甚至股市资金等宝贵的推动经济增长急需的资源。需要对一部分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的放弃、撤退和转移。
（3）国家资本经济要有进有退，以退为主。要进的部分，为必须要国家来发展的产业，如需要集中财力、投入周期较长的基础科学研发，航天领域，国防工业等等，即使是这些领域，也要体制内与体制外结合，军民整合，外包采购，更多地用市场机制、混合所有、国有订单、民营制造等方式做活国有经济。一些市场前景无望，已经成为包袱的僵尸国有企业，一定要用破产、重整、重组、出售等方式，坚决退出；一些效益还可以，但不是国家需要控制的竞争性企业，为了防止其成为国家新的包袱，通过向社会出售、内部管理者和职工持股等方式接盘改革、引进社会战略投资者、上市变成社会资本企业等，全面退出。
（4）国有经济产业组织结构方面改革的方向，不是要集中进而加强其垄断，而是要拆分其促进竞争。这已被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所证明，即企业规模太大，集中度太高，对一个行业来说，无论是自然，还是行政特许而程度不同地垄断，其效率就越低，价格就越高，服务质量就越差，创新的动力就越低。对于自然或者特许的垄断企业，改革的方向是进行拆分，加强市场的竞争性，促使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质量、做好服务。
（5）国有企业资本社会化改革。一些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应当通过出售给战略投资者，企业内部管理层和职工承改，上市在资本市场上退出，使其资本社会化。投资来源，培养自然人投资者、公司投资者、基金投资者、股市投资渠道，使资本来源，资本构成，逐步从国家资本为主，转变成社会资本为主。并且以公司投资、基金投资、股民投资为主，构成资本公有的新形式。
（6）国有资产管理向着财政预算监管和国有资本化运营体制改革。应当撤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从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变为管理和经营资本，从实际上的行政性事业机构改革分解为经济的资本投资经营机构，以多个行业的“淡马锡”模式取代目前的国资委。现有的国资委机构可能并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代行对国有经济资产、效益和分配的监督权。国家只考核各“淡马锡”经营工商和金融等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情况；各“淡马锡”不直接干预所投资和控股企业具体的运营，除了考核资产保值增值外，还要考核有关企业的创新效率和长远发展。“淡马锡”资产和收支直接进入国家资产负债表及预决算表合并进行管理，对一些涉及基础性战略性的产业和企业，财政可可以预算拨款予以支持；对资本运营的收入，财政可以划入社会保障资金；甚至在必要时，财政部门可以出售一些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险基金。
三是盘活创新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
盘活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和其他领域中科技人才、技术专利、创新项目、研发工具、试验平台等存量要素和资源的体制改革。需要有盘活科技要素和资源存量的体制改革。（1）通过前述的将科学研究和发明的知识产权，量化和明确到研究人员个人的基础上，颁布特别法律，在保守技术秘密的前提下，强制一切可以产品化、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专利技术和其他成果，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以及试验室和中试平台等，必须向社会生产和服务应用公开。（2）专利技术和其他成果，允许资产估值，能用于商业化的，可以通过出售、长期出租、入股、自办等方式创办公司和转让给其他公司，专利技术比例由投资者之间商议，或者路演及技术交易市场等竞价确定，知识产权可以银行抵押融资。（3）完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天使投资—风险基金—众筹资金—科技信贷—股权融资—场外交易—资本市场”这样完整的融资链。（4）对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后，成本会下降的新技术产品，又可以在国防、安全和行政等领域应用的，国家通过军民融合和政府采购，帮助其可持续生产和积累，再进入市场实现其产业化。（5）要有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取消硕士生和博士生必须是教授副教授才能带的规定；科研项目，不论年长年青，不论业界权威与否，辩论竞争，评委结构合理，谁有新想法、新思路，能拿出攻克问题、达到前沿的方案，谁就主持科研项目。
小结这部分，就是通过盘活城乡之间、国有工商及金融企业、有关科技国有企事业三大领域的职工、人才、技术专利、装备、土地、矿山、资金等要素和资源的活力、动力和配置及利用效率，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能。
5、拓宽增长来源的领域开放性体制改革
从2016年1到7月民营资本投资断崖式下降的情况看，除了过去的诸原因以外，制造业已经全面过剩和溢满，而服务业体制僵化和没有完全放开，空间、资源、生态环境等新领域没有开放和拓展，社会事业领域开放很有限等等，使许多民间资本无处投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推进服务业向国内外开放的体制改革。（1）对内彻底放开准入。改革教育、医疗、养老等体制，取消特许，放开准入，清理审批，特别是全面系统地检查、找出、清理中央和地方，党政，教育、卫生、民政等各部门所有文件中，阻碍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进入的章条，予以废止，向民营资本和社会力量开放。（2）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鼓励竞争。教育、医疗和养老健康体制要对外开放，向外资开放一些职业和高等教育领域，鼓励联合办学，允许外资投资办医院、设立诊所和医疗康复机构，也允许外资进入中国商业养老保险和养老设施、服务等领域，以加强竞争，引进技术，学习服务和管理经验，提高质量，降低成本。（3）土地制度改革配套。旅游行业中，农村宅地、耕地、林地、盐碱地、四荒地，以及其他建设用地在确定财产使用权后，向民营资金开放，特别是向城镇资金开放，可以以入股、承租、购买、合作等方式，进入农村旅游生态旅游，鼓励投资建设生态旅游小镇，兴办农家乐、景点设施、旅游景区等，发展观光农业、农业产品加工、本地特色产业、休闲度假、健康养生、民俗文化等现代农村农业和服务业。
拓展新增长领域的体制改革。寻找推动经济新增长的新空间和新领域，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1）拓展经济增长新空间领域的改革。改革低空航运管理体制，从过去的军管向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民管转型和过渡。国民经济发展要为国防提供财力物力，国防体制也要向经济发展腾出低空领域这样的空间。在努力提高国防和安全等对空间飞行物的管控技术水平的同时，低空领域要放开，利于低空运输服务业及相关的发展。放开通用机场建设用地等限制，加快通用航空器制造和配套产业链的标准建设和准入开放，加快飞行员培训体制的改革和开放，财政政策上鼓励航油加工技术进一步公平征税。
拓展经济增长土地、淡水、林业和生态环境新领域的体制改革。结合土地财产使用权体制改革，加快可利用盐碱、沙漠、废弃工矿、四荒等土地，以及生态林地的投入、整治等体制转变，实行谁投资、谁有使用财产权的政策，用途管制，并变国家投入为民间投入；变国家运营为个体和企业运营，变政府垄断交易、出租、抵押为土地财产使用权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易、出租、抵押、入股和继承；变国家造林、护林为民间造林、护林，在用途和其他造林生态标准的规定下，可以发展林下和林间其他产业，可以适当放宽农舍等建设，来吸引投资，增加就业，促进增长。协调和理顺水务、城建、海洋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出台土地、水利、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加快海水淡化及其综合利用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21世纪中国快速扩张的投资建设和生产运营经济领域。改革旅游、生态、环境、食品和生产安全等体制，转变方式，将湿地保护、污染物处理、大气治理、食品和生产安全等，变成装备制造、综合深度利用、创造国民生产总值的新的增长领域。
拓展经济增长社会事业领域的体制改革。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开放社会事业领域，使其领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领域。各部门、各系统、各大事业单位都有国有超标的办公楼、疗养院、招待所、酒店、车辆、会议楼、印刷厂，还有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网站等，甚至幼儿园和干休所等等，绝大部分人浮于事，资产利用率极低，占用和消耗大量的财政资源。可以推进这样一些改革：不动产确权永佃、资产赎买等方式，使一些可以企业化经营的技术研发、文化出版、新闻媒体、酒店招待所、疗养院干休院、教育培训中心、车餐会议后勤事务、社区退休服务等等，设计盈利模式，通过内部管理和员工承改、出售、拍卖、分流等方式，进行公司化等改革，退出财政供养。
进一步放松和发展城乡社区自治，农村组织和城镇居民委员会自治行政干部，采取兼职和志愿者，以自治社区居民集中的费用解决其待遇；已经由财政发放工资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减少财政发放工资人数。并通过各种方式，如转岗、鼓励其创业等，盘活人才要素；通过自治组织，出租自有资产，创办集体和社区企业，盘活资源，除了村民和城镇居民交纳的费用外，通过创造财富来提供经费。
放开和发展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发挥宗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积极作用，建立各方面的自律，形成国家—社区自治—社会组织—企业—家族的国家治理结构。党和国家应当改变观念，将民间社会组织纳入自己治国理政的一部分，学会新的形势中发展和管理社会组织，不能管死，而是要放活，既要规范，又使其成为社会进步和促进发展的正能量。各类社会事务，也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有不同的会计制度，并纳入统计进行国民经济核算。一个国家有众多的社会组织，有活力和动力，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服务，既降低了政府的执政成本，提高了社会工作的效率，又盘活被占用的要素和资源，放开了一方面领域，增加了社会服务，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新领域。
一国经济体，从对外经济关系交流的方面看，如果资金、消费、利润、国民收入等漏损大于输入（比如俄罗斯输出的石油等产品价格急剧下跌导致国民收入流入大幅度减少），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下行；反之，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上行。
对外经济开放要出入算帐和减少漏损。国际政治和战略的布局，基础是国家的经济能力；目的也是在双方共赢的前提下，实现中国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在这样的思路上谋划国际政治和战略，可能更为坚实。
首先，协调发改、商务、财政、人民银行、外交、统计、外汇管理、海关等各部门，紧急建立全面的直接投资、金融资金、外汇流入流出、货物进出口、服务进出口、国民收入总流出流入等等，这样的对外经济统计核算和预决算体系，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和正作用进行评估；特别是资金流出，是否有利润和国民经济收入回流。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人民公布报告。
其次，稳定新闻宣传和舆论，稳定住人才企业家，防止大规模移民、资金过度外流。避免国民经济太多的漏损，防止形成漏损性的国民经济增长下行。党中央应当高调发声，特别是通过在产权方面的突破性的实实在在的改革，产权上明确给民间一个财产安全感，体制前景上明确给民间预期一个向市场经济迈进的确定感。中央在与经济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理论上应当采取不争论的态度。
再次，用改革的方式，切实推进前述的明确产权、减少行政干预、政府减少事务、盘活要素资源存量、放开被管制领域、拓展经济增长新领域等一系列改革，使民间投资能进得去，除了制造业的升级领域外，还让其进入新放开和新拓展的领域，将向外过度流出的民间资金，以及过度外流的服务贸易和消费需求，更多地留下来，为国内所用，减少资金和消费的漏损，推动国内的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战略方面，从传统出口导向转向出口升级替代。传统制造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已经终结。因此，在内需因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下行时，还是需要谋划和实施与过去不同的新经济出口替代战略。一是升级出口产品替代。推进工业2025战略的实施，推进智能制造，改造和提高装备水平，倡导制造的工程师和工匠精神，提升国内产品的质量，与需求变化和多样性相适应而设定产品的性能，推进个性化、定制化、小批量、分步式等制造和生产方式。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升级换代，有技术、性能和质量等方面的竞争力。二是品牌和技术等知识产权促进出口替代。鼓励硬技术研发，并应用于中国制造，形成中国自主知识技术和品牌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得到认可。还要鼓励企业在外并购装备有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企业，在外生产制造，避免贸易保护，并通过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原料、中间产品等采购，关联地带动国内产业出口。三是扩大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多交叉、高密集、高复合、高集成、高价值，比如高铁、核电、航天、航空、特高压变电、导航等产品和装备的出口。四是不仅技术和产品要走出去，而且，渠道也要走出去。即形成自己的出口渠道，实现国家销售的替代。鼓励企业在外建立自己的销售点、网络和渠道，并在防范风险的情况下，收购国外著名和运营效果较好的商业品牌和销售网络。五是入境旅游、教育医疗服务贸易和购物出口替代。改善生态环境，保证饮食安全，发掘中国文化，降低门票等成本，创造良好环境，吸引增加境外游客；推出中国特色的中医、养生、休闲、运动等服务，增加国外游客的消费；推出中国制造和中国特色的手工等产品，加大出口退税力度，方便游客购买，打击和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结算和出入境方便，扩大国外游客在中国购物的规模。
“一带一路”思路与战略的补充与完善。如何适应新的国内外形势，确保中国对外开放中的国家经济政治利益，双方合作共赢，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中心，为工业化提前结束后的产能转移服务，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内容。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需要遵循这样的一些原则：政府在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也考虑政治利益，引导国际市场主体通过对外投资、建设、出口、金融等行为实现；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主体是企业，企业运作更重要的是按照国际市场经济规则、投资国法律、市场需求、生产成本、价格水平、经济趋势、风险和不确定性等信息的调节。
产能转移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有关部委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本，提出了“政策勾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部署有着较大的缺陷。在国内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时，中国一部分产业向外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及经济开放条件下，企业自救、求生和再发展一条非常重要的途径。这种产能向外转移消化的时间可能短在5年，长在10年之久。因此，部署国内企业产能转移，应当是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特殊阶段的需要，应当加上“产业合作”这样重大的一级内容。
几个重大的企业、产业和地缘分工、互动和协作。（1）“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了设施互通，但是同时，需要与产业投资和建设相互协调。设施投资建设需要考虑产业、人口和城市等协同利用程序的可行性研究；在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同时，也需要有产业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相配合。这样才能使中国设施投资和建设的利益最大化。（2）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要相互分工合作。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可以在基础设施，在重化工业生产能力投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民营企业，包括一部分从事轻工业制造的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可以在诸产业，如制造业、餐馆、酒店、加油站、超市等投资建设方面作为主力。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配套合作的关系。（3）走出去的企业要对国内产品和产业形成衔接和带动作用，形成与国内有关企业垂直和平行分工协作产业链。在国外设厂组装，国内供应组件、关键零部件、一部分原材料；在他国建设通信网络和基站，向其出口通信终端等等。（4）“一带一路”南北之间，也需要进行分工，并且关注重点区域。印度、东南亚、南亚和北非“一路”是人口较为稠密地区，是市场具有成长性的区域；中国与“一路”一些地区的位差，有点像当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与中国的关系；特别是对印度，需要采取日本对中国关系模式，即采取政治平冷、宗教交流、经济热联的组合战略；中国在这一地区的目的，就是在共赢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的市场经济利益。在“一路”上，与泰国进行谈判和磋商，以中泰合资公司方式，启动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南泰国克拉地峡运河，
中泰合作共赢，与马六甲海峡航道形成博弈格局，增强上海和香港对新加坡港的竞争力，并且在马六甲海峡被封锁时有其他航道可选择，保证中国西太平洋[0.00% 资金 研报]与印度洋之间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北部“一带”可能人口密度较小，有的人口萎缩老化，经济成长性差；“一带”主要是为了取得国内经济发展的资源，形成这些国家与中国合作共赢的互补关系； 比较成本、效益和风险，打通欧亚大陆陆上交通通道，进行一些适宜于陆上进行的货物运输；并且根据市场，结合本地产业的需要，形成能源、交通和产业的协同发展。当然，“十三五”的双向经济开放：也包括东北亚、北美、拉丁美洲、澳大利亚等地，是我国贸易比例最大，资金流向最多，投资并购发生不少的地区。其仍然是中国经济开放的重点区域。需要进一步加快与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和建设，特别是与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和签约。
对外经济开放战略需要国内配合。从国内看，改革区域方面，建设和扩大单边自由贸易区，深化服务业开放，进行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开放及监管试验，倒逼国内负面清单等方面的体制改革。中国需要通过技术进步，特别是能源颠覆性技术，调整内部的能源消费结构。使我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变地缘被动为地缘主动。启动和建设藏水入青入疆工程，加快东部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的技术进步。掌握国内自我淡水平衡的能力，减少外流河流用水的依赖性，掌握调控泾流出境的能力，使我们在未来淡水供给的周边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动位势。
经济开放的文化软实力、新方式和新体制。在对外经济开放中，融合交流，打好文化、宗教、民族、民间组织、新闻舆论、本土化等软实力牌。并且，建设体制软实力。一是通过经济开放，对走出去的国企进行现代跨国公司模式的体制改革。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可以吸收所在国政府或公司，其他如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印度、欧洲各国，甚至美国、日本等国的战略投资者入股，形成中国控股的多国多方公司体制。中国民营在外企业，也要鼓励其与东亚一些家族跨国模式公司比较，建立股权开放结构和治理结构合理的现代家族跨国公司。形成中国在外的现代跨国公司竞争力。二是要形成企业在外投资和经营合作竞争的协调机制。商务部、国资委、工商总局、全国工商联等成立中国在外企业市场竞争联席协调委员会；鼓励同行业企业，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伙伴关系，对于一些竞争事宜，同行业企业间形成兄弟间内部对话、磋商和协调机制。
特别防范和控制住投资和产业走出去的风险。走出去的企业，特别是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对外项目投资，一定要有真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谈判签约的律师咨询。对于民营企业，倡议其在走出去投资项目时，认真进行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及法律咨询；由于是国有出资，对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在外投资项目，必须规定要聘请有水平的机构，进行中立客观的投资可行性研究。
总之，按照这样的分类和逻辑，休养生息，由表及里，重点改革突破发力；区分功能不同，深入进行配套性、基础性、体系性、领域开放性四大类促进经济增长的体制改革；并部署服务于促进国内中高速经济增长的对外开放战略。如图1所示，力争从启动J型增长发端，实现新一轮中高速度的S型国民经济增长。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