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策划组织高老师的讲座，也十分感谢李昕教授的周到安排与亲自主持。这是第二次来首师大。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自己开讲座，讲中国宪法，这一次是评议高老师的美国宪法与美国政治观察和研究。我想结合高老师的美国大选现场观察及重要的判断结论谈谈自己的看法。
总体上，特朗普当选及相关的特朗普时刻有着民粹主义在全球政治中回潮的表象，但特朗普主义不是简单的民粹主义，而是反联邦党人传统的当代激活以及财富型寡头政治的兴起。特朗普的经济理性优先和对美国之帝国性质的误解误判，有可能造成民主全球化的动力骤减和美国自身民主软实力的衰退，对冲和消解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世界文化与政治秩序格局，为未来世界的自由、和平与发展重新带来不确定性。特朗普美国可能诱导一个一战前或二战前“列强竞争性共治时代”的重临。下面我具体谈谈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特朗普当选可能带来民主全球化的倒退。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很强的现场感，比国内的隔岸观火更有冲击力。尤其是高老师的朋友圈非常特殊，以至于他的观察非常周全，不是单一学科的知识偏见，而是比较周全的观察。更关键的是他内心深处的保守主义理念与特朗普是惺惺相惜的，尽管讨厌其为人以及这样一种不修边幅的政治风格，但是从政治家的根本理念处看到了特朗普对美国政治回归修复的可能性。这是帝国权力与民主责任的错位与张力，特朗普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政治缝隙并极力开撕，终于成功。美国过度扩张的帝国路线破坏了本土的民主政治的责任机制以及本土的福利范围，使得美国的纳税人与美国人民为全世界的灾难、福利以及民主全球化的前途买单。这样一个超级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福利主义负担由美国承担，终于引发了美国本土下层民众的愤怒和造反。这个帝国时代经过特朗普的选举可能有一个暂时性结束，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主推的战后的第三波民主全球化基本宣告终结。所以美国民主政治当中经济理性的回归，同时也是世界政治当中政治民主化的衰落。民主的全球化会丧失最重要的价值与政治推动力，从而导致全世界的政治演化、政治进化进入一个更加不确定的漩涡当中。某种意义上就是“特朗普时刻”的到来意味着整个全球民主的进程回向二战前的阶段，构成对二战之后的民主第三波的对冲效应。这种退化效应以后可能会逐渐呈现出来，这是一个基本的观察评估。与此相应，中俄威权政体对世界政治及地缘秩序的重构效应将得到放大，世界多极化更加显著，世界和平格局更加不确定。
第二，特朗普美国不是民粹政治，而是寡头政治。刚才谈论到在民主宪制的架构下，特朗普的美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形态。我的回答是：寡头政治。我想肯定不是一个民粹政治，因为特朗普是另外一种精英，另外一种有点土得掉渣的精英，这种精英可追溯至反联邦党人的传统，是美国1787年联邦党人的国家主义和帝国主义力图压抑的声音。这种声音一直作为美国宪法的副调，存在于美国的宪政和政治的机体之内，在美国遇到危机的时候，它会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且有政治上反扑的机制。所以这一次就看出来了，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左派化的民粹，也不是右派化的民粹。所以特朗普这样一个政治标志着美国式寡头政治的复兴，其中利用了底层民众对联邦党人式帝国主义的愤怒。
我这里使用的不是现代概念，而是柏拉图古典政治学当中的寡头政治概念。所以我想试图在理论上做一个区分，或者做一个政治哲学上的探讨：就是在我们今天选举民主是否还能定义民主的实质？因为我们都知道，通过民主选举的程序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政体，各种各样的政治形式，比如普京是民选产生的，萨达姆也是民选产生的，拉美式政治强人多数也是民选产生的，所以选举民主本身是民主的形式，但是它已经不能够决定政治的实质，选举威权主义或选举专制主义也未必不可成立。政治的实质用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当中讨论的五种政体来加以分殊，来对应，或者来精准的定位：特朗普美国的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我们都知道在理想国当中，柏拉图从最高点的王制到下面的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和僭主政体。比如说旅美学者薛涌写了文章说，特朗普当选是美国僭政的开始，有这样一个判断，就是在使用柏拉图的政体知识。
但是我的判断不是一个僭政，而是一个寡头政体，就是有钱人的经济理性去取代了帝国主义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普遍主义。民主党美国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和普遍主义，尤其是以希拉里为代表，实际上是民主正确下的一种王道和王制，是理念优先的，其政治正确不仅仅覆盖到美国人民，而且覆盖到全世界人民。这实际上结束了所谓的美国与其它世界相平行的世界观，而以一种美国对全球的民主政治的定义和发展援助，承担了一种王制或者王道的理想和责任。这里所体现的是普世价值和帝国政治，是一种精英理想。所以希拉里的美国表现的是民主选举形式之下的，作为一个王制的政治实质，而特朗普体现的是民主选举之下的，作为寡头政治的政治实质。这将意味着经济理性作为政治决策或者立法的主要考量，因此就会考量在盟友体系当中的防卫费用如何分摊，就会考量重返亚太及TPP对美国的经济核算是否有利，而不是首先考量一种道义因素或者民主全球化的责任。对于这样一种民主选举之下寡头政治或者经济理性的回归，如何全面其评估，固然像高老师讲的对美国人民利好，但是对全球，对整个世界秩序就可能是一个利差。美国任何形式的收缩回归或者利益的重新核算都会涉及到盟友体系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全球警察权责任性的重新评估。我们的观察必须在美国内外同时进行，不能仅仅局限于美国内部的民主政治。
第三，美国的否决政治与管治僵局并未真正打破。刚才高老师讲，特朗普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感觉，以不那么正规，不那么符合政治正确的方式打破了政治僵局，我想说这个政治僵局并没有打破。实际上特朗普就是在回答一个福山命题，就是否决政治（vetocracy）的问题，这源于福山基于政治秩序起源论的重新考察与判断。这种否决导致了美国精英合作的不可能、精英的自私以及两党的僵局、财政的悬崖和福利行政的难以推行。这些不仅仅是美国现象，更是一个普遍的西方民主现象。我们看到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意大利的修宪公投，体现的就是多党制以及两院制妨碍意大利的财政调整及政治制度改革，总理伦齐要追求一种戴高乐似的行政集权，降低参议院的制衡权，扩大众议院的权力，扩大行政的主导权，以便能够推行意大利在危机条件下的相关改革。但是他失败了，意大利困局无解。伦齐代表了意大利政治精英的突围意识，其失败可能诱导右翼势力上台，出现意大利版特朗普。所以实际上特朗普也在回答这样一个否决政治的问题。既然奥巴马跟希拉里都失败了，跳不出这个怪圈，于是他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回答或者解决，我想说他的回答或者解决基本不会成功。原因在于：
其一，美国的精英已经稳定地成为美国政治文化与政治正确的塑造者，他们的支持者是强大的，尽管刚才储殷说他们的支持者可能是离散的，但是他们的动员能力或者文化与政治政策塑造能力是很厉害的，重要的并不是直接比数量，而是公共领域的文化塑造力。在这一点上，希拉里的绝对选民数及美国政治公共文化的既有规范可以在选举中被特朗普击败，却不大可能在日常治理中失效，相反特朗普可能被体制重新驯化并作出重大妥协。
其二，美国精英并没有放弃抵抗，比如重新计票动议，以及民主党政治精英对特朗普“推特言论”的持续批评。重新计票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呢？民主党不承认失败，尽管不是民主党挑出来的，是绿党挑出来，绿党挑出来没意义，因为绿党本来就是一个小党，但是它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在特朗普这样一个总统治理之下不安全，价值上不安全，财产上不安全，制度上也不安全。所以由此所带来的特朗普与美国精英层，特朗普与投他反对票的人之间的一种未来战争，在美国宪政自由的框架之下会长期延续。
包括特朗普如何修复与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也是重大挑战。因为总统执政不是一人执政，不是绝对君主制，而是必须要依赖于自己的政党基础，在国会当中获得支持者，掌握管治联盟才能够有效推行其法案和公共政策。否则的话他的行政立法关系如何去相处，如何与最高法院之间进行磨合，如何给因他在当选中破坏了政治价值所带来的不安全感的人以安慰呢？实际上他已经在接受美国政治正确的重新训化，大幅度削减甚至放弃了在选举造势语言当中承诺的一系列的颠覆性改革措施。因此，最终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与美国的帝国政治、美国的政治正确之间的距离和差距到底有多大，还值得怀疑和观察。这里有一个规训与反规训的过程，实际上刚刚开始，包括他与蔡英文私人通电话，涉嫌破坏美国外交政策的惯例以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已经遭到美国内部多个层面的警告与教育。可能他仍然需要学习美国传统的外交技艺和外交政策，才能作为一个合格的总统。
因此他要做一个总统，要推行自己的理念第一他要妥协，第二他要有学习的意愿和空间。商人特朗普和政治家特朗普是两回事，经济理性和政治理性是两回事，不能想当然地相互转换或替代。所以特朗普有一个政治成熟的过程，不能以过去的商人特朗普来看他和固化他，“做生意的艺术”与“做政治的艺术”毕竟不同，也不能以选举时的候选人特朗普看他，还是要看他如何与体制磨合的。这个过程选民未必能清晰看到，这个过程是特朗普适应美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是他自身被建制化的过程。选举民主中的“口上打江山，安能口上坐江山？”如果这个过程不发生那就奇怪了，那就说明美国的宪法政治没有意义。所以这个僵局并没有被打破，他要跟体制妥协，他本身还会陷入美国或者整个西方民主的僵局当中，他也会面临民主党执政时候的一系列难题，那些难题并不会像他在选举语言当中那样容易解决，也不是做生意的艺术可以简单应付的。
第四，特朗普美国将带来世界政治秩序的重构。高老师最后也是微言大义地讲到，将来的特朗普是一个民主党与共和党综合之后的升级版。实际上他不是政党政治的严格产物，共和党内的精英群体对他是十分忌惮与不合作的。他是一个人的选举战争，他冲进了华盛顿的政治权力中心。他奉行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当然是以本国利益为重，但也会部分地与美国这样一种传统所带来的理想主义相叠加。这种变化不仅中国摸不着北，日本也摸不着北，所以为什么安倍那么急切地要求见特朗普，包括蔡英文要反复给他打电话，都反映了全世界都在适应特朗普时刻与特朗普美国。他跟普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底是以破坏力重构美国利益和全球格局，还是实际上闭关自修，任世界乱了，过几年美国充分养肥了，再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还看不清楚。我们看特朗普这种理性到底怎么样，他是否能够耐住性子先修复美国的民主政治和国内的阶层冲突，然后再重出江湖，那个时候他特别强大，还是急切地与普京惺惺相惜，重构一个两强支配下的或者是联俄抗中的西方霸权？因为美俄联合也是一个西方霸权，可对东方世界重新产生一种新的话语和支配格局。这也要看特朗普本身的智慧与造化。他果真有耐心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美国，也算是对美国、对世界有一个建设性的增量，但他如果过早地释放破坏力，在美国帝国政治、道义政治、民主政治的反方向上做一种真正的颠覆，并且把这种颠覆的效果不仅带到国内政治当中，而且带到国际政治当中，那么我觉得这样一个特朗普可能就不是那么可爱了。那样的特朗普也未必值得高老师这样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守护，而成了全球的公敌。所以未来的全球政治因为特朗普时刻的到来，可能重新进入到二战前的列强世界观与列强竞争性共治状态。经过一战、二战西方民主世界惨烈牺牲奋斗所带来的几十年的民主秩序，可能因为这个美国孤立主义而还原到何处，我们要审慎地观察。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与美国势力相竞争的力量，比如俄国、中国，去填充这样一种权力真空，包括日本也会填充，日本会加快自我武装化，自己负责自己的安保，这个对东亚和平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特朗普美国可能对欧洲政治右翼化及欧盟解体造成重大冲击。最后补充一点，特朗普的价值观，特朗普美国在民主高地、人道高地、多元主义高地上的撤退行为，对欧洲债务危机、难民危机与脱欧危机下的民主文化与民主治理将构成重大不利影响。希拉里失败了，默克尔还能不能扛得住，她的难民政策，她的多元主义、人道主义是否还能够坚持？我们知道德国现在发生很多难民冲突、强奸以及骚乱，难民问题可能会倒逼欧洲的右转，很多国家都在发生，所以欧美要统观来看，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特朗普其实做了一个坏的示范，没有直面问题并且负责任去解决问题，而是收缩回去，任这个问题去发酵、溃烂。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充分看到了大众民主政治当中的自私。这种自私并不能简单地以美国民主政治发端时候的信仰传统去予以美化，去予以道德化，而要看到今日的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今日的美国是联邦党人之后日益走向世界主义的、承担世界警察权与民主全球化道义责任的美国，这个美国如果倒退到1787之前或者1776之前，那就是美国与世界共同的灾难。既然美国是一个新美国，它就退不回去了。如果强制性地退回去，我认为是人类政治文明的返祖现象，或者是一种萎缩现象，是美国民主精神的自我背叛。我们很难简单地从一些理念或者精神的角度上对之予以一个正当化，而必需负责任地去评估这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下真正的责任后果与风险状态。
（本文系作者对2016年12月5日高全喜教授首师大“美国大选的现场观察与反思”主题演讲的评议发言，经速记稿整理而成，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