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法（草案）》第四十九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征用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与补偿；没有国家规定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与“合理补偿”的问题。但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对于农民而言，不仅仅是经济收入的来源，而且是最后的社会保障。如果仅仅是经济收入的问题，政府当然可以通过“合理补偿”征收农民土地，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怎么办？如果只提“补偿”原则，不提“保障”原则，拥有强势话语权的政府就可以“依法”剥夺农民的土地权利而不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农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这样的“物权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我国现阶段实行土地公有制，而物权法是保护私权的法，本来就不应该有所谓物权法的土地问题，只有等到土地私有化了，才会有土地的物权问题。硬要在“物权法”中规定土地的私权问题，那就不应该回避土地问题的实质，而去讨论什么枝微末节的所谓“补偿”问题。
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土地私有制，共产党革命成功，引进前苏联集体农庄的“公有制”模式，才有了现在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形式。这种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消灭了流民，同时也剥夺了农民的权利，农民不得自由迁徙和改业等，过去由地主剥削去的土地收益转落入国家政权手里，政府转而用于发展工业和建设城市，农民所受的剥削并没有因革命成功而减轻，只是剥削者由地主转为政府而已。这样的土地制度是战时经济或者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后，实行土地承包制度，为农民争回一些权利，但也只相当于农奴获得一块份地的权利。以后土地制度怎么改革，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一个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是俄国的农奴制改革，中央政府一纸法令，准许农奴购买份地的所有权，农奴获得人生解放，于是俄国的农奴制土崩瓦解。俄国的农奴制改革无疑是成功的，然而农民在获得人生解放的同时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这样惨重的代价是值得警惕的历史教训。现在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离开自己的份地进城务工，主要是因为份地的微薄收入，不足以使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有的甚至难以解决温饱问题。除留守农村的“种田大户”以外，土地收益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土地不再成为大多数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是成为社会保障的某种象征。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应该大量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居民，农村人口应该急剧减少才是正常的，根本不需要政府“合理补偿”农民就会离开土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革命成功后，国家给农民套上了“户籍”枷锁。现在的实际情况是，1亿多农民事实上已经进城了，但城市不接纳他们为市民。“农民工”不得享有城市户口，不得象干部、工人那样享有医疗、养老保险，不得享有普通市民的政策、福利待遇等等，当然更不可能享有在城市里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总之，农民工仍然是从自己份地上跑出来的农奴，他们的权利以及社会保障无人问进津，人们可以说“你有一块份地，回家种你的田去！”但现在如果有人要以“公共利益”为由，拿掉农民的这块“份地”时，这难道仅仅是一个“补偿”问题吗？
如果国家一纸法令宣布在废除农村户籍的同时，农民享有对自己份地的所有权，问题很好解决。农民以对土地的“物权”与征地者谈判，他们的权益才会得到真正的“合理补偿”。那些已经进城的农民，他们会很快卖掉自己的土地，在城里买房，并登记成为真正的市民，过上扬眉吐气的生活。可以预期土地很快会集中在大资本手里，现代化农业迅速普及。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大量减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废除户籍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将会大大推进这一历史进程。遗憾的是，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前景。
目前政府大力提倡增加农民收入，积极推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业投入、取消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等，农民得到实惠，进城农民有返乡务农的趋势，这与减少农民数量的努力背道而驰，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只能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农民问题的核心和根本，是土地问题，不触及这一根本，再怎么建设“新农村”，也不可能解决“三农问题”。农民的土地被征用，是减少农民数量的一种途径，政府应当抓住这一机遇，优先解决这一部分失地农民的医疗、养老、失业等问题，甚至解决他们的进城居住问题，使他们成为市民。
有人会说，这样征地的代价也太高了。事实上并不高，设想政府还地于民，耕者有其田，你从自耕农手中去购买这块地，看看会花多少钱！况且解决国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政府的义务和职责，是不应该用土地来置换的，用土地来交换房子才是可以用市场价格来计算的。目前政府之所以能用很低的“合理补偿”来征用土地，并不是因为土地的价格很低，而是因为土地不准私有，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自由买卖。土地出让金的绝大部分为政府无偿占有，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靠土地出让金，也就是靠卖地、卖祖业，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实行土地私有化，这部分收益本应是属于农民的，政府与民争利，莫此为甚！
在目前的政治制度下，想要彻底杜绝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是不现实的，我只是希望政府在从开发商那里得到大笔土地出让金的同时，别忘了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体现出人民政府起码的良心和职责。《物权法》是不应该疏漏这一重要原则问题的，应该规定土地是农民的社会保障这一法律地位，而不应当简单地把征地看做只是一个应当解决“合理补偿”的问题。
2007年2月1日于北京孚王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