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两会，人大与政协，各省元月开，全国在三月。本人添列广西九届政协委员虚名，也算是得以近距离关注当代中国政治罢，记得2003年元月初次与会的时候，我就带着几分兴奋对杭州的朋友黄少青博士如是说。每届五年，要开五次会，今年已经是第三次了。两年下来，对中国的政治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体会与理解。但在其中毕竟还没有被辗为齑粉，所以常常思考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也因此常常被其他委员讥讽为“深刻”的委员。这不，今晚因为看了两场电影，于是又有一想感想与思考，趁着激情还没有冷却下去，不妨记录下来，至于有没有价值，倒是我不在意的呢。
政协会议今晚为政协委员们安排的两场电影分别是中国的《天下无贼》与美国的《反恐特警队》。有意思的是，两部电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天下无贼》中“贼”在最后变成了英雄，而《反恐特警队》中“反恐特警”却变成了恐怖分子。人分别转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一个反差不知道是不是政协会议的有意安排，也不知道其他政协委员们注意到没有。我只是注意到，委员们在剧场的吵闹声中离去了。然而这两部电影却引发了我对于文化的思考，特别是《天下无贼》一剧，在我看来，简直就是一部文化的哲学思考，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它对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对于人性善的设计的突破，从而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更为深广的内涵，看到了人性的虚无与乖张，以及人性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转化。
《天下无贼》却是以天下皆贼为开头的，这一视觉上的反差使观众在哄堂大笑之中感受到影片的突兀。然而在两个贼人即王薄与王丽之间的人性冲突中，影片峰回路转，傻根出现了，傻根在与佛的交往之中体会到了人性的善，从而获得了一种善的世界观。这样一来，《天下无贼》就为我们预设了两种看待人类生活世界的“观点”，一是王薄的“天下皆贼”观，一是傻根的“天下无贼”观。全剧所展示的就是这两种观点相互激荡的过程。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何以傻根要抱着“天下无贼”观死活不放。看看他的四周，没有不劝他将六万元寄回家的，因为这些人都认为将六万元带着坐火车不安全，可能有人会偷，也就是说人世间是有贼存在的。然而傻根不信，他认为天下无贼，人都是善的。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好象有两点，一是他在村子里生活的经验，一是他在修寺庙的经验。他在村子里的时候，人们在山上找到一堆粪不能带走但只要做一个记号就不会有人拣走。他在修寺庙的时候，他甚至于和狼交谈，狼都如此，何况于人？这两种生活场境形成了傻根的人性善的生活世界观。如果对傻根世界观形成的根据加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傻根生活的场境是相对稳定的，基本上可以用熟人社会来加以界定，因此人性善的人性预设庶几可以应对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不过傻根致命的地方在于，他将他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所适应的生活世界观泛化为一种普适的世界观，这就必然使他看不到生活的现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傻根的“天下无贼”的人性善的世界观就低于王薄的“天下皆贼”的人性恶的生活世界观。
很显然，王薄的“天下皆贼”的人性恶的生活世界观不同于傻根的“天下无贼”的人性善的世界观，其根本之处在于王薄与王丽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流动的社会里，和傻根生活的熟人社会比较起来，这是一个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生活规则是很难适应生人社会的。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与熟人社会里面的人性善相比，生人社会里一定就是人性恶呢？这一问使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在王薄看来，当然是的！在人性恶的观点看来，持人性善的观点是多么傻呀！真是傻到底傻到根上了！这也许就是傻根之所以叫傻根的原因了。的确，在一个熟人社会被生人社会所代替的历史性时刻，我们所看到的几乎都是人性恶的事例，王薄看到了这一点，所以王薄的世界观就高于傻根的世界观了。但是我要说，另一方面，人性恶的观点也是片面的，影片的深刻之处在我看来就在这里。影片是从正反两条路径来加以展示的。正面的路径是王丽良心的不安，她受到了良心的责备，她开始自己鄙视自己，尤其是在她碰到傻根之后，她内心深处的不安愈发浮现出来，她要求做一个好人。反面的路径是作为另一波贼之首领黎叔提供的，黎叔批评他的手下有“组织无纪律”、“做老大要心胸开阔要能容人”、“要执法如山”等等，这些都表明，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是有规则的，这就如庄子讲的“盗亦有道”。王丽良心的不安可以看成是一个成为人的痛苦，因为她意识到了“人间（Mensch）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Person)”。（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页46）她的这种不安与痛苦也颇类似于康德伦理学中的一条道德命令，或“纯粹实践理性的基本法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页39）很明显，作贼的准则是不可能成为人之行为的普遍的原则的。黎叔的方式颇类似于黑格尔所提出的恶与恶的人类生死斗争从而达到善的道路，这是一个黑格尔式的从战争伦理到法权关系的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表明，人性恶虽然是对人性善的历史性超越，不过它并不是最终的境界，相反，却是等待着进一步超越的阶梯。在影片中，这种超越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王薄用生命与鲜血完成了这种超越，而黎叔则在手铐中体现了这种超越。这样，从人性善到人性恶，再到人类生活世界的规则的重构，似乎走完了一个黑格尔似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进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这样一种新的境界里，人性之善恶之辩已经被扬弃了，人性之所以善之所以恶并不在于人性的先天性，恰恰相反，人性之善恶在于人之选择，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蒙田所说的，“生命本身本无所谓善恶，而是照你的意思安排下善与恶的舞台。”（蒙田：《蒙田随笔》，梁宗岱黄建华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1992，页85）
因此在我看来，《天下无贼》具有深刻的文化哲学的意蕴，它所提示的人性的三个境界正是我们所置身的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痛苦经历，一个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型，一个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的转型，一个圣贤社会向规则社会的转型，当代中国人看到了一个象福柯所说的“无底的棋盘”，或一个无底的深渊，一个无根的社会，当代中国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谋求一种生存的规则，怎么能没有痛苦？没有痛苦那才叫人忧心呢！傻根就是这样一个叫我忧心的人。两伙贼围绕着他的六万元钱进行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视而不见，后来他在昏睡中当然也没能看见王薄为了他的六万元钱物归原主而与黎叔以生命相拚，也没有看见黎叔伏法，至于王丽良心的不安与警察的执法过程，则更在他的视野之外了，他一直昏睡着，直到影片结束他也未能苏醒过来，因此我也就无法知道他最终醒来没有，还是就这样一直昏睡下去，永远也看不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就象他姐王丽所期待的那样，不要醒来，不要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与其看到一个真实的丑陋的世界而带着失望而死，不如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美好希望离开这个世界。
王丽这样想，当然是对的，不过这种对是建立在她对于傻根精神的脆弱的估量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想法也就有其局限性了。鲁迅先生早年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他曾经迷惑于是否叫醒昏睡着的人们，还是就让他们在昏睡中快乐的死去。我其实也是有王丽这种想法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做驼鸟呀，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人性的虚无与乖张了，这意味着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全赖于我们的创造。所以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对昏睡中的傻根大声地呼唤：醒来吧，傻根！——或许，这竟是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职责甚或文化之使命？或许竟是今晚政协会议安排这两场电影的隐蔽的目标？
果真如此，那么我就要大声呼喊了：——醒来吧，傻根！
魏敦友
于2005/1/19南宁西园饭店深夜初稿
于2005/1/25广西大学法学院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