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21日上午，广州市三元里古庙门前。一名张姓男子持刀挟持一女性路人，张姓男子的兄弟则在现场打出为病母求助的牌子。经公安人员与之周旋，张氏兄弟被生擒，女人质成功获救。（见4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
根据刑法的规定，张氏兄弟的行为属以绑架人质的方式进行勒索，且在公共场所公然持刀威逼人质，暴力对抗警察，当是悍匪，其行为构成绑架罪，必受刑罚惩处。不过，事后的调查也确证，张氏兄弟的家乡在重庆开县，张氏兄弟之母案发前重病入院，无法筹数万元医药费，生命危在旦夕。张氏兄弟为救母，不惜铤而走险，犯下绑架重罪。由此而言，张氏兄弟亦是货真价实的孝子。
面对由孝子而悍匪，真悍匪又真孝子的张氏兄弟，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民众想必会多一份感慨抑或惋惜。谴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一分为二者亦有之。见仁见智，不一而是。笔者浸淫于多年的刑案之中，对人性之复杂以及案卷中的痛与悲、残忍与无良早已见惯不怪，对于戏文一般案情中生或死的生命也淡然而麻木，但一直无法释怀善良何以变而残忍，无法安然于那背后猝然而巨大的力量。
古希腊哲学家卡纳安德斯设想了一个情境，当两人于风浪中共浮于仅容一人木板之际，生死抉择中是高尚地放弃生的机会而自沉以救同伴，亦或断然一击杀死同伴得以自救，或者相拥共济与同伴皆亡。由此设想引申出的是对法律基础的讨论，认同第一种选择的法律,必是以高尚的道德作为基础，强调人的奉献与自觉；而默认第二种选择的法律当是以人性为基础，承认人性软弱之无法避免。由于此设想所具有的极端尖锐性，后人也多以“卡纳安德斯之板”来代称关于紧急避险的论争，以及对阻却犯罪性事由的探讨。
笔者无意于法律以何者为基础，也始终在道德与人性的选择中感到迷茫，但却清楚地知道，能使同舟者相残的，必是一场极大的风暴，足以使人的心灵转瞬间而被摧毁。自尊可以放弃，亲情可以不顾，友爱荡然无存，善良者成为凶徒，惨之极已！这种风暴，虽为极端，却也时有所见。远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易子而食，析骸炊之的惨剧，近如章怡和女士所揭之文革时文人告密之事，均可谓人性之风暴。真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有风暴，必有人性之扭曲；有人性之扭曲，也必然有摧毁人性之风暴。对张氏兄弟而言，风暴者何也？真是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
走在广州的街头巷尾，猝不及防就会有诸如建设文明广州等字眼映入眼中，而耳中也常闻把广东建设成为首善之区，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等语。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一个省份有一个省份振兴的计划，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腾飞的理想，这其实是所有市民、所有国民的期待。张氏兄弟作为在城市中打工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想必也同样期待国家强大，社会繁荣；与此同时，想必另在张氏兄弟的心中，还有着一个或大或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安居乐业的梦想。然而，在广东GDP高歌猛进，经济总量屡创新高之际，据报载张氏兄弟却是打工多年，欠债数万，妻子离家，老母垂死，张氏兄弟的梦想当真是破灭了！我想，这恐怕是把孝子变成绑匪的那场强大的心灵风暴吧。
张氏兄弟的绑架案，归根结底还是繁荣的城市生活下尴尬的农民工生存状态问题。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又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在霓虹灯似的城市主流外，形成了别样的灰暗背景。当他们在城中村生活、在流水线上工作、在交通线上作季节性流动时，也制造了城市的繁荣与国家经济的飞跃发展。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虽然被无数次提起，但社会对此还没有能够正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劳动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父母的赡养，纠结一起，足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心病，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心病，张氏兄弟的经历不过是他们心病成疾的外露。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海油集团董事长傅成玉面对有关千万年薪的提问时表示，如果我们收入太低，独立董事不放心，投资者不放心。那么，笔者可以套用傅总的话来表达另一种关切，如果诚肯打工的农民工收入太低，保障太低，社会不放心，人民群众不放心，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名被刘氏兄弟、林家姐妹挟持的路人，谁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无法生还的人质。
其实，国家的梦想是由个人梦想所汇成的一个海洋，只有尊重个人的梦想，国家才能梦想成真。个人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背离，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
国家发展了，城市发达了，请不要忘记善待给你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也是你的公民，请照顾好他以及他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