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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张氏兄弟绑架救母案杂谈之一:孝子与悍匪

  

  2009年4月21日上午,广州市三元里古庙门前。一名张姓男子持刀挟持一女性路人,张姓男子的兄弟则在现场打出为病母求助的牌子。经公安人员与之周旋,张氏兄弟被生擒,女人质成功获救。(见4月22日的南方都市报)

  根据刑法的规定,张氏兄弟的行为属以绑架人质的方式进行勒索,且在公共场所公然持刀威逼人质,暴力对抗警察,当是悍匪,其行为构成绑架罪,必受刑罚惩处。不过,事后的调查也确证,张氏兄弟的家乡在重庆开县,张氏兄弟之母案发前重病入院,无法筹数万元医药费,生命危在旦夕。张氏兄弟为救母,不惜铤而走险,犯下绑架重罪。由此而言,张氏兄弟亦是货真价实的孝子。

  面对由孝子而悍匪,真悍匪又真孝子的张氏兄弟,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民众想必会多一份感慨抑或惋惜。谴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一分为二者亦有之。见仁见智,不一而是。笔者浸淫于多年的刑案之中,对人性之复杂以及案卷中的痛与悲、残忍与无良早已见惯不怪,对于戏文一般案情中生或死的生命也淡然而麻木,但一直无法释怀善良何以变而残忍,无法安然于那背后猝然而巨大的力量。

  古希腊哲学家卡纳安德斯设想了一个情境,当两人于风浪中共浮于仅容一人木板之际,生死抉择中是高尚地放弃生的机会而自沉以救同伴,亦或断然一击杀死同伴得以自救,或者相拥共济与同伴皆亡。由此设想引申出的是对法律基础的讨论,认同第一种选择的法律,必是以高尚的道德作为基础,强调人的奉献与自觉;而默认第二种选择的法律当是以人性为基础,承认人性软弱之无法避免。由于此设想所具有的极端尖锐性,后人也多以“卡纳安德斯之板”来代称关于紧急避险的论争,以及对阻却犯罪性事由的探讨。

  笔者无意于法律以何者为基础,也始终在道德与人性的选择中感到迷茫,但却清楚地知道,能使同舟者相残的,必是一场极大的风暴,足以使人的心灵转瞬间而被摧毁。自尊可以放弃,亲情可以不顾,友爱荡然无存,善良者成为凶徒,惨之极已!这种风暴,虽为极端,却也时有所见。远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易子而食,析骸炊之的惨剧,近如章怡和女士所揭之文革时文人告密之事,均可谓人性之风暴。真如老子所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有风暴,必有人性之扭曲;有人性之扭曲,也必然有摧毁人性之风暴。对张氏兄弟而言,风暴者何也?真是个简单而复杂的问题!

  走在广州的街头巷尾,猝不及防就会有诸如建设文明广州等字眼映入眼中,而耳中也常闻把广东建设成为首善之区,经济强省,文化大省,法治社会等语。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发展目标,一个省份有一个省份振兴的计划,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腾飞的理想,这其实是所有市民、所有国民的期待。张氏兄弟作为在城市中打工的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中的普通一员,想必也同样期待国家强大,社会繁荣;与此同时,想必另在张氏兄弟的心中,还有着一个或大或小的梦想,一个农民工安居乐业的梦想。然而,在广东GDP高歌猛进,经济总量屡创新高之际,据报载张氏兄弟却是打工多年,欠债数万,妻子离家,老母垂死,张氏兄弟的梦想当真是破灭了!我想,这恐怕是把孝子变成绑匪的那场强大的心灵风暴吧。

  张氏兄弟的绑架案,归根结底还是繁荣的城市生活下尴尬的农民工生存状态问题。农民工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同时又是一个沉默的群体,在霓虹灯似的城市主流外,形成了别样的灰暗背景。当他们在城中村生活、在流水线上工作、在交通线上作季节性流动时,也制造了城市的繁荣与国家经济的飞跃发展。农民工的生存状态问题虽然被无数次提起,但社会对此还没有能够正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劳动保障,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农民工父母的赡养,纠结一起,足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心病,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心病,张氏兄弟的经历不过是他们心病成疾的外露。

  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海油集团董事长傅成玉面对有关千万年薪的提问时表示,如果我们收入太低,独立董事不放心,投资者不放心。那么,笔者可以套用傅总的话来表达另一种关切,如果诚肯打工的农民工收入太低,保障太低,社会不放心,人民群众不放心,因为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名被刘氏兄弟、林家姐妹挟持的路人,谁都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无法生还的人质。

  其实,国家的梦想是由个人梦想所汇成的一个海洋,只有尊重个人的梦想,国家才能梦想成真。个人与国家前途与命运的背离,是个人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

  国家发展了,城市发达了,请不要忘记善待给你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也是你的公民,请照顾好他以及他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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