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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从《大国》到《大观》

  

  中国,古称华夏,《尚书正义》有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自是大国无疑。然《尚书》复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可知华夏并未并揽天下,反倒是天下内涵中华。《礼记》有云,“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古代的天下秩序,便正是中华秩序的外化规定。

  古代世界交通不便,虽不至“一沙一世界”,然“一个文明一世界”却是常态。中华秩序的内生与外化,便构成了所谓世界的全部。古典时代,中国看周边,考古今,五服之分,华夷之辨,宇宙洪荒,天理流行,世界跟从着中华的脉搏呼吸。华夏是个“大国”:冕服采章,文学气度;但又不是大“国”:中华所统摄之“家-国-天下”的伦理宇宙结构下,无有堪与中华并立者,“国”不过是“天下之王”“分地”而成,中华流风所被,“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无远弗届”毕竟还是有界,此界便是自然地理所限。中华-天下东极大海,西抵绝域,北略大漠,南迄莽瘴,立基于大地,穷极于八荒,煌煌千载,德盛教尊。未料千载之下,困窘于西方一隅、隔绝于华夏天朝的欧罗巴洲却倏然崛起。作为中华之界的大海,在彼时的欧人眼中实乃天下通途。有此等大道,中华所谓“天圆地方”之地,转换为欧人眼中的“地球”。“一个文明一世界”的孤寂被打破,文明与文明的碰撞,带来了多重世界的融合,华夏在西方的挤压之下,开始了从“大国”向大“国”的艰难转型。

  此一转型,首在转变视界,这却恰是最为艰难的。中国人从无认识他人的训练,历史长河中,他人永远是被定义的对象,而非自我认知的坐标,所以,中国人也并不真的知道自己是谁。这里没有历史,历史早在布化与归化陈陈相因的循环中终结。中国人也做过认识周边世界的尝试,比如魏源,比如梁启超,比如顾维钧。所有努力,或不被重视,化作国朝上下共识,或被一次次激烈革命打断,半途而废。中国人始终建立不起对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最终也不能完成自我定位,因此付出的代价,庶几无可计算矣。

  现代性的强大冲力毕竟打破了古典性的持守。近乎百年之前,中华帝国惨然退场,中“国”问世。几经跌宕,中“国”渐已成为国人认识世界与自我的前提。再历一个甲子的试验,半个甲子的改革,中“国”又勃兴起来,一时之间,“大国崛起”的议论不绝于耳。

  在对“大国崛起”的思考当中,我们于2004年创办了《大国》丛刊。该丛刊甫一推出,便获得业内的重视与坊间的认可。出版了四期之后,《大国》却又暂时停下脚步,未有继续。概因初期多有声气相求之士聚于一堂思考大国问题;当今思想界却是一片嘈杂狂妄之音,“中国崛起”的虚假亢奋遮蔽了思考的眼睛,扭曲了我们的方向。当代知识人长期昧于小圈子利益,坐井观天,画地为牢,长于“主义”之斗,短于建设性竞争。《大国》停下脚步,不是对此失望,而是意图在沉潜之中,寻找真正的突破。

  沉潜五载,我们将步向调整为对于大格局的思考。概因一个民族的命脉,很大程度系于知识人的全部积累。建立周边世界的常识性认识结构,构铸我们的宪政体制,参与全球格局体系的塑造,缺少不了知识人的精密且具宏观视野的基础工作。大的格局视野是中华真正复兴的心理基础,再造大格局之使命,端在我辈知识人!是故,《大国》改版为《大观》,重新问世。《大观》承续《大国》的基本栏目格局,但是额外加上了一个“世界观察”栏目。我们会配合《大观》的出版,每季召开一次精干的学术会议,从世界大格局到关于中国周边的常识性认识结构,从世界的视界到我们自己的视界,围绕一个主题会生发出多方位的高强度思考,其成果凝结为“世界观察”栏目中的论文,冀望此中的思考能够成为国人观念突破的助力。

  孟子有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31年在清华的就职演说中仿说道:“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今天亦可再次仿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大GDP之谓也,有大观之谓也。”惟愿《大观》能对中国的大观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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