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范围的“严打”又开始了，目的是“确保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为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如此目的似乎无可争议，但需要追问的是，“严打”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吗？更加重要的是，“严打”与法治原则和精神一致吗？
毋庸置疑，人们痛恨违法犯罪行为，渴望良好的社会治安，期盼安宁的社会秩序。问题在于，“严打”能否“打”出这样一片天来？众所周知，“严打”的最大特点就是“像一阵风”，一会儿就刮完。短的十天半月，长的不过一年半载。作为一种有期限的运动不可能持续不断。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付违法犯罪行为，恐怕无法起到长久有效的遏制与惩罚作用。因为(潜在的)违法犯罪者知道，在“严打”期间，他们需要老实做人，但“严打”风一旦刮完，他们便又可故态复萌。
从法律上讲，有效执法的关键是确保其连续性和一贯性，最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严打”就像搞运动一样，过一阵子来一次，破坏了执法的连续性和一贯性，给不法之徒制造了隐藏和重新犯罪的机会。
这种方式，给犯罪者以及普通民众呈现出这样的意味或暗示：法律在大部分时间并没有得到(良好)执行，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久而久之，不仅犯罪者，而且普通民众，都会逐渐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和尊重，因为它们经常沦为聋子的耳朵——摆设。
不论立法者制定的法律多么优良，如果执法者不能始终如一地执行它们，那些法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
也许有人会说，推行“严打”并不意味着执法者平时不够认真如一。这里面明显的逻辑冲突是，如果平时法律得到了认真执行，为何会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出现那么多违法犯罪？如果法律一贯得到信仰，为何还会突然出现治安状况恶化？以此番“严打”为例，所专门针对的极端暴力犯罪、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抢劫犯罪等，若说不法之徒平时并不涉及此罪，恐怕与事实并不符合。
更加重要的是，“严打”与我们当下推进的法治建设多有龃龉，甚至格格不入。从历次“严打”来看，它往往强调“从重、从严、从快”这样的教条，甚至要求公检法三家联合办案。这些法纪不彰时期“发明”的做法，完全背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如果“从重、从严”执法的话，就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严重冲突——如果不遵守这两个原则，“从重、从严”的做法便无异于违法行为；如果要遵守这两个原则，那么执法者只需要根据《刑法》规定的从重或者从轻情节进行执法，不能“节外生枝”，又何必着重强调“从重、从严”？
“严打”的实践表明，“从重、从严”的执法运动带来了十分糟糕的后果，严重违反了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侵害了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上世纪80年代的“严打”中，轻微犯罪譬如抢劫打火机或者西瓜者被判处死刑等案例不胜枚举。长期以来，很多人误以为对犯罪者应该用“重典”，并误以为“重典”可以带来秩序和稳定，因此对过重的刑罚缺乏理解和警觉。但实质上，畸重的刑罚手段不仅摧毁了古老的自然正义原则——“以牙还牙”，破坏了定罪量刑的递进规则，不仅无助于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反而使人们滋生“苛政”之感，进而导致对抗行为。
而“严打”行动所倡导的另一原则——“从快”，又关乎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各种程序规则。如果仅在这些规则的范围内“从快”，那完全是执法者的职业道德问题，良好的职业道德是他们从事这个行当的前提；而当“从快”意味着突破这些程序规则，那将是无可饶恕的违法行为，是对程序正义的公然践踏。常识告诉我们，为了确保实质正义的实现，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必须恪守程序正义，只有通过公正合理的程序才能达到实质正义的彼岸。
刑事司法过程中很多环节颇为耗时，甚至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以收集证据为例，往往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严打”运动下的“从快”和这种费时的“慢工”天然冲突，如果舍“慢工”而求“从快”，执法者如何能得到可靠的证据？前不久重庆“打黑”风暴中对一些嫌犯的闪电式审判，引起民众不少担忧，也招致很多法律人士的诟病。
而公检法联合进行的“严打”，嫌犯乃至无辜者的权利更加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因为作为执法者的运动员与作为司法者的裁判员成为“一家人”。孟德斯鸠说，如果行政权和司法权合而为一，自由将不复存在，因为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众所周知，司法机关就像运动场上的裁判，必须永远处于中立地位，不能和参加比赛的任何一方“串通”在一起，否则，裁决的公正性就无法保障。本来，如果执法者滥用权力或者违法行事，当事人还可以到司法者那里获得救济和正义，但执法者和司法者“联合起来”，当事人一旦遭受执法者的侵害，便会陷入无处伸冤的境地。
由此可见，“从重、从严、从快”的“严打”，无法带来持续良好的社会治安，而一旦对人们孜孜以求的法治原则和精神带来伤害后，想要重建信仰恐怕难上加难。
应当指出，决策者对“严打”的偏好密切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治理一直采用命令与控制型的模式，即通过命令服从和高压控制的方式维持社会秩序。其基本特点是，治理过程自上而下，过度依赖等级官僚体系，讲求全国整齐划一，强调稳定优于权利，堵塞和压制民众发泄不满的渠道。而一旦愤懑形成洪流、群体性事件风起，就通过“严打”和各种“运动”努力遏制。
历史反复证明，此种治理模式无法确立恒久的社会秩序，反而使社会陷入“治乱循环”的怪圈。
欲走出此种怪圈，尚需思维模式上的转变。这不仅需要放弃“严打”，还有放弃命令与控制型的治理模式，而代之以宪政法治原则，转向民众自治型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捍卫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让冲突在法治的轨道内得到有效解决；民众的参与和发泄不仅可造就良好的决策，且能确保持久的秩序和安宁。惟如此，方能建立一个永久共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