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发生了什么事情？
1911年，共和国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建立起来，总统、宪法、议员取代皇帝、大臣而成为中华大地上新的政治符号。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终身总统、新的皇帝和无一例外穿着军装的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们。随着袁世凯荣登大位，新兴的“共和国”这个政治符号迅速贬值，转而成为新旧军阀们的政治旗号。而只到1919年，通过五四运动的涤荡，“民主”和“科学”作为一个政治文化概念步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层面。从那时至今，每一个政治家都声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声称支持民主和共和，而每一届政府和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都号称追随“科学”主义（文革除外）。但是，民主是否已经深入中国人的骨髓，而成为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了呢？没有。那么，为什么呢？难道俄罗斯“民主”了，德国“民主”了，连有着最长单一王朝历史的日本都“民主”了以后，中国为什么说还没有建立具有“全民的、平等的投票在规定期限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建立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分立的基础之上”，“立法、执行和司法权力机关相互独立”； “承认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和人的权利和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循和维护任何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等特点的民主制度呢？在中国，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实上，在中国，从心灵层面，除了深深的落后的耻辱所带来的伤害和奋起直追的决心成为民族价值的新内核之外，什么也没发生。1840年以来，中国人、中华民族、中国所有的有理想和抱负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做的不过是在尝试，尝试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古老中华帝国的荣光，恢复中华帝国子民优于上帝子民的荣光，实现建设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大同社会的理想。1840年以来的历史，就是举全国之力、全民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而不是“现代化”的历史，也不是“西化”的历史，更不是“民主化”的历史。从周恩来在青年时代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响亮口号以来，“复兴”才是我们所有器物、制度、乃至所有政治文化的终极价值观。无论是民主还是枪炮，不符合这一价值观的统统都是垃圾。因此，民主自从来到中国，就是作为一个“东西”而来的，而这个“东西”如果不被当作垃圾扔掉，就必须有其真正的使用价值。民主如果不能够帮助“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那就连垃圾都不如。当我们看到海外留学生在西方国家首都用五星红旗组成红色海洋、竭尽全力呼喊“爱国主义”口号的时候，我们应当想得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鲜活证明吗？陈行之先生担心，“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吵吵嚷嚷中蛰伏了起来，没有显露出它的本来面目，但这不意味它放弃了历史主角的身份，它只是在等待时机”。事实上，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的生活方式从来没有蛰伏，蛰伏不过是知识分子在满眼的自造的“民主”“科学”的辞令下自己所受的蒙蔽所造成的假象罢了。
按照以亨廷顿为代表的现代主流政治学之一的观点，当代历史不过是文明的冲突史，从实质上说，也就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以新罗马帝国——美国为中心的历史，是上帝的子民试图控制、同化其他文明人群的历史。19年前，知识分子捍卫某种价值观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所谓“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是“造物主（也就是上帝）赋予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是“上帝”赐予其“子民”的权利，也是只有他们才享有的权利。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白了这一点，特别是在“最没有阻碍、最有条件接近和了解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方”生存多年以后，在明白自己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选民）之后，其必然的选择就是抛弃“这种价值观”，而不是被其“所武装”。尽管陈行之们认为这是“陷入到了蒙昧、偏狭、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中”，但这却恰恰是中国人——背负着“民族复兴”文化内核的中国人——作为中华帝国子民、炎黄子孙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陈行之们不知道的是，当“911”“恐怖袭击”发生之时，美国的电视台反复传递的信号是，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其他人都是异教徒。因此，这不是幼稚，而是沉重，不是荒谬，而是理性。
当然，这种“社会力量”由于“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因此，“这种力量必然会成为权力的武器”。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权力的合理性，或者说这种社会力量已经广泛地存在于民众之中，已经成为权力的重要支撑，那么，我们为什么担心“武器就将被使用，甚至会被反复使用”呢？因为，在任何时候，武器（广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力量）和权力（政府、政权）是相互证明的，这种相互证明从历史和现实看，都不仅仅是通过所谓的票决制进行的。民主还包括协商样式的民主和革命样式的民主。不是吗？美国多家媒体都承认，“大地震”加强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合法性能够通过各种“广泛存在于民众之中”的“社会力量”的各种形式的认可得到加强，我们难道一定要说，这不是民主吗？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难道一定幼稚到认为一个仅仅得到18%民众支持的所谓“民主”政府（例如日本内阁、陈水扁“总统”）是真正民主的吗？而一定认为没有经过陈行之们投票，但却得到了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的毛泽东、周恩来等是一个不民主的政治集团吗？众所周知，所有的“民主”不过体现在你把票投入到票箱的那一瞬间，从此以后，你什么都做不了，被你投票选举出的人就从仆人变成了主人，例如陈水扁。明白这一点，摆脱对票决制的崇拜，才不会犯民主的幼稚病。
2.关于世界银行的两份报告
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 俄罗斯经济增长始于1999年，从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长大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在此期间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增长了 500％，扣除通胀因素，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人均GDP增长速度高出两倍。”（这里引用的是陈行之所引用的材料）但是，世界银行没有说的事实是，俄罗斯的货币卢布到2008年4月达到（对美元）最高比值，是1美元兑换23.5卢布。而从新俄罗斯建国开始的1993年7月宣布发行新版卢布以来，卢布经历的过程是，1994年11月25日，卢布的官方汇率为1美元兑3235卢布。而在前苏联时，卢布的币值曾高达2美元。按照汇率计算，即便是在现在的汇率下，1卢布只相当于当时的0.02卢布。俄罗斯国民的财富已经被国际金融资本家和俄罗斯金融寡头们剥夺殆尽。这难道是说，俄罗斯老百姓实实在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另外，这一报告没有说的事实是,石油价格。2003年国际原油价格每桶平均为27美元,2004年约为40美元,2005年平均约为55美元，而今天，石油价格已经达到130美元。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是以出产石油为主要财富来源的话，那么，它的财富（以美元计价）从2003年到今天应该增加了近5倍。而俄罗斯的经济恰恰是以石油和天然气为重要支柱的。事实上，2006年，据俄罗斯《独立报》报道，欧佩克最新统计表明，俄罗斯日产原油达到923.6万桶，超出沙特4.6万桶，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不计算天然气出口，俄罗斯石油在出口中的比重大约在1/3以上（有数字说是35.5%）。这一原因使俄罗斯财政越来越富裕，以至于做到了“各地每个季度都要调整一次“最低生活标准”，也就是“贫困线””。 但是，正如俄罗斯专家指出的那样，俄罗斯已经到了应该高度警觉“荷兰病”的时候了。在世界市场上，俄罗斯没有名牌产品，没有高水平的金融服务，没有高技术产品（军工除外），没有真正意义的多国公司，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呢？恐怕值得研究。而且，可怕的是，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已经开始下降。按照石油峰值理论，这恐怕就意味着石油产量的持续下降。（美国在1971年石油产量达到峰值）这才是俄罗斯的现实。从俄罗斯的历史来看，现在“俄罗斯财政支出很大部分都用在了医疗、教育、补贴、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上”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历史上，俄罗斯人的“贫穷”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苏联时代，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最高峰时期达到美国的60%，而俄罗斯只有1亿多人，美国则有2亿多人。俄罗斯从二战后，就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穷人”了。而普京执政8年来，俄罗斯通货膨胀率（8年计算）为177%，今年通胀率预计为10%（对比一下我国为8%的时候社会的反映，就知道俄罗斯的社会反映了吧），从去年秋天到现在，粮食价格已经上涨了75%，据曾担任俄罗斯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的阿文预测，2008年，“无论他们（政府）怎么做，通货膨胀率都将突破12%。据今年初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把一半收入花在了购买食物上（这是恩格尔系数，超过一半的收入花在食品上意味着贫困），而38%的受访者第一位的要求是增加收入，第二位的则是降低通货膨胀。所谓“乱花迷人眼”，评价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和评价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样，不能用短视的眼光来看。事实上，俄罗斯2000年以来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40%，但是俄罗斯专家反而认为，正是这种收入增长反而可能会成为深远变革的阻碍。被它一时的困难迷住了眼固然不可取，被它一时的昌盛蒙住了眼睛也不可取。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综合的竞争。
屹立在东方的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怎样了呢？
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5年，占中国总人口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有迹象表明，中国最贫困的群体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世界银行还说，“中国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区域，比如自然条件比较差、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东、中、西部所有城市和乡村。”这些数字可能都对，都很准确。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者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法国英国和德国的问题可能不同。我们是否到了能够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均富理想的时候呢？还是说我们仍然处在把蛋糕做大，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阶段呢？这是个既定的战略部署吗？做与不做是不是个问题呢？ ( http://www.tecn.cn )
陈行之们也认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将近三十年”。而且，不仅陈行之们这样认为，国外很多经济学家也已经把中国经济增长看作一个奇迹。所以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是因为增长的现实，而且因为这种增长打破了所有的经济学的假说。但是，有一个假说中国恐怕也无法绕过，那就是，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左右的时候，贫富差距必然会扩大。这不仅是经济要素集中的后果，在全球化时代，也是全球分工造成的后果。而俄罗斯也好，美国也好，早就（俄罗斯在苏联时代就跨过了3，000美元的门槛）跨过了这个阶段。而中国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经历3,000美元的阶段。日本人牺牲了阿信那一代人，俄罗斯人牺牲了保尔那一代人，美国人牺牲了《摩登时代》电影中的那些工人，欧洲矿工们更是在与今天黑煤窑类似的条件下工作了以百年计的时间，在经历了无数次工人罢工后，才争取到了较好的工作条件，为什么说中国就必须要能跳出这个圈子呢？如果我们承认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始终为经济增长比俄罗斯快而引以为自豪”呢？这可能并不能证明“一些被豢养的专家学者”所已经断言的“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蓬勃的生命力”的结论，但起码“社会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完结，”社会主义仍然有其生命力，在这个阶段作出这个结论是否算是合适的呢？
如果能够弄懂一点经济学常识，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总量（GDP）翻了一番还要多”，其实质并不仅是意味着“经济增长”和财富的增长，而是意味着资本的集中，以及资本集中所表现出来的投资对GDP的拉动。我们国家的GDP核算方式恰恰是投资、消费和贸易的综括。投资、消费和贸易之间的比例是互相影响的。在没有国际贸易的情况下，投资过多（意味着资本集中，工资减少），而无消费，则社会生产过剩，投资必然会减少，从而导致经济滑坡。但是，现在的国际形式不同了。因为你的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国际竞争而投入的，投入的效率要和全世界的相同产业相比才能显示出竞争力。而和全世界产业相比，在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市场准入在国际贸易规则和市场接受度等方面面临重重障碍的情况下，
只能通过拼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来形成竞争力。这就意味着价格低而劳动力密集。这是什么原因？是中国造成的吗？不是，是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造成的。一般而言，没有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对于垄断抱有好感。所有的市场主体都希望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可是，为什么美国同意波音和麦道合并呢？这样不是意味着美国只有一家公司能够提供大型民用客货机了吗？那是因为欧洲有了空中客车公司，而且是几个国家合作共同打造的一个公司。确实，这些公司对包括我国国民在内的各国“国民财富进行”了“血淋淋饕餮”，我们要买一架客机竟然要付出生产八亿件衬衫的劳动！要和这些巨无霸们竞争，靠什么？靠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私人公司吗？靠个人的聪明才智吗？恰恰相反，就要靠中国特有的集体的力量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并不意味着应该一般地支持垄断和高税收，也不意味着不应该立法规范出资人权益和国有企业的赢利分配，也不意味着不应该提高政府效能，但是，如果没有这些集中的力量，如果仅仅依靠象多数后发国家实验过并失败过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模式，恐怕，我们现在早已经沦落到三流国家的行列里了。这种模式才是创造了中国奇迹的根本。
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财政收入5.1万亿元并不意味着政府成本。政府成本应该仅指政府运转所需要的事业费和人头费，例如用房用地用人用车用水用电的费用，如果说政府能够花掉GDP的21%，那可能意味着政府人均花掉的钱是500，000元（按1，000万公务员计算），可能吗？这种判断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事实上，陈行之们不知道的事实是，我国的财政收入并不止5.1万亿，而是更多。这些钱真正用于行政成本的比例是不是符合效能政府的要求，确实需要讨论，包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等等，的确要通过严格的法制来根除。但是，如果说，我们“庞大的政府在2007年要消耗掉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纯收入的资财，换一句话说，政府一年花（即政府自身消耗）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那真是滑稽可笑了。如果是那样，高速公路哪来的钱修（高速公路收费已经计算在政府收入内）？港口、大型的电场、矿山、城市道路、上下水等等，哪些不要钱？事实是，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有四个方向，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水利），二是大型关键生产项目，三是社会发展支出，四是政府自身消耗。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改革也应该是更多减少政府自身消耗和对生产项目的投入，更多地投入到公共性较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包括养老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但是，对于一个以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在当前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在缺煤、缺电、缺油的情况下，在人口基数庞大情况下，要进行这样的调整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顺便说一下陈行之们在“微观世界中看到的东西”。和陈行之们一样，笔者也有幸住在北京的一个胡同里，可没有陈行之们有幸的是，笔者所住的胡同离天安门不只仅仅两公里路程。因此，我身边的“被遮蔽的大杂院内部”，可能存在更多“贫穷和窘困”，可是，陈行之们不知道的是，在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够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富人们是不会和“贫穷和窘困”的穷人们住在一起的。想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这不是平等的一种表现形式吗？第三世界国家在城市化的过程中，甚至一些类似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对穷人基本采取了抛弃的态度。以至于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你夜里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区域，感受到恐怕就不仅是“生活空间的狭窄”和“生活品质低下而导致的精神生活贫乏”，而是一种莫名的恐惧。陈行之们还不知道的恐怕是，在这些胡同里的原住民有很多靠出租房屋来谋利，其生活不仅不困顿，有不少恐怕比陈行之们还要富裕。这种富裕只有当你看到一处仅仅30平米的二手平房标价达到60万的时候才会感觉得到。更不要说一个四合院动辄千万的价格了。即便是在我所住的远离天安门的胡同里，房东们每个月也多多少少有千元左右的房租收入，而长年的原生态的“社会生活”并没有“导致”什么人际关系紧张”，恰恰相反，他们都似乎是一家人，尽管有着张大民那样的算计，甚至为了一砖之地和邻居的冲突，再甚至打破了脑袋，但决不比那些算计职称和名气，算计公家和自己的号称的知识分子的人卑下，有的时候，恐怕还更加高尚。不过，也许经历了这次大地震后，陈行之们会对因为生活困顿而原来被知识分子们认为“扭曲”的老百姓有新的认识，把眼光从对高楼大厦、西装领带这种符号式的“高尚”生活的羡慕转向对人的本质的追求和真生活的追求。
3.不一样，看起来一切都不一样
普金2006年访问德国接受采访时曾经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这样的话确实足以让我们振聋发聩。但是振聋发聩的应该是什么东西？不是民主，而是一个不民主国家对自己民主状况的辩白，甚至可以说，是叫屈撒娇。这正是把民主当作东西的最好证明。美国是所谓民主的标杆。可你有没有听说过美国总统说过对互联网不进行监控？没有，因为美国事实上对互联网和电话都是监控的，并根据词的敏感度进行重点监听和检查，平均每天监听460万个电话。因此，不监控互联网的俄罗斯比美国民主。在911过后的第一天（笔者当时恰巧在美国），美国的电视台和互联网还能看到阿拉伯人的辩护，第二天，所有拉登发表的讲话一概不见了。因此，俄罗斯比美国更民主。俄罗斯还有共产党作为反对派，而美国没有反对派（两党并不互为反对派），因此，美国没有俄罗斯民主。你有没有见过美国总统统计过美国有多少电视台和报纸？恐怕没有。事实上，民主的美国尽管有很多报纸，但这些纸质媒体好象只有两大财团在控制。当你追查持股人的时候，你才知道美国媒体有多自由。你更不用说美国的几大通讯社事实上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更别说还有美国政府投资办的，不停发布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社论的自由亚洲电台和美国之音了。因此，看起来美国好象还不如俄罗斯民主呢。通过表面上合法的手段做了两任总统后又坚持做总理，在做总统之前向前总统效忠，并一手操纵通过了总统保护法，以至于前苏共政治局委员，后来的俄罗斯前总统的女儿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女性首富的国家，真的有民主吗？如果说，这是民主，这种民主恐怕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无情现实中，确实不会被信奉、确实也不会有市场，而且事实上，俄罗斯的选举结果表明，在俄罗斯，民主也没有市场。把俄罗斯人的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正是民主被金钱打败的绝佳证据，而不是相反。三年？50%？我们确实不敢，而且恐怕世界上任何真正对老百姓负责的大国政府都不大敢。因为不知道油价是涨是跌，不知道世界经济大局在三年内会不会有大的变化。即便是我们愿意，我们也不能为老百姓画一张选举的大饼。万一这张大饼成真了，在陈行之们的眼睛里就成了民主的胜利，而万一大饼没有成真，陈行之们有该如何解说？那恐怕只能是运气不佳吧？事实上，陈行之们对民主的期待不过是可以给自己涨工资罢了，这恰恰是为“政客”们所操纵、所喜欢的那类群氓的愿望，而不是知识分子的本色。中国政府从1980年画就的GDP翻两番并且已经实现的蓝图，陈行之们为什么就看不到呢？而从去年开始，把指标修改为人均，陈行之们怎么就看不到呢？尽管我们可以批评GDP不代表人们的均富，但是，如果没有GDP的总量，并且在有了总量后再讲人均，那恐怕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均贫，而不是均富。
俄罗斯官员情愿做那个承诺吗？愿意，从权力本性来说，他们当然非常愿意，因为这种许诺可以让他坐上官位。那不过是一种不需要兑现的承诺。这种承诺俄罗斯、美国的政客们每年都做很多。布什不是说了吗？“主要战斗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又怎么样了？被人民唾弃？算了吧。你看看苏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有多少还在把持着俄罗斯联邦和各州的权力？当然了，现在他们不叫这个名字了。这种体制更能保护他们在前苏联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国民资财。陈行之们以为换了名字就是被唾弃了，陈行之们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些委员们才喜欢这种体制，才唾弃了那种体制。正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总书记才把原来的体制推翻，赤裸裸地把占有的财富“合法化”，委员的名号不要也罢。
所以，在俄罗斯，看起来“民主” 也“像羸弱的病人一样躺在床榻上”。它真的是一件东西。关键看你是否用得好它。这就是民主与真民主的不同。
4.说一说美国
美利坚的缔造者们是民主的信徒。陈行之先生文中引用了大段的文字，其实只是证明了这一点。而这一点背后的东西，我们恐怕也要说一说。第一关于“所有的人生来就是平等的，并具有平等的天赋权利。”这里的生来平等等同于托马斯?杰弗逊所说的：“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上帝之子、上帝的选民之间才是平等的。上帝的选民显然不包括妇女、黑人和其他异教徒。 当然，即便是在上帝的选民中实现真正的平等也是好的。可惜的是，上帝的选民也会由于钱的多少而在投票权上有差异。 这些历史也“用不着我来赘述。”那么，现实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恐怕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前提是你不违反法律。但是，如果说美国是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恐怕连很多美国人自己也不大承认。简单讲，美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布什先生如果按照人人一票计算好象还没有戈尔先生多，按照票决制度，这可怎么解释？而决定美国社会的政治架构中，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的（以致于美国的法学家都这样认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由九位非经选举而是通过任命为终身制的最高法官为有着2亿5千万人口的国家制定经济法律，这几乎不是民主的终极体现。”），中央银行行长基本也是终身制的，参议院里的参议员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终身制加世代相传的。政务类普通公务员更是可以不退休的（美国没有强制公务员退休的制度）。当然，即便如此，按照陈行之先生的观点，美国还是民主的。为什么呢？因为“民主不是人动一动嘴皮子就可以随便认定的东西，它必须有一套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作为其标准，达到这个标准，你就是民主社会，达不到这个标准或者与这个标准完全背反，你就不是民主社会，而是一个极权主义社会。”美国有选举，虽然说你即便是花掉1亿美元还不一定能真正参加到选举中去，美国有法治，尽管你打官司可能要花掉以百万美元计算的诉讼费和律师费，美国还有平等，尽管美国大兵们都要在基地所在的外国取得特殊保护，以使他们逃脱强奸和斗殴的法律制裁，美国还有人权，尽管伊拉克和古巴的监狱里不断上演虐待的游戏而不受法律的追究，更不要说CIA在欧洲设立的不受任何法律制约的黑监狱。美国也有权力的制约，尽管美国总统到北京出席奥运会可以带500名随行，并要花掉以千万计的美元。尽管奥巴马、克林顿出访都可以带着夫人、女儿，带着以百计的随从。美国还讲公正，尽管美联储只是因为自己的银行陷入了危机就大量印刷美元，而不顾其盟友和全世界陷入通货膨胀的危险。 事实上，“人民之对美国政界的统治”还没有达到“犹如上帝之统治宇宙，”而美国对世界的统治，却差不多达到了“犹如上帝统治宇宙”的程度。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民主？
5.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
“ 看样子，民主究竟是不是一个好东西，还真的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民主当作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还是不要它的好。事实上，民主应该是一种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包括的要素有：人民能够在安居乐业，同时行使自己管理国家、决定民族命运的权利。要实现这样的生存状态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实现安居乐业。在国际竞争的时代里实现安居乐业。如果一个国家的革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那么，民主永远只能是一种东西。世界上“民主”的发达国家有很多，但是，夸张点说，这些“很多”的国家甚至都不要脚趾头就能数得清，不过是美国、日本、欧洲而已。
世界上不民主的落后国家也很多，例如缅甸、朝鲜和老挝。然而，陈行之们应该睁开眼睛看清楚的一个事实是，世界上更多是的“民主的”不发达国家，甚至是民主的落后国家。这些国家拥有“民主”这个东西，但却没有饭吃，没有地位。而这些国家只多，却是必须会200以内的加减法才能算得清楚的。正要结束这段文字写作的时候，恰好读到了陈行之先生这样一段文字：“1999年，我有机会到台湾去了一趟。当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的时候，我油然想到曾经被教导说这里的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然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我在台北和其他台湾城市看到的是一个高度文明、经济发达的区域，是一个虽然没有达到今天（2008年6月1日）的状态、然而终归有很多为了自由民主而奋斗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是一个应当被我们艳羡的地方。”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我们知道的是，1999年的今天，恰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而在2008年的今天，正好是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期。如果我们暂时抛开民主信仰，仅仅使用理性的工具，又该如何评价民进党政府呢？那我们只能说，台湾人民经历了八年“苦难命运”，差不多经历了一场导致国民经济崩溃、社会文化被摧残瓦解为一篇废墟的“去中国化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后果是，从四小龙之首变为之尾，从受人尊重的新兴经济体变为让人讨厌的麻烦制造者，从“罄竹难书”的成绩变为“三只小猪”里的老大。
民众确实一向“非常敏感和难以应付”，这一现实并不因为“民主”还是“专制”而有丝毫的改变。但是，民众最“难对付”的是那张嘴。也就是低头要吃饭，抬头要发言的嘴。只有那张嘴才是民主的根本。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无论是“吃饭”还是“发言”都是民主。甚至可以说，如果在吃饭和发言之间作选择，多数“非常敏感而难以对付的”民众恐怕选择是吃饭。当今世界，能吃饱饭，又能发言的是美国，不能吃饱饭，而可以随便发言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关键是，这样的发言，有人在乎吗？没有“民族的复兴”，在国际社会上就不会有“国主”，而没有“国主”，“国内的民主”不过是笑话而已。中国人如果在二元分裂甚至多元分裂的社会的基础上实现“民主”，那结果必然使利益的分裂变为国家的分裂和族群的分裂，就象台湾刚刚结束的八年政治实践一样)
民主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当我们能吃饱的时候，就拥有了一半的民主。而一旦你吃饱了，抬起头来，剩下的一半不过就在你的嘴边而已。陈行之先生不是已经开始发言了吗？难道真正的民主还远吗？
（为了方便理解，本文模仿了陈行之文章的结构，望读者谅解）
2009-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