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由于杀人代价的陡然降低（免死），视为儿戏的命案，有可能大幅度地爆发。寻常小事，都可引发为命案。杀人者少了顾忌，将会变得益发残忍和嚣张。（以前影视中，那种示范性的“古惑仔”，将有望成为生活中的现实）
其次，一旦收益大于风险，雇凶杀人现象亦可能发生。因为，只要有了不杀的前提，则在任何情况下，雇主和杀手，均将获得可观的收益。一个人的挺而走险，换来全家的生活巨变，而在一旦被发现的情况下，也不过十几年安稳的的牢狱生活，何乐而不为。猫有猫道，鼠有鼠道，杀人致富，速度最快、成本最低，自然是一种较佳的选择。仇杀、情杀、债务之杀、遗产之杀、保险之杀、利益之杀、政敌之杀……其可能性，不能不有所警惕。
第三，连最残忍的杀人者都可以不死，这无疑就是活人的风险。安全的需要，是所有人的基本需要。而杀机四伏的环境，必然置人于难料的恐惧之中，尚在活着的生命，将人人自危，公众的生活质量亦随之降低。（如果有一天，王大伟先生的节目，亟需面向老人、妇女和少女们，大讲如何提防凶手和生命自保，那，不是我们和谐社会的一种悲哀吗）
第四，杀与不杀，天差地别，这给以法寻租，提供了空前巨大的空间。这一机制，将激活双重的积极性：一方面，为了活命，有钱人不惜一切，定会开出惊人的天价；另一方面，花钱买命的无本生意如同兴奋剂，将使趋之若鹜的贪官，变得更加繁忙。 一旦将法律公权力作为自私的工具，那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的败坏，莫此为甚！
第五，死刑、死缓，关乎生死，怎能由轻描淡写的所谓自首或悔罪所能决定！ 具体来说，由于可决定生死，故死刑、死缓这二者间的差别极大，并非字面的“缓刑2年”而已，它有可能大于2年刑期与20年刑期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死与不死，被“缓刑2年”所无形地稀释。说白了，表面的自首和悔罪，所决定的，却是生死大事。这种游戏合乎法理吗，它能具有多大的公正性。 若照此办理，假如某位巨贪，应判20年，难道仅凭一纸“深刻的检讨”，便可减刑到2年吗。 显然，制作微末的理由，便以小衡大，必然法理难成。当刑罪相抵，极不相称时，必然出现公平正义上的瑕疵和破绽，从而易被不法之徒所利用。本案中，田成有的枉法裁判，就是个真实的例证。
第六，杀人恶魔的免死，将使得众多被害者不得瞑目。既然凶残的故意杀人犯都可以不死，那么，事出有因的报复杀人，就根本没有必死的理由。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开口！ 当然，它更可能催生“以杀报杀，冤冤相报”的社会效应。生命的无谓消失，将会更多。
第七，“免死”的“仁慈”，还可能引发以杀人为手段的黑组织的出现。经济、色情、毒品、赌博、家庭纠纷、买卖器官，拐卖妇女儿童，各种事件一旦伴随过多的命案，那么，在环境、资源、生计上竞争日促的当今，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还能有和谐安生之日吗。
第八，当前，某些人迫不及待地“免死”动议，是符合“人道”，还是偏于“黑恶贪腐之道”，是值得探讨的。 法律现实，是政治、经济的体现，是历史的选择，必然与民族、民意、国情、历史及其发展阶段相关。这些都不是以个人的理想愿望和哲学理念推断而得。而田成有认为，自己的免死裁判，不但不枉法，反而是符合人道的标杆，那么，难道此前的无数判决，竟然是惨无人道的吗，那些死刑犯，难道都是当前法律下的冤魂吗。如此看来，我国的法律，真要“唯田成有的马首是瞻”了。
第九，以我国的现状来看，国内外环境，比较恶劣，反恐任务艰巨，反腐形势严峻，加强法治非常必要，故在刑法制裁上，不宜轻言放松。道德建设，更需法治的支撑。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不是仅仅提出几条口号就能够实现，它是在公正、完善、有力的法治体系下和强大的舆论背景下才能形成的。
某些影视和游戏，充斥着打斗、杀人和血腥。画面中，官府似乎也放弃了追责和极刑。杀人凶手，残忍嚣张。守法百姓，已成弱势。被害者若不屈服忍辱，就只能以死相搏。社会上，弱肉强食，冤冤相报，难寻对生命权的尊重。这些画面虽属影视，但或许恰好诠释了田成有“不杀标杆”的可能效果。
对一小撮歹徒的“仁慈”和“人道”，如果能有过剩，真的不妨用来更多地关注关注民生，因为还有更多的良民，连基本的需求，还未能得到应有的保证。更有那些诸如血汗一年却无钱回家的民工，连法院的大门都难以迈进…… 解决此类的诉求，为民解困，才是法治中的当急之务。田成有急急忙忙解决歹徒的需求，过度操劳，精神可嘉，但恐怕为时过早。
其实，这种免死的法判，无论是从我国的国情，我国的历史，我国的民意，还是从文化、观念，情理、传统上，以及现行的法条上，都是统统难以跨过的。我国目前，远远没有具备免死的条件。
和世界接轨，也是个模糊的说法，需要慎重使用。世界有东方、西方之别，有第一、第二、第三世界之别，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即使相邻的国度，也是互存着千差万别…… 现在，强国制裁弱国，已成西方主流。他们可以使用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成就，几天之内，便将一个与己无关的弱小国家，炸得稀巴烂，普通百姓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设施，顷刻间灰飞烟灭。他们可以明目张胆地把一个主权国家引向动乱，可以把民生引向悲惨的绝境。他们一手制造了大量难民，使之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安宁，失去赖以生存的条件。那些在饥荒、疾病、惊恐、劳瘁中死亡的平民无以计数。这种不断制造的间接死亡，其悲惨和后果，甚于直接的杀戮……这，并不是他们仁慈到不再直接杀人，而是科学的发展，使他们不必亲自动手而已。
可笑的是，这种制造人为灾难，直接杀人和间接杀人的反人类罪行，都是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进行的——似乎仁慈，人道，生命权，通通握在他们手中，并且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维护。
以上仅举一例而已，触目惊心的世界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实体上、在规则上、在观念上和世界接轨时，一定要有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的法律，要从实际出发，维护民众的根本利益。做任何事情，都要独立自主，要立足于本国实际，心怀忧患，做好自己的事情。
田成有捷足先登，甘做他人的奴仆，当他捡起西方的破烂炫耀时，我们就应当看一看他的行动和动机。特别是打开免死的“潘多拉魔盒”之前，必须认真思考其最后的结果。
我们不知道，那种不顾国情的法律判决，还能代表谁。它除了代表西方的某种无知和虚伪，就只能是在代表残忍的杀人犯和尚在履险的歹徒。它对歹徒们的效果，无异于一种唆使与纵容。
可怕的是，这，竟是一个省级的最高法院，而且是出自法院“集体”的意志（不希望有良知的法官蒙羞），其中的那个副院长田成有，竟把全国的民意和呼声，污蔑为“公众的狂欢……”
是的，出于“人道”，当法官们，对杀人凶手和腐败巨贪，不惜超越法律，都要施以容忍时，那么唯一不能容忍的，可能就是民众的呼声了。
如果真象田成有所说，“公众的狂欢”是在杀人，那么一审的死刑判决，岂不已经是真正的杀人了。这样的杀人犯（即地方法院），显然一直存在，而且遍布全国。
少杀、不杀，非同小可。特别是经过云南高院的扭曲操作，更是“意义深远”。这一少杀、不杀的“标杆”，一旦确立，我们的社会生态和法治环境，必将大变。那时，呈现我们面前的，显然将是另一种全新的“狂欢”。这是歹徒与良民的博弈，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