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的“创新”
笔者一个月前读到了两条新闻，都是关于中国的，其一是欧盟最近公布的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数据，说是欧盟查获的假货85%源于中国生产。基本上，这也等于宣布了全世界假货生产相应的百分比分布份额，估计有误差也差不了几个百分点。其二是关于上海最近市场上出售的活鱼，有最新的提醒告诫消费者：买鲜鱼时切勿以活蹦乱跳为标准来判断鱼是否新鲜，并依此做选择，因为刚发现了一种对人体有害的添加药物，商家会使用这种药物刺激鱼类，使鱼异常地活蹦乱跳，以表示新鲜吸引消费者购买。在中国大陆地区，上述现象早已是屡见不鲜。而大家也早都见怪不怪了。
笔者以为，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现象也是一种“技术创新”。由此可见，说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没有或缺乏技术创新，是很不准确的描述。实际上，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存在了大量的“创新行为”，只不过按照通常的标准（或者归之为西方霸权所制定标准的约束），这些创新行为可能是被忽略掉的，是按照既定的传统标准所视而不见的。
比如，按照熊彼特对创新行为的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联合国OECD组织认为创新是指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成功地生产、吸收和利用新的事物。虽然在这几个类似的定义中，并没有明确创新行为中的价值负荷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们都潜在地假定了创新会给人们（人类全体或至少是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效果和收益（至少长期尺度下如此）。这是一种通常的理解。
然而，中国的情况却有很大的特殊性。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存在着很多不符合这种创新定义的行为，而且这些行为也可以带来大量的收益。尽管它们看起来并不那么好，但市场整体并没有因为容纳了大量带毒行为而瓦解，至少短期如此。而无论如何，这种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却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尽管它可能不那么“好”，但它在特定的中国环境中肯定是很好使的，不然为什么会流行呢？更何况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也确实很快。
结构性通胀
目前中国的物价上涨速度很快，前一阵子猪肉都涨到了20块钱一斤以上的价位，按照以往的生活标准来看简直难以想象。但是，中国央行进行调控的压力也很大，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很高了，若持续加息也并非没有顾虑，有造成经济冷却的风险。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温度是绝不能偏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若放缓，中国社会就可能会发生很多乱象，而若经济增长接近停滞不前，这件事对中国来说就等于灾难，根本无法承受。
这里就涉及到“通胀”的重要概念。经济学一般是用价格来定义“通胀”，或者用“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来进行刻画。如果社会总需求大幅上涨，那么总体物价水平就会增高，这就是对通胀的最基本理解。当然，对通胀现象也可以用货币的方式来进行理解，当流通的货币大幅增加时，总体物价也会不可避免地上涨，而这就是通胀现象。
经济学教科书上一般把通胀归为三类：1、需求拉动型；2、成本推进型；3、结构性通胀。第一种是说社会需求上涨，造成物价上涨，形成通胀；第二种是说由于原料或劳动要素的价格上涨，造成物价上涨，形成通胀。这两种是较为传统的解释，也比较简单易懂。但真正有重要意义的是第三种通胀模式：结构性通胀。
经济学教科书对结构性通胀的解释，通常概括为以下三种情况：1、一个国家中一些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另一些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2、一个国家中，与世界市场联系紧密的开放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与世界市场没有直接联系的封闭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3、一个国家中各部门的产品供求关系不同，也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发生。由此而归纳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论的主要论点是：①服务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慢于工业部门。②两大部门的名义工资增长率将趋向一致，而货币工资增长率则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即服务性部门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要向工业部门的“看齐”。③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是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制（即在上涨的工资成本之上相应地加上固定的利润来确定价格水平），因而随着两大部门的货币工资的一致增长，物价水平就相应地成比例上涨。④就服务性部门的产品来说,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而收入弹性较高，因而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也势必产生物价的普遍上涨。⑤价格和货币工资都具有难往下降落这样一种刚性。（以上内容引自互动百科）
本文讨论的重点并不在于上述内容的细节。总之，“结构性通胀”这一概念大概起源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经济学界，当时的学者在讨论时引入了这一概念。从西方的情况来看，工会组织、福利体系等是他们的特殊社会结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最初引入的“结构性通胀”概念，如果对它关注的核心加以概括，其实就是说按照西方的固有社会分配结构，必须要关注一些低效率部门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因此就造成了货币的发行同实际经济增长有出入。此外，欧美的民主制度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抑制了政府滥用权力利用税收制度来无节制地扩大财政收入。
对此，近年来秦晖先生曾提出过“尺蠖效应”（以及反尺蠖效应）来对此加以描述。在欧美的民主制度设计下，造成政党竞争时的竞选政策导向和施政纲领都必须具有“增福利”和“减税收”的效果，来自选民的压力经过多年持续累积，造成了欧美民主制度的福利泡沫。近年来，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欧盟一些国家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同这个问题有关。
为何通胀本质上不可避免
人类现代社会的实质是追求发展。不妨借用下奥林匹克的语言，“更快、更高、更强”，这也是对现代性神似的表述。此外再补充下蛋糕式的语言：“更大，更多，更爽口”，这也是很形象的描述。而按照经济学的理论：温和的通胀对于经济发展是最有利的。实际上，若想发展经济体，那么一国货币保持轻微的超发状态是必要的。这是因为经济要增长就必须保持热度，流通的货币量适量多一些，才能刺激整个经济体的增长势头。这就像始终处于生长期的生物有机体，营养和负责传输的体液要保持充足，宁可过剩不可不足。反之，如果出现通货紧缩，经济体的增长就要停滞倒退了。由于普世的要求都是经济必须增长，尽管在经济周期中也会有膨胀和紧缩的周期，但从长期来看，经济体必须不断增长。因此，理想状态下的供给-需求经济均衡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为维持经济增长只有保持温和通胀的较佳状态。以提供适当过剩货币的方式（印发过多的纸币），来刺激并建构消费市场的需求，而这也就是增长的秘密。
中国的结构性通胀
刚才已经表述过，欧美的结构性通胀理论，同他们的福利制度和民主制度很有关系。由于工会力量的强大，导致工资只能上调而很难下调，由于民主的公共选择机制和选票约束，参与竞选的政治家，都高呼增加全民福利的口号，而鲜有人敢鼓吹加税的政策纲领，这实际上就导致欧美的一般公众在政府的政治支持下，保持了过高的生活水准。若从货币发行的观点看，欧美国家发行了过多本国货币，其中相当一部分以福利分配的形式返到了民众的手中。
但是，这种“结构性通胀”的欧美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形。正如秦晖教授所曾描述过的，在中国长期存在着一种方向与欧美相反的“尺蠖”效应。当中国政府需要加税时（或增加其他隐形费用），无人能进行有效反对，而相反，当中国政府在福利增长方面止步不前时，也无人能施加有效的决策影响。然而，根据一些货币方面的统计数字，尽管在国际贸易中人民币的汇率长期偏低，人民币也许早就应当大幅升值，但中国国内实际发行的广义M2货币数量，却早已经远远超出温和通胀的范围，超发份额已成为天文数字般的货币量。实际上，在中国也存在着广泛的“结构性通胀”，但中国的这种结构性通胀与欧美的结构性通胀非常不同。在中国，结构性的问题出在低效的垄断部门与正常经济体之间。由于央企国企存在着众多优惠，不但“大而不倒”，还在原料定价等方面存在着诸多补贴政策，此外在财富分配方面，中国的众多垄断部门（以政府为代表）都享有极大的特殊权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与欧美类似的结构性失衡，最终必然制造出结构性通胀。
此外，与欧美不同，而且同前苏联很相似：中国的市场化仍是很不彻底的。在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等方面，中国的技术实力名列世界前列，然而，在一般民用技术领域，中国的平均技术水准却不会超过世界中游水平。与苏联很相似的一点还在于，中国的垄断部门的技术开发，同一般民用领域基本上是脱节的，由于中国特殊的官僚运行架构，使得中国缺乏这种把技术开发同民用领域相结合的动力。尽管“创新”口号可以喊得很响，但在实际操作中根本无法达到。这源于结构性问题，以航空航天和军事工业为代表，中国的垄断部门做技术开发总是基于上级部门的特殊考虑，而并不会连带考虑做一件技术开发最终会对市场消费者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尽管上级也可以提出类似要求，但结构性问题会造就这种要求的无效化。
结构性的泡沫
以上表述了“结构性通胀”的概念，接下来表述“结构性泡沫”的概念。如同文章开头简述的带毒创新行为，结构性泡沫显然也是指在一个经济体中存在着一些不好的、虚假的甚至“带毒的”东西，而且是不可持续的。并且，这种泡沫状的东西是由特定结构在经济体内部所造就的，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需强调一点：对这种“结构性泡沫”的界定，必须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界定。比如，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会带毒，即使是非常健康的人，身上也可能会带有部分毒素（或细菌、病毒等）。但对于这种一般的不可避免的现象，在理论上进行过多的纠缠是没有意义的。既然它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由具体的特殊因素所造就，那对此进行分析也是徒劳无益的。
以欧美国家为代表，他们的过度福利和过度举债现象，可以被看作一种“结构性泡沫”。而且，这种泡沫源于欧美国家的整个自由民主制度体系。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甚至有美国学者批评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社会主义者”，以“两房”为代表，美国政府的政策导向在背后鼓励了给那些根本无力购房的民众提供购房贷款的行为，甚至于次贷危机爆发后有美国学者撰文讽刺美国政府试图“让那些根本不配拥有美国梦的人也实现美国梦”。最终，过度消费和举债行为无法延续，危机彻底爆发并扩大化。目前，由于财政赤字和入不敷出，以及欧美政府无法大幅增税以充分搜刮本国民众民脂民膏的方式来抵消赤字，这个“去杠杆化”和“去福利化”的进行还会很漫长。最终，欧美经济体若想消除这种结构性泡沫，也必须在制度上进行一些革新。这不只是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这么简单，还包括对于福利和税收制度的有效调整。最终减缓公共供给和公共消费之间存在的日趋扩大的差额和冲突。
然而，在中国，结构性的泡沫则远比欧美更加泛滥。尽管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自由放任的金融体系，也不存在过度杠杆化的问题，但中国的结构性泡沫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制造出大量的假货和无效/抵消/高风险公共产品，以隐蔽方式让公众在不知不觉间负担高额成本。通常，在一个正常的经济体系和贸易关系中，界定某个产品的价格及质量的最佳方式，就是在当事人之间进行的充分反复交易。然而，在中国这一点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在中国存在着大量的垄断部门和管制行业，存在着大量的产权不清的交易方，他们的购买行为在本质上往往是不需要自己负责的，这就造成了大量的虚假和无效的交易行为。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案例之一，中国的英语考试系统。至少从初中开始，很多人都接受过中国的这种英语考试教育。然而，中国的这种英语应试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却是一种“无效”的教育。君不见，众多学生背单词，学例句，读范文，最后通过学校和国家各级考试，如四级六级，然而很多分数理想的学生却不会使用英语同别人进行有效交流，也不会用英文写出一篇流利清晰的文章。在其实质上，中国的英语考试已经变成一种异化了的行为模式，它存在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让学生学好真正的英语，了解真正的英语文化，而是为了教育部、各级学校和考试部门的存在合理性，甚至包括那些英语老师，为了让他们在中国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这样一种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经济行为的社会利益背景的考察，听起来难免是让人沮丧的。然而，这似乎更接近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般现实（尤其是在中国的情形下）。英语考试的例子可能还不够典型，
在中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存在着政治科目。而且，在从中学到大学的各个学校中，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政治科目。每年下来，大量的课程被讲授，老师事先也会认真备课，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述“知识”，学生耐心或不耐心的倾听，大量的教材印刷出版，并且得到购买，最终还会有考卷和对课程的教学评估。一些筛选出的出色的“知识”或“认识”，最终还会得到浓缩和升华，变成更高级的得到专家共同体认可的“经典”。
然而，在貌似标准生产流水线的这样一套运作模式中，中国的政治考试体系所制造出来的知识，尽管不是100%，但其中至少有80-90%的内容，是“虚假”的精神产品。而这样的案例绝非罕见，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以及出版发行体系中，同样存在着大量类似现象。中国的期刊体系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期刊每年会发表大量学术文章。然而，中国的期刊体系同样早已经异化了。中国的期刊发表论文，并不会是因为这些论文多么精彩，或者是因为专业读者会乐于阅读（实际上读者寥寥，但期刊不会受影响）。而是因为能够给编辑带来现实的利益。在互联网等非传统媒体兴起之后，传统平面媒体的异化特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和瓦解，然而，在中国有存在着广泛的对互联网的政府管制，像Google、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一大批非传统创新模式，在中国全部遭到遏制。最后形成的相应的在国内提供服务的技术镜像（如百度、优酷、人人、微博等），均受到了阉割，而且也满足并热衷于直接从国外Copy改良新技术模式，而缺乏进一步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在中国，这样的例子是俯拾皆是的。从有形的东西，如食品药品等一般消费品，到公共交通，乃至无形的东西，如知识和精神领域的产品，甚至是博士学位的复制和滥发，全都充斥着大量泡沫。甚至于精神产品的泡沫更加严重，虽然食品药品的严重问题已经为大家所关注，但若同精神产品相比它还不是最严重的。而若追究这种虚假泡沫的根源，它只能是一种结构性的泡沫。
中国为何会充斥结构性泡沫？
在中国大量存在的这种结构性泡沫，其成因显然与欧美是完全不同的。在此，笔者试图简单探讨下产生这种泡沫的深刻根源。众所周知，中国属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此前几度现代化进程都被打断，目前这一次是唯一还算较为顺利的一次。由于中国自古具有的封闭地缘和独特的一元意识形态模式，导致中国人大都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而缺乏对于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和规律的认识。
笔者再举个例子，《货币战争》这本书一度在国内非常流行。笔者有一次和一位北大同窗好友讨论书中的问题，《货币战争》里有这么一段，大概表述了美联储是家私营机构，而不是国有机构，因此必然是为私利服务的，是邪恶的。笔者就此和这位同窗争执了一番，我问了个问题：为什么央行不能是家私营机构，为什么私营机构就会是邪恶的？开始时同窗好友坚持认为央行必须是国有机构才行，到后来发现这个事不这么简单，说不清楚了。
那按照我的逻辑，对这个问题大致表述一下：美联储尽管是私营机构，但它的决策是通过很多具有独立性且相互独立的董事来进行的，基本上是这些董事相互制衡的过程。当然，这些董事都是很有实力和背景的强人，但在政治学的理论中，正义同相互制衡是联系在一起。当两个强者相持不下时，第三方的弱者可以因此而受益，因为此时它会变得尤为重要。而假定某一方大权在握掌控一切，因此就会以垄断的方式来表达正义，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思维方式。因为一旦丧失制衡，任何人（或者群体）都会因此而肆无忌惮地优先考虑自己利益偏好，而抛弃抽象的对正义的追求。因此，一家机构（如央行）是国有的并不等于它就会代表正义。任何人或者机构，都是可以异化的。
实际上，就央行的问题而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建奇研究员，在2011上半年曾发表过“谁在为中国央行买单”一文。在文中，陈建奇指出了中国央行在面临巨额外汇占款对冲压力时的隐形消化手段：央行利用政策工具，将风险转嫁给下面各级垄断银行，而这些银行又利用各自的垄断优势，将风险进一步分散给再无更多选择权的客户。总之，陈建奇认为，“为应对外汇占款对冲压力，央行采取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及财政存款等多样化手段，虽然换来了货币政策操作空间，但却以巨额冲销隐性成本为代价。存款性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承担了大规模的对冲成本。对冲成本随着无休止的冲销如滚雪球式爆炸性增长，将显著影响社会福利。”
由此可见，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还局限于传统生活和思维方式之中，很容易将囿于小圈子和血缘或地域的生活方式和经验视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规则和真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制度和规则建设的问题与己无关，轻易就遭忽视。尤其宏观到庞大的国家机器层面，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是容易把社会孝道等中国内部长期形成的做人规矩同普适的客观规律相混淆，只认富国强兵的道理，却看不到这架庞大机器强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会带来的副作用和巨大破坏性。
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也紧随而至。全世界开始弥漫出一派“西方终结”的论调，而中国不但崛起，“中国救世论”也愈发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中国人也开始洋洋得意，愈加狂妄自大起来。
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表述的，中国自身的结构性泡沫问题都难以解决。这一方面源于在中国存在的特殊结构性失衡问题。鉴于这种无法改良的结构性缺陷，“拉动内需”或“技术创新”都是短期之内根本无法实现的政策目标。“拉动内需”拉了半天，最后买来卖去的交易方大都是结构性缺陷的受益者，而这些群体只是中国的极少数人，最后造成的虚假财富分配和超发货币，也大都流入了政府财政或极少数人的口袋。在这种模式下，尽管也存在着结构性通胀，但与欧美等国不同，受益者并不是大多数国民。相反，大多数国民的福利还会因此而受损。至于“技术创新”，前文已经表述过，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创新”行为，但这种创新行为与欧美传统的对于技术创新的界定非常不同，它更像是一种泡沫。在实际中，中国进行的大量技术创新行为，最后也被异化了，创新变成了口号。中国的技术创新往往也并非是客户导向的，它最后起的效果，只是把客户的利润挪到自己腰包里，但所创造出的生活方式，却是泡沫化的，甚至是带毒的。在短期内，这样的创新行为可以是相当有效的，让别人无法抵挡无力进行竞争。然而若从长期的尺度来看，这种行为无异于惯于依赖于毒品的慢性自杀，终将自毁长城。
而且，抛开具体的政策目标不谈，就中国的社会基础而言，前文已说过：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都未能有效接纳现代化的意识思维和世界观，而且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拥有多达14亿的民众。尽管在中国可能存在着民众的思想意识问题，但这一局面又在短期之内是任何人、势力和国家都无法使其迅速改观的。中国的这一状况，同此前崛起的英美德日苏等国都完全不同，与人口同样多达10亿的印度也很不同。这是中国和全世界都必须面对客观现实。而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形成的这样一种结构性失衡局面，它是有一定的稳固社会基础的（笔者在这并非是从某种保守主义的观点出发，来鼓吹负面现象的合理性，而是分析问题的客观性和基础）。也就是说，中国的泡沫虽然不好，虽然带毒虽然有害，但它们的存在却又有其合理性。
笔者以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若还有如此之多的人鼓吹“中国救世论”，那一定是搞错了方向。现实的情况，恐怕根本不是“中国拯救世界”，而是“谁能拯救中国”的问题。当前，经过加入WTO后的持续增长，也伴随着欧美市场需求的转型，中国的经济已经越来越逼近拐点。持续超发的货币，越来越严重的通胀，日趋为难的央行调控决策（此外还有尚未到来的人口老龄化和移民容纳能力等诸多社会矛盾问题），这一切也许早已向众多“中国救世论”的粉丝泄露出完全相反却不愿为他们察觉的秘密：中国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本身就是问题。
作者简介：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