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开年，日元便连续升值，独步走高，表现异常，令市场倍感意外。原本，去年底，美联储加息，日央行拓宽渠道，充实政策手段，日元美元汇率本应表现为美元升值日元贬值，但市场无常，偏偏走出了相反的轨迹，预示着猴年的世界经济正面临险象环生的新格局，其背后或反映出日美欧央行的政策博弈。
作为当前世界经济的最大风险，美联储加息意味着金融危机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换挡减速，全球经济恐将面临“低速增长的新常态”。相对而言，日本或将成为规避风险、回笼资金的吸纳器，如此，形成日元升值的推动力。
美国加息的动因在于要恢复利率的基本功能。而其前因在于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的政策弹药库已经打空，若再遇危机，将面临既没有量也没有利率手段的窘境。为尽早恢复弹药库有货状态，哪怕只有一颗炮弹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实际上2007年8月美“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便开启了降息程序，到2008年4月30日雷曼冲击前，政策利率已降至2%。金融海啸后，美联储进一步三降利率，到2008年12月降至0-0.25%,执行事实上的零利率政策。同时，自2009年初，美联储又施行三次量宽政策，向全球市场放款，注入超量的美元流动性，一度引发石油、铁矿石、有色金属，乃至粮食等大宗商品泡沫，推动发达国家形成股市热潮。2014年中期后，世界资金才开始向美国净回流。美元流动性的外溢过程，拖着世界各国陷入汇率振动周期。即当美元流动性外溢时，各国资金剩余，价格上涨，货币升值；而当美元资金倒流美国时，则形成国际商品价格下降、资产缩水，非美元货币贬值，世界经济重新陷入低增长，甚至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日本始终是个例外。作为世界第二大发达经济体，日本较早追随美国的“零利率+量宽政策”，缩小与美市场“差压”，维护本国物价、资产和汇率理想水平，确保了较好的经济复苏环境。金融危机后，尽管日本民主党政府试图利用日美“金融政策不同步”追求日元强势，以确立日元国际地位，但地震危机后，不得不改弦更张，重新追随美国政策。而在金融政策上，即使在民主党执政的2012年初，日本央行也已经开始尝试量宽政策，初定“物价目标”。安倍执政后，更新央行领导体制，委任货币外交精英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搞“异次元缓和政策”。其政策力度比美强，其吃入的资产规模占GDP的比例比美更大，从而形成了日元汇率的“抑制效果”，实现了日元贬值，刺激出口，为日本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金融政策上追随美国，有利于日本在贸易上赢取美国的市场好处。2010年后，美国经济步入复苏轨道，特别是国内住宅市场、汽车市场率先复苏，在页岩气革命和制造业复活背景下，石化材料、机械制造业复苏，为日本企业扩大对美出口提供了市场空间，以至于近两年日对美出口一度超过了对华出口。此间，日元兑美元贬值，为日本企业提升在美竞争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好条件。安倍经济学通过追随美国，赢得了世界最大的市场空间。
而今，美国政策有变，“零利率”回归到了“有利率”，这意味着美国经济面临政策变更风险。日本如何选择，关乎日美经济势能转换。本来，美国期待日本能扮演“预备队角色”，继续追加量宽，掩护美退出非传统金融政策阵地。这也是市场的一般预期。而美联储正式加息后，日本央行却背离美国意图，仅仅“拓宽了水渠”，并未“注水”，形成了“反向预期”，反而导致“日元先于美元升值”的格局。
美联储的老主席威廉姆·马丁曾经坦率地揭示说，“央行就是在酒会进入佳境时，从会场顺走酒瓶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央行就要主动“培育市场预期”，以便于市场按照自己的意图进入醉意的佳境。而在金融全球化和自由化下，“培育市场预期”成为市场各主体之间展开利益竞争的基本形式，折射着资本支配力的全球竞争。为此，各种风险、利益信息等都成为“市场预期”形成的依据。
地缘政治风险、石油价格形成机制更成为左右市场预期，驱动资本运动的因素。在此，“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非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格局分野，比如，作为OPEC成员的沙特与伊朗断交，无疑将使OPEC的协调维护价格的行动更加困难；而俄罗斯等非OPEC乘势加大打击伊斯兰国力度、获得与美国正面斡旋大中东格局的条件，又成为影响中东、欧洲资金动向的地缘政治因素。
在美国“页岩气革命”背景下，纽约市场的WTI油指重新压制欧洲市场的布兰特油指，使得全球石油价格的形成机制强化了美国影响力，国际货币体系的力量格局重新向美元倾斜，这既打击了欧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梦想，也引发了主要货币在汇率结构上的新竞争。美联储加息，平添了市场风险，也激活了地缘政治风险。各主要央行的“市场预期”倾向更加不确定。日元贬值与日经股指上扬的组合已经持续四年，如今或也迎来了反动期，其背后或反映出日美欧央行的政策博弈。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战略思想库专家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