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是缓慢、长期的过程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随着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变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和90年代后期，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曾出现过起伏波折。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融合，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逐步提升，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适应的一面。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该体系的致命缺陷：美元的发行缺乏有效的约束，国际货币体系缺乏必要的协调机制，即2001年以来，美国长期推行错误的低利率政策，通过扩大信用、刺激资产价格上涨，从而推动其经济的一度繁荣；其他拥有大量低廉劳动力、资源等出口主导的国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时，一味追求收益而忽视了自身的结构调整，客观上不自觉地助推了美国错误政策的长期推行，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最后爆发了危机。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之所以能长期推行，而其他国家无法模仿，其深刻的制度原因是美元主导了国际货币体系，而全球对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缺乏约束力。因此，G20框架下治理当今全球失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吸取本轮危机教训，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但是，世人同时要看到，这一改革是个艰巨的、漫长的过程。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世界金融市场又无奈地选择了美元作为避险货币，这显示出当前国际上缺乏有效的可以替代美元的其他货币。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转向新兴国家、亚洲国家，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现有的经济大格局，美元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充当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金融危机缓和之后，许多国家开始推动本币互换，推动本币的国际化，加强地区性金融和货币合作，以及采取其他一些“去美元化”的措施，只是希望能有限度地降低对美元的过度依赖。这反映了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反映了走向未来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过渡。尽管美元在走下坡路，但当今世界一时间还看不到类似1944年前后取代英镑集团的那个美元集团出现。
IMF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不但存在一些先天不足，而且不能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IMF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监控和约束力不足，在预警和应对资本全球化和不平衡方面力不从心，世界重要的增长动力——新兴经济体在其中缺乏相应必要的话语权。IMF需要进行合理的变革，但是只要美国不拿出积极的姿态，或者说适当的退让，IMF的改革就不可能大踏步往前走。SDR的调整，也是IMF提高其世界代表性的必要举措。我们寄希望SDR设计合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同样要做好长期艰苦努力的准备。
如果世上有一个稳定的国际汇率制度，或者说，世上存在一个平等、互信、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今中国未必一定需要追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但当今的金融世界不太平，问题太多。主导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的运行，不能合理反映国家间经济实力变化，不能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要避免现实金融世界对本国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是迫不得已的追求。
因为历史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过度依赖中心货币国提供的货币、金融网络及服务，将给本国发展增添新的不确定性风险。针对中国目前所具有的发展中、转轨、大国经济体特征而言，特别在当前以浮动汇率为主且又缺乏必要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更是如此。
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利益追求。尽管中国政策研究者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即使经过10年的努力，其占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也许仅为3%～5%，但是当今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意义，在于战略布局，在于在追求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地位的长期过程中，推动国内各种制度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开放、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创造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
当然，如果人民币能成为国际主要货币之一，和欧元等其他储备货币一起，与美元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则是有助于从制度层面消除世界经济失衡的基础。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中国如果能与亚洲各国实现各种有效的货币与金融合作，寻求创建区域内的汇率稳定机制和区域性货币，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来说，同样是件好事。
人民币区域化的现实路径选择
人民币国际化是在中国汇率已出现有关浮动，但没有完全浮动，仍存在资本账户部分管制的情况下推进的。这意味着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要采取与世界现有主要储备货币不同的形成道路，是史上未曾有过的模式。
我们首先判断，未来中国汇率制度的方向，将会融入当今国际经济主导的浮动汇率体系。但在今后八九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大量改革难题与世界经济金融不确定的态势，决定了在汇率制度上，可能将继续选择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然在浮动区间、浮动频率上更趋于市场化，篮子中货币权重会有所调整)，而非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可能是较符合中国经济特征需求的。配合汇率制度的逐步市场化进程，资本项下的开放也必然是逐步的开放。同时，面对当今世界有缺失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不受更大的负面冲击，需要实现与本国经济开放度相适应的人民币区域化。
这一战略选择，将面临不可回避的困境：要保持较为稳定的汇率环境，资本项下开放的步伐不宜过快；而资本项下开放步伐不宜过快，决定了人民币就不可能尽快或者说真正实现国际化。因为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必须允许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意味着资本项下的管制必须完全放开，也就意味着汇率水平只能基本由国际和国内的市场供求所决定，但这又恰恰是中国经济近阶段所难以接受的。而中国放弃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追求，不仅不利于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汇率环境，对国际社会而言，也缺少了一股能体现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变化的、对有缺失国际货币体系制衡的改善力量，这将是制约国际货币间汇率过度动荡中的一个遗憾。
困境是客观存在的。能否使困境降到最低程度？这只能期望中国在战略实施中，第一，汇率政策、资本管理政策与国内改革政策的变动，要尽可能地衔接好，以免引起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第二，在人民币逐步区域化的过程中，衔接好汇率与资本管理政策的适度改革；第三，通过创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在部分实质性地向境外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同时，相对隔离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国际金融风险向国内市场的传递，同时视国内汇率、资本管理政策的演进，调控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规模与结构，适时扩大“离岸”与“在岸”两个市场的“通道”，以不断推进中国整体金融市场的开放步伐和改革力度。
当前，要加快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关键是三条：一是先要想尽办法让人民币走到境外；二是鉴于中国资本项下未完全放开的现实，能让境外的人民币像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可用于存款、贷款、结算支付、资产管理、投资、汇率避险等全方位业务，形成自身一定的市场交易、循环规模；三是要做到境外各机构与自然人参与、扩大境外人民币的市场持有及市场交易活动，必须让境外各机构与自然人，能通过中国政府允许的人民币可兑换通道，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收益，否则，境外机构与自然人不可能有持有人民币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仍要始终不渝地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相关力量，改善国际货币体系，对现有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滥发行为，进行适当的约束。支持各地区“货币区域化”和货币金融合作，为人民币的国际化预留空间。特别是在积极推动亚洲金融合作过程中，求大同，存小异，积极塑造人民币在亚洲区内“关键货币”的良好形象。
与此同时，要控制好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风险。为此，要安排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顺序，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
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意味着货币职能作用地域和领域的扩大，这会给我国的货币政策带来冲击。另一方面，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不可避免要触动资本账户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问题。因此，与人民币国际化相伴，特别需要关注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自由浮动区间的政策搭配和进程。在中国当前的货币运行机制下，短期内，人民币国际化会进一步加剧外汇储备的积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风险不仅在于国际化本身对一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更在于推动资本账户和汇率变化的转轨过程。后者属于“转轨”风险，是“价格管制”放松可能导致的风险。因此，降低风险的根本之路，在于尽快推动国内金融的市场化。只有这样，资本账户开放和汇率浮动才能形成“水到渠成”之势。如果国内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解决，则应尽可能减少由于资本账户管理和汇率过快的、不切实际的“转轨”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