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金融危机与能源危机密不可分，能源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为能源危机埋下祸根。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制度危机和系统失调，能源危机的本质则是能量危机和生态危机。只有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协调理论和超双元经济的互动协调理论，建立理性目标，系统拉动、整体协调和谐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走智力—物力经济双重优化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 可持续发展 系统协调 超双元经济的互动协调理论
近年由于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因此引起众多学者对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关心和研究，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系统性地阐述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关系的文章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能源危机是金融危机诱发的关键因素。马学禄认为能源危机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总动力。［1］张永胜认为能源危机只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2］，而李月清则认为能源金融化是诱发金融危机的关键［3］。二是金融危机会进一步引发能源危机，李月清和张永胜都认为能源问题制约着金融危机的解决，如不采取措施，金融危机有可能转化为能源危机［4］。三是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必须协同决策，但各位学者对如何系统解决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并未提出系统的协同解决方案。笔者认为，应当用系统协调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看待和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
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密不可分，能源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是能源危机的诱因，二者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
1．金融危机特点及其根源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自1929年股市崩盘引起的经济大萧条后最为严重的一次，也是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其主要特点如下：一是制度危机。1929年的金融危机是由消费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是超前消费的恶果。区别在于，早期生产过剩的是一般的消费资料，而现在生产过剩的是大宗消费品，信贷使得生产过剩演变为超前消费，但现有的分配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最后导致金融危机。二是从虚拟经济开始蔓延到实体经济，此次金融危机首先由虚拟经济领域爆发，继而极大地打击实体经济，使得出口减少、企业倒闭、失业剧增、收入锐减，经济整体表现疲软。三是具有突发性和全球性。以往的金融危机基本是局部的，如1929年发生在北美、1997年发生在东南亚，而此次金融危机则波及金融市场发达的美国、日本、欧洲，并迅速肆虐全球。四是不仅反映在金融、房地产等虚拟领域及实体经济，还与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和生态危机息息相关。可见，此次金融危机是一次全球的多领域、多行业、深层次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制度危机和系统失调，现行的经济制度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与生产过剩的矛盾，而贫富差距和资源过度集中又进一步加剧了系统失调，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要想真正地解决金融危机，必须进行制度的创新和系统的协调，局部地调整和单点地拉动都无法根治金融危机。
迄今为止，国际上已经爆发了四次石油危机，中东战争引发的1973年石油危机、伊斯兰革命引发的1979年伊朗的石油危机和海湾战争引发的1990年石油危机都是因为战争，2008年的能源危机与以往能源危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主要特点如下：一是持续时间长，但价格增长相对缓慢。从2003年的每桶30美元上升到2008年7月的147.27美元，历时五年时间。二是世界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丝毫感觉不到能源危机爆发的气息。三是此次能源危机是世界对石油的需求首次超过了供给导致的结果。真正的能源危机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源的短缺无法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二是能源的过度消费导致能量的泛滥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人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如果未来不进行能源政策的调整，最终能源危机的爆发将会导致人类的毁灭和地球的毁灭。而能源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全球经济生产和消费模式不可持续，以及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因此，只有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建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系统地解决能源经济面临的各种矛盾，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
3.二者的关系
一是能源危机对金融危机的引发作用。制度危机导致的生产过剩和超前消费使得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能源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衡。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价格上升势必导致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最终导致通货膨胀，造成消费者剩余减少；而美联储为了应付通货膨胀连续提息，又造成了还款数额的大幅度上升，最终导致贷款者因无力还贷而发生次贷危机。［5］可见，能源价格的高涨是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原因之一，那么能源价格飙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能源供需不平衡仍是能源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随着全球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对能源需求愈加迫切，而产油国仍是原有的国家及地区，新探明能源储量没有显著增加，因此供需陷入严重矛盾，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高油价”阶段。为了应付能源危机，进行生物能源的开发，粮食价格暴涨，进一步引发粮食危机，粮食危机又进一步加剧金融危机。新世纪以来，虚拟经济比重越来越大，能源金融化，石油贸易定价权逐渐转移到期货市场。而作为100%结算货币的石油美元，其超额供给并通过双赤字导致了全球货币过量增长，是国际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巨幅波动的始作俑者，也是国际投机资本疯狂炒作的根源。资本炒作、杠杆效应、投机套利等金融工具的使用，带来了石油价格的非理性上涨。
二是金融危机对能源危机的引发作用。2009年5月，国际能源署发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能源投资的影响》报告显示，受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疲软影响，大多数国家能源需求下降，并埋下能源危机的伏笔。首先，生产、消费能力降低，使得工业、生活对能源需求下降，能源行业的收入、利润大幅减少。其次，能源需求减少使能源企业遭受沉重打击，纷纷放缓在建项目，取消计划中项目，甚至关井、减产、裁员以削减资金成本的投入，影响了能源行业的长远发展。再次，能源储量勘探难度加大，而世界能源危机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与能源需求的互动关系，能源消费的刚性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需求在长期是看涨的。最后，金融危机暂时缓解了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投机资本抽离期货市场，需求降低使得价格下降；同时，能源投资减少，能源消费的刚性孕育着未来能源危机的爆发。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必然导致今后数年能源供应减少，而能源消耗的刚性可能再一次抬高能源价格，引发能源危机。因为，金融危机的解决需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降低银行准备金率，增加各行业的资金扶持；而经济的恢复也会伴生大量现金，投机者就有了更多闲置资金进行能源投机，能源危机的再次爆发也就不足为奇。即便没有金融危机，能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也无法满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能源危机的再次爆发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
总之，能源行业既是国民经济的子系统，又是石油、煤炭、电力经济等的母系统，而石油、煤炭、电力子系统之间又存在着结构的优化、产业布局和效益分配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经济大系统的高度和各行业子系统优化配置的高度系统性研究能源经济规律，用系统性理论来研究能源经济体系，研究能源结构性矛盾、供需矛盾、生产矛盾、投入产出矛盾和布局性矛盾等，系统性地看待能源问题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将能源经济看作是一个结构层次严谨、因素关系复杂、矛盾交叉密集的开放系统，来研究目标的选择、制度的创新、系统的协调和政策的选择。［6］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根本矛盾，才能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恶性循环。
金融危机的爆发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冲击极大，考虑到能源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各国纷纷实施新的金融危机对策和能源政策，以缓解和防范危机。
各国为了挽救经济危机，纷纷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业扶植政策，同时为了确保救市计划的顺利开展，还加强国际合作，进行各国政策的协同。所有这些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贫富差距、能源短缺和能源供需的不平衡，但过多地兴建公共项目、增加公共投资和相关产业的扶植政策，并不能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本质问题，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的衰退。过度投资和单点拉动、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等，都使得经济始终无法走出衰退的阴霾。笔者认为，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的规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财富的重新分配，才能早日结束危机。而只有制度的创新和变革、系统协调的理论，才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
从全球来看，各国能源政策有明显区分和特点，能源输出国注重“开源”，扩大能源开发范围、巩固市场份额等；能源进口国则以新能源“节流”为主，显示出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特征。
比如，中东作为能源供给的大国，努力应对金融危机对其能源产业的影响，加强与其他“竞争者”的合作和新兴经济体的联系，将其能源市场分散化。俄罗斯为挽救本国能源工业、恢复经济，也进行了一系列能源政策调整，试图通过减税、资金投入、支援在建项目等手段，减轻能源对国内企业的压力，保留竞争实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非洲，其能源政策具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加强本国传统能源行业竞争力的同时，有的国家也将眼光扩展到新能源领域。所有这些政策的目的都在于，缓解金融危机对其能源产业的冲击，避免能源产业的恶性下滑；但所有能源供应大国似乎都未对金融危机与能源产业的关系，进行系统的协调和提供更长远的解决方案。
相对于能源出口大国，金融危机暂时缓解了能源进口国的能源短缺问题，但潜在的能源风险永远存在。各能源进口国纷纷改变能源政策以避免再次因能源价格疯涨而使经济受损；在美国的救市计划中能源领域排在首位，能源政策从单纯的“开源”转向了“开源”与“节流”并重，在保持能源资源多元化战略的同时，着重发展清洁能源，强调节能和高效的理念，并关注环境保护和环境影响。欧洲的能源政策与美国相似，都具有开源、节流、分散、清洁、低碳的特征，为了确保未来的能源安全，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多元化、低碳、发展新能源、提高天然气消费比重方面。欧美能源政策的调整是为了缓解能源供需的矛盾，避免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爆发，希望通过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协同解决方案摆脱目前的困境。日本早已实现了传统能源与新能源、清洁能源并重，节能、低碳、减排并行的多元化能源政策体系，其能源政策的目的是尽可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和进口的依存度，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国家的能源安全，日本的能源政策为世界能源问题的解决树立了典范。［7］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迄今没有明确的能源战略，在政策上的宏观指导也有所欠缺。
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能源政策的调整，确实使能源的供需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危机，必须从政策上对能源的消费观念进行引导，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建立与其他系统的协同、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政策和能源发展机制、消费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能源供需矛盾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通过对能源危机和金融危机关系的研究，可见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制度危机和系统失衡，能源危机的本质是能量危机和生态危机，只有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本质问题，同时关注两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才能真正地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经验为我国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
1．重建经济的发展模式，解决制度危机和系统失调的矛盾：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很多矛盾，比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先富和后富的矛盾，民富与国强的矛盾，产业结构的矛盾，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矛盾，经济发展与资源约束的矛盾，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环境保护的矛盾等，所有这些矛盾都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只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本质和互动关系，才能充分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约束性、阶段性、动态性、矛盾性和世界性，立足中国实际，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系统协调理论和超双元经济的互动协调理论，建立理性目标，系统拉动、整体协调和谐社会的经济增长模式，走有中国特色的智力—物力经济双重优化配置、自主创新、科教兴国的发展道路，真正解决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
2.制定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目标和能源政策：在确定未来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必须将能源作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达成目标的能源需求量和供给量。实际上，我们设定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所需要的能源消费，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国能源行业的承受能力，如果不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是无法达成这一目标的。因此，必须以有限目标为约束条件，重新设定能源行业的发展战略和能源政策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目标。针对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比较高、暂时无法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特点，要确保能源进口来源分散化、能源运输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能源战略储备的建立，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针对我国能源消耗量比较大和能源效率比较低、环境影响比较严重的特点，还应加强新能源及清洁能源的应用，着重开发新技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的消耗，减少能源对环境的污染。
总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建是制度危机和系统失调矛盾解决的基础，制定理性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目标和能源政策是协调经济和能源关系的纽带，而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系统解决方案是走出金融危机的利器。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问题是世界经济的难题，只有尽快地转变观念，才可能真正走出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阴霾。
参考文献：
［1］［5］马学禄.经济危机与能源发展.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09（10）.
［2］张永胜.能源与经济危机———对当前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另类”解读.兰州学刊，2009（12）.
［3］李月清.金融危机下一站：能源危机.中国石化报，2009（2）.
［4］张永胜.刍议能源问题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商业时代，2009（18）.
［6］蒙丹.我国新能源产业链的低端产能过剩问题研究.经济纵横，2010（5）.
［7］严兵.日本发展绿色经济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企业经济，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