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很多专家的分析，2016年应该是中国经济下滑到底的一年，产能过剩的话题这几年也一直在讲。但这些讨论很少跟农业企业现在面临的形势直接相关。其实，早在1990年代中期，当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的时候，我们就曾经提出粮食增产和人口增加的曲线是并行的，在中国没有完全开放农产品市场的条件下，以国内的粮食生产为主来保证国内的需求，那如果粮食在短期内连续增产，就会出现过剩。1990年代出现过粮食四连增，曾经导致库存费用过高、财政补贴、银行占压等一系列宏观问题。
进入新世纪，当我们开始强调“三农”问题、加强农业投入时，又出现了粮食十二连增，是不是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说法是：“三农”支出现在是国家财政支出的最大项，2014年已超过11300亿元，2015年应该会进一步增长，大概每年有10%的增长率。客观来看，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补贴都非常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的“地板价”（最低价）在国际价格的“天花板”（最高价）之上，这种倒置的结构很难持续。所以，由于长期的粮食过剩，没办法再增加库存，从2016年开始要减少补贴，包括粮食补贴、化肥补贴、农药补贴等。这样就会产生连锁反应，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很难保证，农资生产企业也会受到不利影响。
再看看国际形势，我们跟那些大农场模式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陆续签了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对国内农产品形成了市场空间的挤压，因为澳大利亚的农产品价格很低，产品质量又好，而国内的价格很高。总体来看，2016年农业的国内、国际情况都是不利的。这个冬天恐怕会比较难过，下一个春天可能比较短暂，下一个夏天可能比较炎热，接着就是秋风肃杀，形势不会太好。
一、世界农业的三大模式
在我们以往的农业教学中，使用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因此无法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现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势不再是单一的产业问题，比如美国也有沙尘暴，他们那种大农场模式也是破坏环境的。
根据我们的研究，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一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现在很多人仍然在强调中国要学习大农场农业。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不可能搞大农场。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像日本、韩国也是原住民国家，都没有大农场。像日本现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的农产品竞争，日本农业必垮无疑。所以说，东亚的原住民社会永远不可能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直接竞争。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二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
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人地关系相对宽松，形成中小农场，也同样没有跟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一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会下降，农业就会维持不住。
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
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而中国农业目前是这种状态：一方面是东亚原住民国家，但又不采行“东亚模式”，而试图采行美国的大农场模式，像现在讲的产业化、大规模、集约化等这一套，都属于这种模式。说得直白一点，我们是原住民的小农经济，没有条件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二、从农业1.0向4.0如何演进
我们最近提出了从农业1.0向4.0的演进。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规模化获取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就引申出另一个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编者注：即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家公司的简称），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一产化农业派生出的金融化。ABCD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收益。
我们对世界粮食金融化问题的研究显示，它们仅用气候题材影响资本市场上粮食价格的波动，就需要200多亿美元的投入，而且美国政府还投入200多亿美元用于气候研究。这就是金融化的美国经济，也是金融化的美国农业获取收益的主要来源。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美国农业企业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为主。
我提出的建议就是：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我们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美国、加拿大的农业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进入金融化。二产化是设施化、工厂化，而美国、澳大利亚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没必要搞设施化、工厂化。欧盟、日韩则是设施化农业，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全球超过70%的农业大棚都在中国。因此，别说我们的农业设施化不够、二产化不够，其实最多。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中国农业的产量世界第一：我们生产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还有两个点的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
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并没有产生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同时二产化又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接着就开始进入农业的三产化，甚至还有日本提出的农业六产化。早在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是有的，但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都是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的，如果不采行“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并不高。因此，靠三产化解决“三农”问题，好处并不大。
再看农业四产化，就是农业4.0版，一方面是互联网+，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城乡合作的、互动的、生态化的。如何让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传统社会特别是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开始就应该是3.0、4.0结合的，而不能从1.0过渡，因为没有1.0的发展条件。
三、四大规律不可逆
我们知道，原生农业是在欧亚大陆两端发生的。现在西方了解的都是在亚洲大陆西端的两河流域形成了早期的原生农业，因为这块地区离西方人近，他们对欧亚大陆的东端不了解。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也是“两河”：长江、黄河。西端的两河间距很窄，是单一作物种植，是半岛型农业；而东端两河间距很大，是大陆型农业，北方是旱作农业，南方是水作农业。中国从一开始还处在原生农业时代，农业就是多样化的。而西亚的“两河”农业是单一的，后来扩展到欧洲西部，形成了欧洲的次生农业，也是以相对单一的作物为主，这个农业方式就是欧洲人带向世界的、以种植小麦吃面粉为主的农业和食物方式。现在的澳洲、美洲、非洲，只要是西方人殖民过的地方，都以吃面包为主，而亚洲则是杂食。我们不必将亚洲原住民大陆所生存下来的多样化、生态化的农业方式再改造成单一化的，否则就脱离了本土的条件。
基于这些道理，所谓的农业1.0、2.0、3.0，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跟中原之间的关系演变，就很清楚了，都跟气候变化带来的农业产出多少有关。而气候变化是周期性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人类社会只能做适应性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早期的长城，是沿着400毫米等降水线修筑的，是从东北向西南的斜线。中国的东部大陆是太平洋季风影响的农业，西南地区则依靠印度洋暖湿气流，这样就有了四川的盆地农业，西北地区靠的是西伯利亚的风。所以，东亚大陆上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是被自然、地理、气候等条件决定的，不是制度决定的。
农业发展到现在，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问题是四大经济规律不可逆。
一是根据“要素再定价”规律可知：
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土地规范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要素价格。
二是根据“资本深化”规律可知：
农业产业化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农业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根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可知：
追求资本收益的农业经营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正因“双重失灵”，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根据“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可知：
农业企业走出去遭遇很多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经验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不适应国际市场上的主流趋势，必然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作什么改变，他们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发展模式，正在向社会化这一方向演进。这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