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批判“学科化理论导向问题”，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2000年以来，我参与了海外一些进步学者关于批判政策学（Critical Policy Studies）的讨论。批判政策学是一个从人文视角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体系做分析、比较、归类研究的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这个前后有近20年了，我和科研团队在总结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八次危机》的理论部分，开始在原有的交叉学科创新的基础之上，把批判政策学升级到批判政治经济学，试图使批判政策学的学说进一步成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
当前，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教学研究仍依赖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个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斯大林主义改造过的学说，他结合俄国革命提出的解释体系，未必符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我曾想尝试针对性地提出一个新的学科——批判政治经济学——但鉴于目前还比较零散、不够系统，因此决定从学科创新的企图，退回到具体的实际问题上：将创新性观点融入具体问题探讨，并且讨论的问题是从实际出发的“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学科出发的“学科化理论导向问题”。如果没有大量的“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不在这些实际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去逐渐形成相关范畴之间的逻辑建构，而直接进入已经被意识形态化的学科讨论，将是事倍功半甚或没有意义的知识生产。
然而，从实际出发的发问，其困难在于：当发问者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时，问题本身便很难被人们正常理解，亦即，学科的既有意识形态桎梏往往正好是认识实际问题的知识阻碍。如果把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学科发问”凌驾于真实问题之上。那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主体如何发问，如何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便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西方冷战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学科表达。概而言之，希望大家从这个问题意识的解析中，释放和重构乡村建设理论的内容、出处和理解方式。
二、从中国实际反思国际贫困标准：比较贫困vs.绝对贫困
国内有些知识分子在理解和分析中国贫困率时，往往直接套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也许他们不了解这个数值是为“绝对贫困”（extreme poverty）。然而，这些人按此标准质疑中国贫困率数据的合理性或真实性的时候，却未从实际问题出发对在中国采用国际贫困标准提出质疑。
中国为什么不适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因为中国是一个两次完成了土改的国家。通过1950年和1980年的两次土改，中国已经完成了农村社会的主要财产——土地的平均占有，这就事实上导致中国不存在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绝对贫困，而只有现金收入能力低造成的“比较贫困”（comparative poverty）。
当一个国家的农民几乎全部都分得土地，便都是小土地所有者成分，除了灾年一般都能够满足自己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亦即，在生存状态下没有贫困，但仍然有部分人处于“比较贫困”状态——即很多农民的现金收入能力低，小农家庭难以支持现代化教育、现代化医疗等必须的现金支付。尤其是当城市医疗市场价格决定农村医疗价格、城市教育市场价格决定农村教育价格的时候，农民的现金开支势必大幅度增长，农民通过农业资源利用能够满足自身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却不能通过农业收入去支付这些现代化市场定价的开支，于是就出现了相对贫困，即真实发生的“因病致贫”和“因学致贫”。
不仅中国不适用国际贫困标准，整个东亚社会都因完成了土地改革、人均分配了土地，而不存在国际给定的贫困标准。东亚历史上叫做“儒家文化圈”，15世纪之前整个东亚通用中文，15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进入，东亚各国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字，比如朝鲜的窗格文字、越南的欧式拼音文字。儒家文化圈作为一个农业社会，长期以来都是“耕者有其田”，历朝历代叫“均田免赋”。若按冷战意识形态把土地改革定义为“共产革命”，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早已完成不知多少次“共产革命”；若把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共产主义当作是普世的共产主义，那早在 2500多年前的孔夫子跟他的团队思想创新提出的中国《礼运大同篇》就已有比“共产党宣言”更像“共产党宣言”的天下为公的理念；若认为共产主义本源于马克思，那不如认为源于孔夫子，何况共产主义实践在中国历史上已不知实践过多少次。
为什么绝对贫困不存在于东亚社会，而存在于南亚社会？印度农民因为没地、农村没进行过土地改革，至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是绝对贫困。绝对贫困存在于拉丁美洲，是因为拉丁美洲是大农场制度，而大农场制度造成农村人口失去土地、流向城市形成城市贫民窟。今天世界上其他地区为什么一定采用“人均日收入2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这是因为“人均日收入2美元”意味着城市贫民窟人口必须依靠现金开支才能够生存，这是一个以货币来衡量的贫困标准。这个贫困标准之下的妇女、儿童、老人等所有问题——便是殖民地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在不能推进土地改革的条件下，所形成的一套关于贫困的话语。
对于东亚社会而言，既然农民在农村依托现有生存条件能够生存，又为何要照搬国际贫困标准？我们在联合国讨论会上，若中国人也照搬这套话语来讨论中国问题，那便不是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建立话语权的做法。
三、绝对贫困与粮食不安全都不是生产问题，而是金融资本过剩的冲击
墨西哥学者认为，墨西哥的贫困标准应是“人均日收入4美元”，因为墨西哥的劳动力已经有三分之一流向美国，它的参照系是美国劳动力市场所决定的劳动力价格。墨西哥从一个有着2千种玉米品种的玉米原产地国家，变成玉米进口国。这个过程就是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三分之一劳动力流向美国，劳动力被市场化，劳动力价格提升，农民收入提高，但反而使劳动力不能在本国农业上投入，导致农业产出下降，于是从美国进口玉米以满足墨西哥这个以玉米为主食的国家的粮食需求，劳动力打工赚的钱刚好支付不种地、进口粮食的开支。这一过程导致贫困人口必须按进口粮食价格来支付粮食消费，也就导致贫困人口得把国际上通行的“日均收入2美元”的贫困标准上调到“日均收入4美元”才能买得起进口粮食。当一个国家的粮食消费更多地变成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失去了粮食安全。
大家对粮食安全的惯性思维是农业经济学的投入产出、供给需求。但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粮食价格波动实际上对应思考的本来是国家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因为，每当粮食价格大幅上升，就会导致相当多的穷国出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这种粮食不安全不是因为粮食减产或供给不足。
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2005年就已经做出过研究，全世界范围内如果以农业产出折算成干物质（按人均健康所需卡路里计算），过剩比重大约在三分之一左右，因此今天的粮食安全根本上看，不是生产不足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在农业生产过剩条件下仍然出现粮食安全问题？按现在的学科理论研究框架，这个问题找不到对应的理论基础。若不是从实际问题导向来探讨这些问题，就没有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的问题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全面过剩导致的多空投机炒作，直接造成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今天在世界粮食期货市场上做粮食投资的，50%以上不是那些追求粮食价格相对稳定的交割商，而是在期货市场上为赚取投机收益、专门做多空炒作的投资商。因此，必然导致在全球金融资本过剩的条件下，过量的流动性流进粮食期货，导致粮食价格的大起大落。每一次粮价被金融流动性推高，都会导致那些低收入、高负债，却在粮食进口上依存度过高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所以，如果把这个现象看成一个问题意识来讨论，便会发现北非的“颜色革命”几乎都是金融危机爆发后，过量的金融流动性冲进国际粮食期货市场，从而导致粮食进口依存度过高的北非国家纷纷出现食物供给严重不足，这时候饥民上街，于是就有了随之而来的“广场运动”、“颜色革命”。当华尔街危机爆发之后，本来是沿着地中海的一圈国家全都发生危机，地中海北岸的欧洲五国、南欧国家的危机，就被称为“经济危机”，而地中海南岸的那些北非国家，则被称为“颜色革命”，这依然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
四、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对过剩危机的因应政策
中国理论界对当前已经发生的相对贫困、粮食安全等问题，缺乏对具体事实的讨论，没有形成问题意识。我们只有弄清根源在哪，才有建立问题意识的能力。
同样地，今天我们讨论供给侧改革，也需认清问题根源——全世界范围内按照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今天已经走不下去，当“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这所有的资本全都过剩，资本主义到底该怎样再继续？
以中国为例，中国是世界产业资本第一大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肇因于“大生产”（mass production）。大生产是福特主义的美国大生产，斯大林主义的苏联大生产。在人类近代这个阶段，无论意识形态为何，无论称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实质内涵就一个——都在追求大生产，也因此福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趋同。
如果放弃冷战意识形态，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中国人亦步亦趋地追赶着现代化，也要进入工业大生产。那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生产大国之际，也必然发生西方有过的生产过剩。由于生产过剩在西方是资本主义内生性矛盾这个基本规律造成的大危机——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生产过剩，最终转向了二次大战，生产过剩的国家选择将过剩生产能力转向军工生产，只有摧毁他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才能使本国的生产过剩得以缓解。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个结论也源于生产过剩必然导致战争。
今天中国成了世界上生产过剩最严重的国家。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导致外需下降，中国当时正是依靠外需拉动增长的阶段，外需陡然下降，遭遇了第一次生产过剩。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成2009年全球需求下降，进一步演化成2010年欧债危机和2012年金砖五国大部分出现经济严重下滑，这时候中国的一枝独秀其实就意味着中国的第二次生产过剩已更为严重。中国是在连续发生生产过剩条件下，提出“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的政策内容被简单地归纳为“三去一降一补”，对应的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讲的都是生产过剩。
当中国发生两次生产过剩时，没有像西方那样直接进入战争，而是采纳林毅夫的建议，于是有了铁腕总理朱镕基的宏观调控，可以称为“朱镕基新政”或“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其后，温家宝仍按朱镕基的宏观调控大规模增发国债，以国债拉动投资，把过剩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
先是西部大开发，接着是东北振兴，再到中部崛起，进行区域差距再平衡。接着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差距再平衡。这两大国家战略，都是把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国债投资引导到基础建设。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成了债务负担对GDP比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迅速地在第二次产业资本过剩发生后进入金融资本相对过剩阶段。由于大规模基本建设投资短期内没有回报、占压了大量银行资金，导致商业银行可以用于投资的头寸下降、货币流动性不足，实体经济领域仍然嗷嗷待哺，于是只能靠中央银行不断增发货币，以维持生产过剩下的经济高增长。短期内，货币增发的内因主要是债务形成的货币压力，外因主要是大规模出口的贸易盈余导致对冲增发。
诚然，这种债务投资最终导致的是全面普遍负债。
当中国遭遇2012年全球经济严重下滑而遭遇第二次生产过剩，连续实行的基本建设投资最终都表现为资金占压，最为严重的资金占压就是乡村基本建设。国家大规模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新世纪以来总投资规模大约13－15万亿。如果按照所谓市场经济原则去衡量，没有一项国家大规模投资于农村的项目能回收资金，也因此，这些没有回报率的基本建设即使推出PPP也无法吸引私人资本，政府只有要求国有资本投资。于是基本建设大都是国有企业承担，继而国有银行向国有部门提供贷款，即国有部门搞基本建设、占压银行资金。这就是今天中国的学科化的理论界强烈批判的“中国向计划经济回归”。
面对生产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造成的大危机怎么解决？有人说靠市场经济。回顾一下历史，1929-1933经济大危机席卷西方时，凡循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垮了。
因此，什么叫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在连续生产过剩条件下如何维持住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地位。前车之鉴是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解决西方的问题的，西方国家在遭遇生产过剩危机时走向战争。而中国选择了“供给侧改革”。
五、然而，过剩危机是全球化与国家安全的宏观复杂问题
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全球化的竞争单位不是个体、不是企业，而是国家。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在全球都放弃以贵金属作为货币发行依据的纸币时代，甚至在人们已经逐渐放弃纸币进入电子货币乃至虚拟货币的时代，金融资本的信用从何而来？在当代金融资本全球竞争条件下，信用的唯一来源，乃是国家政治强权。因此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为单位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国家政治强权向金融资本体系的信用赋权。由此看，全球化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政治强权的强弱，而国家不能推卸的无限责任是国家安全。于是，国家有安全理性，本质上不同于资本理性。
美元作为强势货币，在于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军事力量支撑的政治强权，在全世界无可抗拒，因此美元作为世界第一强势货币，毫无疑问被大家接受。而强势货币直接对应的就是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从而导致世界各国都要有足够的美元储备，并且只有以美元作为直接结算手段，才能加入全球竞争，才能参与全球贸易。
于是美国就有了金融霸权派生的第二优势——不再把债务当成刚性支付的负债。
当年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时，它是债权国，甚至可以要求债务国改变国家制度；今天中国用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一万多亿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成了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却不能要求美国改变制度。因为美国的国债在世界范围内变成了资产，因此也改变了全世界的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债务不必再刚性支付，即欠了债可以不用还。美国将整个世界变成他的国债发行市场，客观上造成它不必还债条件下还不断增发。而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别就是——中国的货币不是全球结算货币、不是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它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内，美国的风险很大程度上可以转移给世界。越多地接受美国国债的国家，就越多地接受了美国转移的债务风险。在这样的一个全球金融资本环境下，中国变成了世界接受美国国债最多的一个国家，进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
美国在奥巴马时代提出“make a change”，实际上没有改变任何机制，最大的改变是国会批准的债务上限。奥巴马把美国的救市、增加流动性主要给了美国金融资本，维持了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的竞争力。扩张金融资本没有投入美国的实体经济，就业上不去，于是社会性开支增加，对应的需求是增加国会批准的债务。奥巴马交出政权时，美国从4万亿债务上限上升到14万亿。特朗普做的也是“萧规曹随”，“奥归川随”，为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他提请国会再批准提高债务上限达到19万亿。
不只是美国，中国现在也是每年几千亿地大量增发政府债务。然而，增发债务是单行道，没有U型掉头，债务投资已经是依赖，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也因此，中国每年几千亿增发国债。中央政府靠发债，而地方政府的债务更多地表现为在银行形成的潜在不良资产。这就导致了一个因债务而出现的债务与房地产泡沫的互相绑架——如果我们把房地产价格通过调控压下来，地方政府不能再通过圈地得到足够的资金，就不能支付银行利息，于是累积债务的潜在风险就会表现为直接风险爆发，那就很难再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来过“生产过剩危机”这关。
现在很多问题都是环环相扣，所以不能简单按照西方化的学科理论来看今天中国加入全球化之后的竞争，也很难再按照原有的传统理论来看中国今天的形势。无论分析农业问题、城市化问题，都要从全球范围内的三大资本过剩入手，才能把宏大叙事背景和微观叙事结合在一起。
六、面对三大资本过剩，生态文明是供给侧改革的必由之路
解读国家领导人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绝不能简单地说这是某一微观领域中的某一产业问题，这事实上是中国加入全球竞争以来的一个综合性宏观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劳动力和产业，现在仍然能够维持得住，已属不易；这么严重的负债、这么大规模的金融资本走不出去，还能在国内继续维持着，尽管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泡沫，最为严重的就是房地产泡沫，但不能轻易捅破，又得适当地压制它，不能让这个泡沫长得太快、破裂。国家出台了大量限购政策，被认为治标不治本，但问题是房地产泡沫是从生产过剩而来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矛盾。
这个宏观现实问题显示，中国按西方模式推行城市化的前提不存在，只能走生态文明之路。中国曾追随西方现代化文明但欠缺“殖民化”的历史条件；经济方面，中国遭遇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三大过剩，恶化全球过剩；社会方面，从小资国家的全民积累向大资异化和内部集团占有的社会结构复杂变化。因此中国不可能再追随西方的模式推行一般意义的城市化。
自2009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下滑、私人债务率上升，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过剩导致实体经济下滑，实体经济下滑同时资金大量释出、进入虚拟经济，因此“脱实向虚”是中国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客观过程。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次“三中全会”都在应对危机。每届领导人接手政权，都要面对经济危机的挑战，中国的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实际上是同步的。原本“朱温十五年”应是在生产过剩下走向大萧条；它之所以产生一个比较长的上升周期，就是因为这十五年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这个投资拉动，从消极角度来说，是用长期过剩来掩盖短期过剩，1998-2002年靠国债投资拉动，到2008-2012年还是靠国债投资拉动！然而，现在投资拉动已经是强弩之末，趋于无效。
在这种情况之下，应变消极为积极，即：不能再靠投资拉动，而得真正意义地推进生态文明。
七、供给侧改革必须谨慎应对资本下乡
三大资本过剩表现在农业上的是：过剩产业资本进入资源性农业，导致农民作为生产者的收益大幅下降、农业严重污染、越是商品化程度高的农业产品越是生产过剩，这就是产业资本进入农业的客观结果；而商业资本过剩进入农业，导致农业多环节的商业恶性竞争，于是掺杂使假、伪劣横行；过剩金融资本则是要占有超过平均收益率的收益，造成农村高利贷借“小贷公司”的名义大行其道。
殷鉴不远，摧毁民国实体小农经济的，不是地主剥削，而是工商业资本下乡和金融资本下乡。
1998年，当我们发生因东亚金融风波而导致外需下降、出现国内第一次生产过剩的时候，有38家大型工商企业联名提案要求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其实就是要求资本下乡。面对“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趋势，我们曾经在政策报告中提出，一方面“推进农业产业化，形成产业链，来增加农业收益”是可行的，但另一方面，检验这个农业产业化政策成败的唯一标准，不是看产业是否增加收益，而是看这个产业的第一生产者是否得到了平均收益率。世界上所有资本化农业，都是资本收益提高，而生产方收益下降。如果中国要搞农业产业化，就得要防止这样的事情，要让生产者得到平均收益率，这本来是中国的农业政策内在的基本要求。
但结果是，我们走的是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的路，生产者收益不升反降。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农民收入上不去的原因。如果认为产业化能提高农民收入，但世界范围的产业化都没有提高农民收入的先例可循。
资本下乡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食品严重不安全，中国大量食品不安全事件都发生在1998年资本下乡以后。
农业是一种多重风险集中的经营领域，有自然风险、市场风险、社会风险，等等。资本下乡追求产业化经营只打算承担一种风险，即市场风险，从未考虑自然风险与社会风险，教科书理论也从未指明。当资本真的进入农业，多重风险叠加，往往就无法应对了。
譬如农业的社会风险方面，外部投资主体入乡，面对的是一个资源已被分散占有的小农社会，这就导致社会成本从交易费用来产生，因交易对象数量过多而无法交易。很多企业无法应对这种社会风险，就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农村、不了解农民，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置这种资源完全分散占有条件下的所谓规模经营。而农业项目建议书全都没有计算社会成本，只计算市场风险，只考虑规模化带来的回报，因此今天，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十几年之后，中国不仅出现了严重的食品不安全，还出现了严重的农业污染，以及严重的产业化农业负债。
我国农业金融不安全中间有一部分没有被提及的，就是越产业化农业，越没有计算社会风险，其结果越导致经营无法进行。
中国已成为农业产出率最高的国家，亩均产出是非洲的2倍以上，但是很少有人计算中国现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下的严重污染。供给侧改革，是农业全面过剩下的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国现在连粮食都是过剩的，对应的就是粮食质量问题和直接损失。粮食过剩却不能降价，否则农民将选择不耕种，但同时又导致走私进口，所以在粮食问题上中国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困境。农业的增长并不意味着安全，农业的增长导致的过剩反而意味着严重的不安全。
这些都教科书之外的问题，是学科化发问无视于真实问题。要求学科创新，正是因为从西方教科书搬来的理论，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中国实际上面临的问题。
八、乡建新趋势：市民下乡
而在今天的“新土改”背景下，可能带来的结构变化是不同于资本下乡的“市民下乡”。“四至界定+三权分置”实现了集体保留所有权；农户固化使用权，可以继承或作股，有利于农民变现资产，并且主要以租赁方式变现资产；进入市场交易转让的是由农户自主支配的经营权。通俗解释，就是把农民手上的土地权证变成和城市住房产权具有同样内涵的权证。如果对比此前的“资本下乡+地方政府亲资本=资本通过政府与村集体交易，直接占用农民土地引发大量冲突”，那么新土改后，农户拥有四至清楚的土地及房产的使用权证，可以直接与市民或内外部投资者进行有法律保障的经营权租赁交易；可以全部或部分转让。这就为农村资源性资产货币化交易构成增值空间，带动中小投资人下乡与农民结合做组合投资。
所以，现在的新土改、三证的概念有利于市民下乡。
中国正在发生重大改变，这个改变就是谁都要下乡。
于是，今天中国出现过剩资本下乡和市民下乡并存。二者都在“要素再定价”规律之下推进资源资本化，是否引发社会冲突导致投资失败，取决于各自与农民的结合方式。亦即，社会成本和社会风险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导致任何方式——无论是市民下乡还是资本下乡——的投资失败。
城市中产阶级下乡，在乡土社会中寻找第二居所、第三居所，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趋势。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群，现在是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互相结合，这个结合的积极意义在于防止农村被大资本剥夺；如果结合得好，他们就能有机地整合成一个利益群体，但若结合得不好，那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这便取决于我们用什么样的乡村建设制度去做安排和引导。
九、结论：生态文明——回归“实际导向的问题意识”
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近代通过殖民化推进工业化的资本文明史中，农业内在特质不可能被根除，遂客观分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一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前殖民地国家（美加澳为代表）的大农场农业，因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二是“莱茵模式”的前殖民主义宗主国（欧盟为代表）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既不能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也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三是未被西方彻底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东亚模式”的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还得以维持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的三农的稳定。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作为原住民社会，进入不了大农场农业。大农场农业是在殖民地条件下产生的，而不是靠市场交易形成，是殖民地条件下的宗主国大举消灭原住民，不承认原住民的财产权力，只向外来移民颁发土地证，使移民者占有原住民资产形成大农场农业。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大农场农业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全部是殖民地国家。
今天中国的农业理论，认为中国只要推进产权私有化，就能通过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化，有了规模化我们就能有竞争力。这套理论表面逻辑通，却完全忽略大农场农业的历史条件，完全没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当今，东亚社会都是小农农业，类似日本不仅是原住民而且是单一民族国家，尽管非常现代化，也几乎不可能形成教科书想象的大农场农业。真实世界是，城市化、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就导致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在农业领域中没有普世价值，世界三大类农业领域中的不同经验，以及基于不同经验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其特殊性甚于普适性。
在当前世界上整体不安全的形势下，中国既是世界最大市场，也是最安全国家。尽管中国还有那么多的经济问题，但是随着基本建设投资，资源性实体资产的价值量在不断上升。比如，进入工业化之前，中国的土地资源的价值量大概是100亿；进入工业化之后变成1万亿；现在基本建设修到农村后，农村的土地价值开始进入百万亿级的规模。这些年国家的国债投资尽管造成了严重负债，却使得实体资产的价值量得到上升，中国现在实体资产的总价值量在500万亿左右。相对地，金融资产的价值量就小得多，约180万亿，因而还有很大空间来增发货币，但条件是本币不对外，以中国自己的政治强权向本国货币体系赋权。
其他金砖国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金融开放，中国因金融不开放，而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依据实体资产来增加货币资产的独立空间，这个空间被中国自己占有也就意味着货币增发的收益被自己占有。不管这个占有者是谁，总之它留在我们国家内部。相较于实质资产500万亿、金融资产180万亿，债务资产60万亿尽管数额很大，但只要国家坚持现在的发展趋势，它相对于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而言，还是有作为分子而可相对缩小的趋势。
中国二十一世纪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首先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国情的约束和安全趋紧下，在工业化已经造成生产过剩的现实的矛盾面前，中国提出了新时期的战略调整。2002年城乡统筹、2003年科学发展观、2004年和谐社会、2005年新农村建设提出两型经济、2006年农业多功能性、2007年生态文明、2008年宏观调控提出两型农业并指出2020年要实现两型农业、2009年包容性可持续发展、2012年美丽中国、2013年城镇化战略同期“留住乡愁”+美丽乡村、2014年新乡贤治理、2015年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2016年绿色生产方式，不断调整这些政策思路，最后提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其标志着中国决策层在决策思想上不断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
从历史比较来看，东西方在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下出现了不同走向：西方遭遇192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走向世界大战；战后在1970年代再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走向金融资本全球化。中国遭遇东亚金融风暴引发1998年生产过剩危机启动国债投资于大规模基本建设；遭遇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2012年生产过剩危机之后自觉提出生态文明战略。
可以说，中国生态文明战略的提出是在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的战略转型。（完）
＊本文为温铁军教授于2017年7月14日“中国乡村建设学术研讨会暨永春生态文明研究院成立仪式”上的主题演讲《中国的生态文明与乡村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