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这种务工，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费用，这种外出务工，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不仅会对乡村治理造成影响，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逻辑指导下的农民生活质量。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向第二种逻辑过渡，这种过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策人为加快农民务工逻辑的这种过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1.6亿左右。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因为大量劳动力进城，农业领域过剩劳动力大大减少，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也将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半年的农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进城农民工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进城农民工往往要依托在农村的土地来养活家人，上养父母，下育子女。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城市赚钱，而在农村实现人生目标。这样一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就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带来资源的输入，农民工不断地从城市务工获取收入，以此滋养农村的家庭生活。
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仅仅依靠农业，不能获得高的收入。1970年代沿海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兴办乡镇企业的高潮，大量农民转移进入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有了提高。
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较快的发展及就业上的离土不离乡，首先拉开了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农村农民收入的差距。到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具有了极强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和城市转移。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潮。
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从农业中已难以获取较高的劳动回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区，农民越是有着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因为在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面，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对于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
从19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要么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在离土又离乡的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不少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20年一代人，到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开始退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一代接替他们进城务工经商。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简单建构一个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描写。具体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人多地少经济贫困地区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首先响应城市统一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诱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
2、1980年代以来的20年时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得不返回农村，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成了第二代农民工。
3、农民工进城，不仅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农业困境，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将在城市务工赚到的钱带回农村，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村消费，繁荣了农村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务工已经20年，这20年的农民外出务工对不同地区农村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有何差异，农民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于中国长远发展前景具有什么含义，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办法。其中的核心是，我们要理解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先让我们看两个例子。
二、作为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或作为小农兼业行为之一种的进城务工
英山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在农民外出务工前，英山农村的经济条件相当差，农民生活仅仅是维持温饱的水平。1990年代以来，英山农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轻纺行业。在当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收入至少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我们调查的雷店镇程咀村，全村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务工，平均每户有一人在外务工，一个人在外务工平均年收入7000—1万元，则程咀村每年可以有300万元左右的务工收入。而农民从农业（主要是近年来发展的茶叶）中获得的年总收入不足300万元。
英山县程咀村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始于1990年中期，目前村里的主导产业茶叶也是最近几年才发展成为气候的。应该说，在2000年前，程咀村仍然相当穷，典型就是村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房子，而大多是砖瓦房，其他的房子则是土墙瓦房。1990年代初期有人外出务工赚钱，并在1995年前后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几栋楼房后，村民大受刺激，村里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外出务工潮。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从城市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入，这些收入很快就变成了耸立在村中的楼房和其他各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
至2007年我们到程咀村调查时为止，全村503户，已建有260栋楼房，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层楼房。三层中的第三层其实只有半层，不能住人，可以起隔热作用，但建第三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好看。自1997年程咀村购买第一台摩托车，到我们调查的2007年底，全村已购买400多台摩托车。村民购买摩托车是为了交通的方便，但又不全是，因为相对于程咀村村民的收入水平，一台摩托车5000元左右是相当昂贵的，程咀村村民郑长球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在苏州打工。儿子结婚买了摩托车，女儿出嫁也买摩托车作为嫁妆。因为女婿家里条件不太好，且女儿女婿都在苏州务工，郑长球女儿女婿将家临时安在郑长球家，春节回来也在郑家过年。这样，郑长球家里就有两台摩托车，但实际上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婿，都仅仅是在春节回来过年时骑上几天，摩托车的实际作用很小。郑长球家有两台并不实用的摩托车，并非程咀村的特例，而是普遍的情况，因为村民买摩托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攀比。
攀比不仅发生在建房和购买摩托车上，而且发生在几乎所有方面。比如郑长球为女儿置办的嫁妆就有摩托车。郑长球是普通农民，并无特别的收入，但他为女儿置办嫁妆，一定不能比别的村民差，用卡车拖嫁妆必须装得满满当当。女孩出嫁时，接新娘的也不能只是一台拖嫁妆的卡车，而要有两辆以上的轿车来接。结婚典礼之前，新娘新郎要到县城花几百上千元照结婚照，要在县城或镇上给新娘化妆，结婚典礼时要请专门的摄影公司录相并刻光碟留念。英山农村办红白事的排场越来越大。
英山农村的酒席也越办越好，酒席办得桌数多，是十分荣耀的事情。程咀村副主任杨主任的小儿子结婚，办了70桌酒席，创下程咀村的记录。杨主任为办酒席而累病了，但他高兴，调查时讲起这事，杨主任的自豪溢于言表。在英山农村，办酒席几乎是不赚钱的，因为酒席必须要上档次，一般婚事，办酒席支出1万元，而收礼也只有约1万元。10年前，红白事送礼，邻里只送10元就行，现在则涨到至少30元，不然，送礼的钱还不够吃酒的成本。
在英山农村，送礼是村民极大的负担，有时一家一天要送出五、六份礼，即使每份礼只送30元，一天也要送出100多元，这尤其对仍参与人情循环的老年人是极大的压力。程咀村老支书张太平2007年已有68岁，他与妻子一年摘茶叶总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礼就得花去1000多元。一般农户一年送礼的钱在3—4000元。英山农村红白事、建房子、考大学、做生日等事项的送礼，一般是本村民组邻里都得送，另外就是亲戚朋友送。改革开放以来，邻里送礼由一元、二元，一直涨到现在至少30元的档次，直接原因是酒席越办越好，送礼的钱仅相当于吃饭的伙食费。英山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象老支书张太平，很有限的收入，却不得不花费相当部分于送人情上。
吊诡的是，无论是办酒席收人情一方，还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从人情往来中得到好处，却看不到人情消减的趋势。
小结上述英山县农村的状况，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住房交通条件，用于举办更体面的典礼和更大规模的人情往来。一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而然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村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可以追求体面的社会关系。问题是，英山农村在建房、购买摩托车、典礼及人情方面的支出，攀比的成分很高，从纯经济角度看，显得不太理性，因为无论是建房和购买摩托车，很多都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及农民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英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被用于村庄内部的相互竞争中，且因为可以从外面务工经商赚钱，而强化了村庄内的面子竞争。
村庄的面子竞争，是村庄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命运，除非甘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老支书张太平之所以用全年总收入的1/3来参加村庄的人情循环，是因为老书记不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有些比张太平书记更困难的老人终于不再有能力参加人情循环，他们在村庄内就被排除在外，社会性地死亡了。村庄中的一些光棍也不参加村庄人情与面子竞争，这些人也不被当作村庄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人情循环虽然年年要出钱，却是相对较少的钱。在英山农村，农民最大的支出压力是建房子，一栋二层半的楼房要花10多万元，对于英山农村来讲，这么多钱显然是不容易积攒的。我们在程咀村调查，全村一半以上农户是借钱建楼房。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对于英山农民的生活状况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居住环境，而且刺激了农民在村庄的竞争。在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之前，英山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庄经济分层不明显。到了1990年代，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民务农的收入，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不长时间即赚到了一笔相对当地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用这笔收入来建新房子，来购买奢侈品，来举办更为体面的婚礼，总之，来在村庄中做那些分层中处于上层人士所可以做成的事情。当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外面赚钱，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时，外出务工行为就会引发连锁效应。越来越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以可以赚钱来维持在村庄中相对较好的分层位置。
村庄中，越多的人外出务工赚钱，村庄内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务工赚钱来应对这种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为了维持在村庄的面子竞争和维持相应社会分层位置而外出务工赚钱的逻辑。
这个外出务工的逻辑，对于那些缺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是相当不利的，对于那些分家单过的老人也是相当不利的，若这些家庭或老人要想维持住过去在村庄分层中的位置，他们就不得不借钱赶人情（及“翻墙躲债务”），不得不借贷建房。为此欠下债务，这些债务成了缺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生产外出务工人员的动力，及老年人试图通过摘茶叶等劳动来维持村庄地位的源头。
这样，在英山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后果就颇为有趣，即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获取的资源提高了他们在村庄的地位，从而使更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不能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必须从其他途径比如采摘茶叶、开小商店、跑运输等获取收入。农民强烈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竞赛中，提高收入的目的是在村庄中维持住面子。村庄的面子竞争是农村既有的传统条件下的行为，是与农民一般性务工有着相当不同逻辑的行为。
农民的面子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浪费性使用资源甚至无效使用资源作为特征的。
农民在赚取收入方面的精打细算和花费方面的浪费形成了鲜明对照，且精打细算地赚取收入的行为服从于浪费性的消费目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获得的收入服从于村庄内相对传统的面子竞争需要，农民从城市获取了较高的收入，从而刺激带动了农村传统的各种消费、竞争及行为。我们在英山农村看到了繁荣，比如装修良好的楼房，大量摩托车，体面的婚礼，浪费性的酒席等等，这种繁荣是以农民在城市出卖体力换来的，是以农民被抛弃到村庄下层从而遭受巨大压力与失落换来的，是以农村家庭不完整（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务工，一家人仅能在春节团聚几天）为代价换来的。
进一步说，在英山农村，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服从于村庄内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逻辑，正是这一逻辑使得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将所获取的收入源源不断地带回村庄。村庄劳动力流出去了，但资源又带回来了。村庄是最终目的地，而城市只是村庄目的地的手段。英山农村显然不是农村人财物的全方位流出，不仅仅是向城市输血，也因此，我们可以在英山县农村感受到，在外出务工农民越来越多的情况，英山农村却似乎更加繁荣起来。
英山农村的繁荣又是以英山农民外出务工时的节俭为前提的，英山农民进城务工的目的，是为农村的家庭修建楼房，办体面的典礼，等等，甚至是为了还债。因此，城市的生活就不重要，在城市的住和吃都要差一点，城市生活是临时的、手段性的。
英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逻辑，与我们在河南安阳、开封、山西夏县和陕西关中看到的情形一样。在河南开封农村，农民为建楼房，甚至节俭到不点电灯。但英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逻辑并非总是如此，也非全国任何农村都是与英山农村一样的逻辑。下面，我们先来看一看英山农村现在开始出现的另外一种进城务工的逻辑，然后展示另外一些农村地区已经越来越清晰呈现出来的这种进城务工的逻辑。
三、作为积攒进城资本的外出务工
英山县农村有两种相当不同的外出务工人员，一种是已外出务工多年（甚至10多年）的农民工，绝大多数是中年男子，他们是村中较早外出务工的，或因为其他人外出务工，而不得不外出务工的，他们外出务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赚钱补贴农村家庭收入之不足，包括建房、人情支出等。这些人外出务工之前，往往已经结婚生子，但妻子留在家中务农。另一种是未结婚的年轻人，尤其是刚初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成长在一个务工已经成为常态，农村年轻人几乎不可能留在农村而不外出务工的时代。这些初中毕业的年轻人在外务工，可能在务工的地方谈情说爱，就产生了跨地区的婚姻。这些没有结婚即外出务工年轻人，务工收入当然要为今后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服务，不过，这些年轻人与已婚再外出务工者不同的是，他们可能会在到底是将务工赚的钱投入到村庄中的面子竞争，还是在城里买房中进行选择。
已婚再外出务工的农民，除非有了报酬极高的工作，因此可以在城市重新买房，他们一般是将务工收入投入到农村的生活与消费中。未婚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则有更多的选择。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们更可能在城镇买房子。
构成对年轻人选择影响的因素有四，一是他们对村庄生活缺少如已婚再外出务工农民那么强的认同感；二是还未介入到村庄面子竞争的逻辑之中（虽然他们的父母是在这种逻辑中生活的）；三是他们更可能具有跨地区的婚姻；四是他们往往是在务工中产生的婚姻，结婚后仍然一起在城市务工经商。年轻人有更多到城市生活的向往与选择，问题是他们有无可以在城市或镇上购买房子及获得就业与收入的能力。
村中一些有钱的人，比如建筑包工头在外承包工程赚了钱，包工头先在村里建一栋像样的楼房，面子上很好看。但农村生活环境不好，生活条件不良，他们还有钱在城里买一套住房。结果，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建在农村的楼房除了好看以外，一般不住。
包工头是有钱作两次选择的高收入群体。一般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选择在村里建楼房，他就几乎不再可能选择到城镇买房居住了。建楼房往往会有借贷，再外出务工的目的之一就是偿还借贷。
另外一些更有选择空间的年轻人则在到底是在村中建楼房，还是在城镇买房之间犹豫。逐步有不在村里建房而在城里购房的例子出现，且越来越多。程咀村已有10多户农户在县城买了套房，还有若干户在镇上买房，更多农户迁出原来居住的交通不便的村庄，搬到交通方便的公路边上。在是否应到县城买房上面，村中不同年龄人的看法有差异，村中年龄大一些的人认为，虽然现在在县城买房的费用比在村里建楼房更便宜，但城市生活消费高，将来不能务工赚钱了，在城里如何生存得下去？而年轻人却越来越多地认为城里赚钱机会多，即使做小生意也可以赚到够开销的支出。
年轻人一旦有选择空间且开始有人到城里购房而不在村中建房，这部分人的行动逻辑就开始脱离村庄，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将来维持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储蓄变得重要起来。因此，这部分人外出务工经商，赚了钱就不愿在村庄的面子竞争中浪费性地花掉，而愿留下来为城市生活作准备。这样，这部分外出务工经商的年轻人就不只是人离开了村庄，而且他们在外务工赚的钱也不会流回村庄。这些准备离开村庄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外出务工逻辑的起点与终点离村庄越来越远，最终，村庄中人财都开始外流，村庄变得萧条起来。
与英山县农村开始出现农民依靠务工收入到城镇买房相类似，但比英山农村更为彻底的是辽宁大古村。2006年我到辽宁大古村调查，最近10年，村里大部分男青年在结婚前都被女方要求在城里买单元房，一个只有约200户人家的村庄，已有50多户在城里买了房子。而在湖北荆门农村和四川川西平原，农民已经很少在村庄建新房，要建房子，也大多建到了公路边上，或到集镇上买房子。
辽宁大古村、湖北荆门、川西农村，农民不在村中建房而到城镇买房，不只是人财资源流出农村，而且村庄本身不再构成农民生活的目的地，不再能生产农民生活的意义。村庄传统的生活逻辑不能得到延续，乡土规则日渐失去传承，这就会对乡村治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英山农村因为农民外出务工带回大量资源，从而使村庄变得更加繁荣相反的另外一些例子，是在有些地方的农民外出务工，并不关心村庄内的面子竞争，也无力（无计划）到城镇买房，他们务工比较注意实用的目的。比如，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安阳外出务工的农民对我们说，他们外出务工会极其节省，目的就是攒钱回来建房。他们务工的生活支出会压到极低。而何南信阳在外务工的农民则特别在意吃喝，他们不会为了建房子而在外省吃俭用，认为为了面子竞争和讲排场而花巨资建楼房是不合算的事情。湖北建始县农民称省吃俭用建楼房是要“虚面子”，要“虚面子”是不合算的，这与信阳人的想法是一个道理。
2006年在浙江调查贵州农民工，这些贵州农民工的一个特点是，每次发工资都会聚餐，平时生活得不错，结果，这些贵州农民工几乎没有多少余钱可以积攒下来，也就不能为家庭的村庄面子竞争提供有力的帮助。不过，问题其实可能是反过来的，即他们在村庄内本来就缺少激烈的面子竞争，而在乎日常生活的状况，因此，他们不需要虚面子，而在乎吃喝。这一点与川西农村实在是相当地一致。
显然，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在不同地区及不同时期有着相当的不同，并因此会对村级治理产生出不同的影响。
农民外出务工的以上两种逻辑会对乡村治理产生相当不同的影响。当农民仍然是生活在村庄中，他们外出务工经商只是获得在村庄生活竞争中优势地位的手段时，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是服从于村庄生活逻辑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时间虽然比呆在村庄的时间更长，但只有村庄的生活才是农民自己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计算主要是在村庄语境中完成的，外出务工经商无论多么辛苦劳累，只要能够赚钱，都是值得忍受的，外出务工只是暂时的，是手段，是一个不长的过程，村庄有面子竞争的有意义的生活才是目的，才最为重要。这也是理解中国农民工每年都要回到家乡过年的理由：如果多年都不回家，不是为了过年和村庄中的家庭的生活，那务工又有什么意思？赚钱要干什么？又因为外出务工要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农民务工赚回来的收入，成为滋润村庄生活的资源，村庄显得比过去更加繁荣，尤其到了年节，村庄更是热闹非凡。村民还将务工赚的钱用于村庄的各种长期投资，尤其是用于住房建设。因为对村庄生活抱有期待，村庄中的人们并非万事都已经看穿了，而是对一些事务抱有敬畏。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大事更是重要，结果，这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往往难做，村中儿童的比例高，村庄中到处都有儿童们的欢笑与嘻闹。
当外出务工的第二套逻辑即村民外出务工的动力来自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外出务工的目的主要是积累逃脱村庄的资本时，只要有可能，人们会逃离村庄，这些试图逃离村庄的农民，不会在意村庄的面子竞争，也不会在村庄里无端地进行成本高昂的炫耀性消费，村庄生活已经难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意义说明。他们外出务工，是要积攒收入在城市买房子，然后在城市过新生活，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将来在城市生儿育女，让子女接受城市良好的教育，将来在城市养老。这种逻辑支配下的外出务工农民，就是摆脱了传统村庄束缚，摆脱了乡土逻辑的新式农民。村庄生活不再是目的，他们会积攒收入用于支付房款和为将来城市生活作准备，他们不得不考虑或做点小生意，或购买养老保险，以在年老后仍然有收入用于维持最低的城市生活。务工收入维持城市生活有些艰难，因此精打细算就变得重要，炫耀性支出和讲排场显得很不理性，参与村庄的面子竞争既无必要，也没有条件。更重要的是，非得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考虑，也因为新生活而显得不必要。更加理性的计算进来了。总之，因为外出务工的逻辑脱离了村庄生活，而成为开辟城市新的可能生活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的外出务工，对于村庄来讲，就不只是劳动力的外流，而且是资源的净流出。这样的务工逻辑主导下，村庄就不会因为外出务工而更加繁荣，而是越来越萧条，村庄生活意义开始失落，村庄中的面子竞争显得可笑，村民的生育观念也往往会有极大的变化，即人们认为生子女只是人生任务的一部分，重要的还是要让自己活得愉快。而因为能够搬离村庄的农民都已经在城镇买房或在交通要道建房，村庄出现了空心化。
如前已述，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外出务工逻辑差异的因素，既有空间的原因，又有时间的原因。从空间来看，传统越是稀薄，村庄价值生产能力越是低下的地区，农民越是容易被城市新生活所吸引，从而越是会较早地将外出务工行为纳入到脱离村庄进入为城市生活积攒资本者的行列。而传统越是厚重且村庄价值生产能力越强的地区，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就越是难以脱离村庄内部的竞争和村庄生活的逻辑。从时间上讲，越是在外务工时间长久，外出务工农民就越是容易发现村庄内部竞争的浪费性及其负面意义，就越有可能选择逃离村庄生活。更重要的是，越是年轻时到外务工的人员，越是较少受到村庄价值的左右，从而越是可能将进入城市生活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
五、两种外出务工逻辑的不同后果
农民外出务工的两种逻辑因此成为这样的两种行为，一是作为小农兼业行为之一种的务工，一是作为维持在城市生存需要的务工。作为小农兼业行为之一种，农民务工事实上与传统的仅为维持生存和温饱而兼业的行为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传统时代，因为小农收入不多，小农家庭不得不通过手工业和外出佣工（做短工或长工等）来维持家庭温饱生活。当前中国农村出现的兼业行为，则大多来自村庄内的面子竞争，是超出了温饱需要以上的兼业。也正是因为超出了温饱需要，当城市务工的收入太低时，农民可能就不再愿意外出务工，这就是为什么2004年前后，中央取消农业税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农民得到实惠后，大量农民不再外出务工，沿海地区因此出现民工荒。也正因为农民人均一亩三分地，土地可以生产农民温饱所需的粮食，养殖可以为农民提供现金收入，菜蔬可以自给，使农民的外出兼业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尤其在当前中央有相对较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政策的状况下，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主要用于超出温饱之外的需求，诸如建楼房，购买奢侈品，供子女上高中和读大学等。这些超出温饱之外的收入，使农民可以获得人生的体面与尊严感。
作为维持城市最低生存需要的外出务工，其性质就与前一种外出务工有了巨大差异，因为没有来自农业的收入作为补充，城市生活的费用又远高于农村，这种外出务工就成了维持最低生存需要的手段。在最低生存需要的背景下，外出务工不会有因为劳动力竞争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价格过低而主动退出的弹性，也不会有因为可能出现经济萧条及由此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减少所可以应对的被动失业的主动性。
也就是说，本来看起来农民用外出务工赚的钱在城镇购房并因此开始城市生活是更理性的选择，也是农民社会地位提升，经济条件变好的证据，现在却似乎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作为小农兼业行业的外出务工有着更加体面生活的可能，有更多与资本市场谈判的能力，也有更多适应经济周期变动的回旋余地。在农村，外出务工的目的是要追求村庄中的面子竞争，是要寻找超出个人物质欲望以外的体面与尊严感，是希望得到村庄中人的承认，是人生意义竞争的一个部分。而城市生活的务工，却越来越陷入到了谋生的挣扎之中。
这样，以上两种外出务工逻辑就会在两个方面产生相当不同的后果。在当前中国剩余劳动力众多，经济结构仍然以低附加值的低端制造业为主，缺少利润丰厚的高端战略产业，并因此导致劳动力市场价格不高，及城市服务业不景气（因为缺少第一、二产业高利润的支持）的背景下，这种不同后果不仅对于农民自己的生活质量有着重大的影响，而且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基础条件造成影响。
这两个不同后果的第一个方面，就是前面已略有叙及的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联结问题。在今日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并非仅仅是国家统计局所统计的劳动力，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所有可以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人口，传统的中国农村也是如此。具体来说，在农村，超过60岁的老年人是没有退休一说的，只要他们仍然能够劳动，他们总会自食其力，参加力所能及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未满18岁的青少年也可能参加农业劳动。因为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从事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越来越好，诸如机械化耕作和收割，抛秧技术的发明、运输的机械化，以及电力灌溉和其他电力设施的广泛使用，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大幅度降低。仅仅依靠超过60岁老年人和未满18岁的青少年这些未被统计进入农村劳动力的“半劳力”，就可以有效地完成人均一亩三分地的农业生产。除大宗农产品的种植以外，农村半劳力还可以从事蔬菜种植，可以养殖畜禽并从中获取收益。因为“半劳力”参加农业生产，他们不仅可以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而且可以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基础的解决温饱的农产品。
除大宗农产品以外，农民还可以从事供市场销售的种养殖业，如果蔬、鱼肉禽奶等。有了农业收入垫底，农民对外出务工收入的期待就会相对宽松，相对具有弹性。
小结一下，第一个方面的不同后果就是，在村庄生活的农民，不仅可以使用半劳动力，而且，农村劳动力因为可以与土地这样的基础生产资料结合起来，从而低成本地解决温饱问题。进城农民不能得到来自农业的收入，“半劳力”也缺少劳动的机会，从而加大了家庭主要劳动力通过务工获取收入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的不同后果是，村庄是一个熟人社会，村庄内部不仅存在着传统的人情、互助，而且具有强有力的意义生产能力。村庄生活使得人们有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即收入并不只是要维持生存，更不仅仅追求更高的货币收入，而是要在村庄竞争中处于较有利位置，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为了体面而有尊严地活着，为了让生活具有意义。村庄生活是生活在一个意义竞争的世界中。城市生活却可能因收支不平衡，而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
当前农村，农民的闲暇时间很多，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不高。也就是说，农村具有了良好的生产意义的条件。不过，这方面的现状却并不乐观，主要是当前农民超出温饱以上的收入的相当部分，是用于并不适当的意义生产中，比如前述英山农村中存在的住房攀比、人情攀比。村庄中有面子竞争是重要的，但如何引导更加健康和有价值的面子竞争，如何更加有益地消费闲暇时间，是更加重要的。如何适应当前农村发展的状况来为农民设计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当前新农村建设所必须面对的任务。
除空间和时间对农民外出务工服从于何种逻辑有影响以外，政府的政策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变量。在1990年代初，全国相当部分地区向农民出卖蓝本户口，即地方性的商品粮户口，同时很多地区的城市建开发区，向农民出售商品房。荆门市在1990年代中期即有此举，当时荆门市在城区南边建一个大型开发区，修建了很多用于可以做小生意（开小商店等）的商品房，并廉价向农民出售。1990年代中期，荆门还未兴起大规模的务工潮，农村中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花上数万元至10万元，到荆门城南购买了商品房，但很快，进城购房的农民发现，如果所有进城农民都开小商店，小商店的利润是无法支付他们在城市的生活费用的，因此不久，大部分进城购房的农户又将所购商品房转卖，而回到村庄种地生活。
如果在今天农民外出务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且农民务工收入一般高于务农收入的条件下，荆门进城购买商品房的农户，就可以通过务工来维持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不过，这里也有问题，即荆门或者说中国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目的地，大多是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而非如荆门市这样的经济不发达，吸收外来务工人员能力差，且务工人员报酬低的地区。换句话说，即使1990年代中期在荆门城南区购买了商品房的一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在当地经商务工来获取在城市生活的费用，这样的人口也只能是少数，而大多数进城农民事实上不得不到遥远的沿海地区或大城市务工来赚取在荆门这一类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生活的费用。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大问题，即这些在城市买房的农户，他们是全家进入到城市生活的，这个在城市生活的全家人口中，消费性的老人和小孩在城市购买的住房中生活着，过着比农村生活要昂贵得多的日子，而家庭中的中青年人却不得不到遥远的他乡务工赚钱以养活他们在城市生活的父母和子女。
在城市生活的中青年人的父母及子女，不仅仅是在城里生活的费用比农村高，而且城市缺少让老人和小孩参加劳动的挣钱机会，在城市，老人和小孩这些农村的半劳力脱离了与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机会，而在农村，老年人也可以耕种土地，儿童也可以协助喂猪养鸡。在农村生活，可以让土地与劳动力有效结合起来。依靠老人和儿童这些半劳动力的协助，不仅可以发展种养业，而且可以做到蔬菜自给，这不仅降低了老年人和儿童的生活费用，而且为整个家庭提供了基本的生活支出所需。这就使得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家庭中的净收入，这些净收入储蓄下来，就可以办成很大的事情，比如盖一栋像样的楼房，正象英山农民现在做的一样。
在中西部地区，如果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就得考虑农民进城之后能够获得在城市生活下来的收入。城市生活的方便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无疑是农民进城的极大动力，但农民进城后又能怎么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年轻人在沿海地区务工时，很少有人能够在当地扎下根来，或能够到大城市安家（除少数运气特别好的人），但他们往往又不想回到农村去，他们已经逃脱了务工的第一套逻辑，而进入到了务工的第二套逻辑，他们计划回到自己家乡所在地的市、县、镇上居住，打算用务工的钱在城镇买或建房后，再开个小商店，做点小生意，以维持在城镇生活的消费。问题是，当所有外出务工农民都计划在城镇做小生意来维持自己在城市生活支出时，这些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能为农民提供这么多的机会吗？尤其是，这个机会不仅要养活做生意的自己，而且要养活他们全家的人，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的一家人。——当然，我们还得假设农民外出务工所赚取收入可以在城镇购买得起住房。如果以上条件不具备，政策鼓励农民进城买房意味着什么，就很难说得清。
重庆市目前正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且有人建议，要允许农民办住房贷款，以在农民支付了首期预付款后，即可以购得现房。因为大量农民进城买房，重庆一些下属县市所建商品房一半以上被农民买走，且因为农民进城买房，而致房价快速上涨。重庆市有关方面很高兴地发现，如果农民大量进城买房，则重庆市的城市化率很快就可以由46%上升到70%。
显然，重庆市鼓励进城买房的农民，主要是从外出务工获取收入的农民。且这些外出务工农民并不是在当地的县城，甚至不是在重庆市，而是在沿海地区务工获取的收入。这些从沿海务工获取收入的农民在城市买了房子（假设他们没有房贷），他们全家老少都在城市生活下来了，他们显然不可能都指望在县城务工及经商来维持他们在城市昂贵的生活，因此，这些一家老少住在县城的农民家庭（也许不再应该叫农民家庭了），老与少仍然住在城市的家里，而中青年则到沿海务工赚取仅够一家在城市勉强度日的生活费。这样一来，这一家在县城买房并搬到城市生活的农户，会发现他们的生活质量较农村的生活降低了很多。这样一来就可能出现一个反向的运动。
如果听从一些专家建议，重庆市推行更加激进的农村土地买卖制度，进城农民为了凑足在城市购房的购房款，而将自己的承包地抵押出去（卖掉），则这些进城农民实际上就不可能再回到农村。农民超出城市就业机会的进城（而不是超出城市房地产市场机会），不仅会降低农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因为城市人口中贫困无着者太多，而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同时，因为农民大量进城，农村中也人为出现了不必要的萧条。
换句话说，在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处在外出务工农民由第一套逻辑进入第二套逻辑的阶段，农民有了越来越强烈的进入城市安居就业的期待与向往，乃至行动。但在中国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政策若仅仅考虑提高城市化率，片面地用政策及宣传手段来鼓励农民到城市购房，而不考虑他们能否住得下来，能否有一定的生活质量，则这样的城市化率，不仅不必要地牺牲了农村，而且可能让城市成为不安定之所。
七、余论
当前农民外出务工所产生最巨的影响，是在家庭生活层面，即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绝大部分是与家庭中的父母和子女分开的，且相当部分是夫妻分开的。仅仅是春节期间，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回家团聚，匆匆10多天，就再次踏上离家的旅程。
家庭生活的不完整，构成了当前中国民工潮下面最大的隐痛和暗伤。因为丈夫长期在外务工，妻子不得不独自忍受家庭农作的艰辛和乏味。若夫妻都外出务工，由老年人带着儿童一起生活，就会因为缺少父母之爱，而使儿童得不到健康成长的环境。外出务工的确是增加了小农家庭的收入，但是，小农家庭生活内容本身被淘空了。甚至年轻夫妻一年也只能在春节见上几天，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0多年。这样的家庭收入，乃至村庄中建起的高楼，又有什么意义？离土又离乡的民工潮，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有很多的问题要问。
2007年2月2日，2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