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话语权”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科学分析与阐释“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逻辑前提。有学者认为，话语权概念由两个基本成分构成，即“话语”与“权”。“权”一方面是“权利”，“话语的权利”，也就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运用“话语”的“资格”与“好处”；一方面又是“权力”，“话语的权力”表达的是人们对“话语”支配的“能力”和支配的“程度”。权利，展示为社会的规则安排并反映出该社会规则安排的合理程度；权力，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布局并标示出该社会中话语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立足于“权”的内涵解析，话语权本质上是关于一个社会中“话语”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应该的意义上，这种分配以“人人普遍享有”为价值准则与伦理基础，但实际上，因为阶级的存在而表现出以“享有与否与多寡”作为实然的格局。因此，“话语权”内涵具有伦理与阶级两个基本维度，伦理维度体现为“权利”内涵，阶级维度则体现为“权力”意蕴［1］。有学者认为，话语权在表象上是以话语为载体，但话语之所以产生权力，关键在于话语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哪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和集团组织掌握了文化话语权，就控制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进而有利于立足其根本意志和利益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控制，统领社会发展的前景趋势，规范社会发展的具体轨道。意识形态是最能集中反映不同存在主体意志和利益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展现着存在主体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本质、规律、具体运行机制等问题的实然性探索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及过程的评判、扬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和理想形态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和思想纲领。意识形态总是力求通过与国家权力相结合成为统治和管理社会的力量，对其他文化形式具有强大的渗透性，其他文化形式被其决定并或显性或隐性地反映主体的意识形态。因此，现实社会中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之争［3］。
有学者从国际层面分析了话语权特别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情况及其实质，认为在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重要手段。然而，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在当代，它主要表现为新帝国主义话语。霸权话语体现了霸权对非霸权的权力关系，霸权话语的目标是压制非霸权话语，使其边缘化，使其沉默无声［4］。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况的清醒认识，有学者强调，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着社会舆论的走向，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国际范围内的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的霸权压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为寻求本国发展道路合法性之间的斗争［5］。
就国内层面而言，掌握、领导和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保持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思想基础。因此，必须在意识形态话语权上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有学者认为，即是指依据自身地位，拥有控制、引导或规范社会，以致足以为社会立言的权力，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理论观点有资格、有能力主导、领导、指导社会的问题［6］；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可以解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有影响力，并依据其影响力将其思想形态和价值观念传播于社会，扩大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增强其政治主导地位的政治合法性［7］。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有学者认为，自20世纪初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话语权的夺取阶段、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和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话语权地位的夺取阶段，其时间跨度为20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优势话语权地位主要是通过思想论战、理论与实践教育等方式而逐步确立的。话语权的完全主导阶段，其时间跨度为新中国成立后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话语权的相对主导阶段的特点是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其他各种思潮共存的思想意识新局面，其时间跨度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至今［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国内国际的复杂条件和环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受到其他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中国的变化历程可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非常复杂且始终存在，话语权之争的强弱变化有反复性。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意识形态工作，资本主义不放松，社会主义更不能放松［3］。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针对某些具体时期、阶段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状况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在重庆争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南方局对掌握和引导意识形态话语权采取了多种措施，积累了成功经验［9］。有学者指出，在长期的实践中，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政治发展模式”。这些成功经验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同时也消解了西方的话语权。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开辟，一方面使我们在国际政治思想战线上解构了所谓“普世”价值，把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揭穿；另一方面给出一个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自觉［4］。
同时，学者们对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也进行了总结。有学者指出，在特定时期，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未能很好贯彻“双百”方针，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一言堂”的局面，不仅遏制了社会科学研究与文学艺术创作的活跃性与创造性，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和质疑［12］。而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主导地位有所下降的问题，也值得重视。
在当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多元思想的交流碰撞，理论研究的深入推进，使得意识形态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环境和历史境遇，有利的条件和机遇，与严峻的挑战并存。理论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有利条件和机遇。有学者指出，从马克思学说迅速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主导性话语的成功经验看，马克思主义“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追求真理的品格，在话语方式上表现出两大优势特点：第一，是理论的彻底性。正是在这种彻底的理论追问和阐述中，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才得以显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才得以确立。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对西方的各种人文学术话语的前提进行批判性追问，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没有学术话语权。第二，是理论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它虽然可以包容不同的学术话语，但真正的学问必定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真正的权威判决必定是来自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勇敢面对、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只要我们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就一定能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霾下，开辟出一片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朗朗晴空［10］。有学者则认为，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天下的情势下创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使之获取应有的话语权，主要就是因为它具有满足上述两个必要条件的理论优势：一是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理论具备了令人信服的“理”。这里的“理”，固然包含着正确的人生价值和意义，但更为主要的是它揭示和反映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或道理。二是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的哲学到政治经济学，由科学的世界观到方法论，始终注重把理论化为方法，以便能够切实地指导人们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这是一种以务虚带动务实的有效的灌输方略。三是从实践后果角度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鼎盛时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们极为重视兑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信念承诺，因而获得了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的广泛认同。新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基础理论的真理性、灌输方略的有效性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方面都超越了既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而能够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新型的主导意识形态。这些优势是我们今天重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话语权的重要理论基础和原则［11］。
关于挑战与困境。有学者分析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的原因：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使马克思主义遭到大规模的非难和污蔑，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势力大肆鼓吹“社会主义失败论”，极力散布“共产主义渺茫论”，散布对共产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动摇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削弱。同时，从“非意识形态化”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解读，导致了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话语，如邓小平关于“白猫黑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不争论”等等的误读。另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要么理论滞后于现实，使人们对许多思想的疑惑难以消除；要么大行所谓“创新”之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理论血液注入到马克思主义肌体之中，或抛弃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变成“混血儿”，不但没有解开人们的思想症结，反而引起了人们思想的更加混乱，削减了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权威［12］。有学者从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如今中国之所以面临意识形态困惑，是由于“文革”时代的狂热和后“文革”时代的失语两个极端所致。一方面，意识形态的狂热割断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意识形态交流、对话、竞争的平台，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外在参照和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失语使得人们对西方意识形态的识别力和抵御力下降，马克思主义塑造社会理想、凝聚党心民心的黏合剂作用面临被不断弱化的趋势［13］。有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正经受西方“强势文化”的新一轮大规模碰撞，既存在着自发影响的问题，又面临着西方国家有意识、有预谋的渗透问题。一方面，对外开放过程中，各种理论、思潮、主义、观念相互激荡，意识形态多样化倾向日渐加强，现代民众认知世界的理性程度得到提升。一切传统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意识形态被重新审视，一旦民众发现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与自己的社会经验与理性认识不符，就会或明或暗地疏远甚至于排斥这种主导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利用话语霸权和垄断性科技优势，利用渗透着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欧美中心主义”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产品对我国强行实施“市场准入”，在中外文化、意识形态的较量与冲突过程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14］。有学者具体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受到削弱的主要表现：某些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挤压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作用力，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危害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力，网络化产生的负面作用削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力，市场化对思想观念的负面效应扭曲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规范力，多样化社会思潮的蔓延消解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整合力，民众思想的复杂化减弱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凝聚力，思想理论领域出现的杂音、噪音干扰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影响力，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简单化倾向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吸引力［18］。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传播客体的角度分析其话语权受到挑战的主要表现：一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群体内的言说系统中已处于式微或被遮蔽状态，其在理论话语层面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受到动摇；二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部分话语系统中被视为“愚人哲学”或地上的“乌托邦”，
其在精神领域的引领与导向功能遭到消解；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自身所秉持的真理观受到边缘话语的挑战，其在解决实际问题当中所担负的方法论功能影响力有所减弱；四是马克思主义话语在向现实形态转变及其发展中所出现的失误与挫折被其他话语无限夸大，其在实践形象上受到扭曲或诽谤［15］。
掌握、领导和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已然面临不容忽视的客观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有效的路径、方法保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和主导作用，是理论界需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有学者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视角分析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社会科学是民族国家的知识生产建制并为其服务的。霸权国家的社会科学强调普遍性，认为其现存的制度和政策适合所有国家，并通过不断地“净化”历史，虚构一条普适性的发展道路。而力图摆脱边缘地位的国家的社会科学则强调特殊性，为本国的发展道路争夺话语权。如果不加批判地承认西方霸权国家社会科学的普遍性，就会落入其话语陷阱。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我国学者应该对这种话语权竞争有清醒的意识。一方面，要消解西方的话语权，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不是依靠它的主流理论，而是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还原真实的历史进程，找到其发展的“秘史”。另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历史，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呈现中国发展道路的真正独特性，为我国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提供话语权［16］。
有学者认为，重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话语权需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进行调整与变革：一是坚持与时俱进，应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前提下，围绕当代中国实践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从而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成为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稳定大局的有效保障；二是体现时代特征。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变革，只有体现开放性、现代性、发展性的时代特征，才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是铺设对话平台，必须加强包括话语转换在内的理论创新，既要旗帜鲜明地强化我们的意识形态特征，又要在寻求意识形态的共性话语中坚持个性，通过对话在人权、民主、自由、现代化等共同话语中进行意识形态抗争［17］。
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现代内核，因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进行转型，以克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技术发展的不协调状态，更新社会主义观，并建立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具体而言，就是以解构与接合的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解构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敏感性”，保持适度敏感、合理确定话语开放的底线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覆盖面显得极为重要；二是“意识形态纯粹性”，如何处理复杂性和纯粹性、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和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的关系对于重建话语权至关重要；三是转换意识形态的传统表述方式。
接合就是努力实现“差异中的同一”。如何在差异中寻求关联，把异质性要素接合起来形成合力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实现，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的使命。当前需要接合的现实问题主要有：在多层和多元的价值取向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主导价值方向，以克服价值观混乱和信仰迷失；吸收新兴阶层先进分子入党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广泛性；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五大关系以实现和谐社会目标［18］。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合法性、现代性无疑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基础和根本。除此之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还有自己的特殊方式，其规则主要包含对象、表达形式、概念和主题选择四个构成维度，必须从确定或把握这四者之间某种规律性出发建构话语权。因此，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注意几个方面：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经济、政治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与现实不存在重大鸿沟，三是强大的思想宣传机器——表达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多样性，四是概念和主题选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19］。
有学者认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化是避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的重要路径：第一，整合传统意识形态资源，更新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方式。第二，推动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融合。第三，借鉴、汲取和提炼能够体现时代要求，反映时代呼声的核心价值理念，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当代中国开拓新的意识形态资源，一方面必须充分调动那些具有全球视野、法治意识、社会良知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来不断开拓新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要把握当代意识形态较量形式的时代变化，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正确处理彼此之间的共处性和互补性，以寻求一个保持和谐状态的尺度，即在盲目吸收和一味排斥的两端找到一个理性评价的尺度。当然，这并非是走向意识形态一体化，而是在坚守“中国特色”与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前提下，通过比较，吸收国际社会公认的、能得到现代民众认同的譬如“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自由”、“和平崛起”等基本价值理念，将其纳入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以获得“正统性”位置。这些国家意识形态的要素资源都是无可争议的，不能用“左”或“右”的尺度来判断，而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建设为尺度来判断［20］。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当代世界要改变其弱势地位与处境，需要做到向时而思，向事而思，在共生与斗争的话语系统中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优势话语权，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话与竞争中保持其独特性和强大生命力，这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应具有的基本思维选择。具体要求如下：一是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在意识形态共生中不迷失，敢于接受挑战；二是与时俱进，追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三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拓宽意识形态教育的渠道和方法；四是重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和实践后果的兑现性五是强化机制，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具体到制度设计、政策法律和公民道德规范中［3］。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真理性在当代中国多元话语境域下之所以遭到消解与遮蔽，既可归于全球化时代世界多种文明或思潮的碰撞与融合、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增强等外部因素，又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诸多问题。因此，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必须从内因与外因两个层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对策，通过对其话语权的建构来彰显真理，以期达到走出困境、增强感召力的应有状态。就外因而言，树立有责任的世界大国形象、妥善解决国内各种社会现实问题、科学整合与引导诸种思想观念是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彰显其真理性的主要措施；就内因而言，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工程建设、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及其实践，则成为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主导权、彰显其真理性的根本措施［15］。
有学者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我国思想教育领域和舆论宣传领域的实现方式。其中思想教育领域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以民生民意为本，实现利益方式；积极回应现实问题，解疑释惑方式；生动活泼，寓教于乐方式；平等参与、民主讨论方式；贴近对象、具体分析方式；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方式。而舆论宣传领域的实现方式则主要有：设计好话语议题，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自觉性的一种方式；抢占话语先机，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主动性的一种方式；增强话语针对性，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目的性的一种方式；把握好话语时机，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时效性的一种方式；坚持正确话语导向，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方向性的一种方式；运用大众化话语，是保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行使具有感染性的一种方式［6］。
掌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需要理论界对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以上综述不难看出，理论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中亟需探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取得了大量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成果，为我们党进一步掌握和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但是，应当承认，目前理论界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其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尚待突破的问题，需要加以深入探讨。
首先，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目前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的是理论性的分析和阐释，实证性、应用性、对策性研究明显不足。一方面，理论界虽然对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困境和挑战进行了综合性与系统性的分析，但这些分析主要采用的是概括、归纳和阐释等一些比较传统的理论性分析方法，而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如果能够通过问卷、访谈、座谈等方法进行深入的实际调查，从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在充分的数据基础之上，则能够大大增强这些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另一方面，在分析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路径与方法时，由于上面所提到的实际调查的缺乏和不足，导致了对其中所存在问题把握的不够准确和到位，因而所提出的相应对策或建议往往是理论化、理想化的，缺乏针对性、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
其次，从研究内容层面来看，理论界虽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特别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但是这一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和内涵的界定不够精确，没有形成一个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准确而统一的定义，而且对定义的界定描述性多于规范性，这对于后续研究是不利的。二是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时，理论界虽然对我们党掌握和领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但对这一过程中我们党应该继承的经验、吸取的教训、获得的启示等方面分析不够透彻、总结不太全面，略显单薄，因而需要在后续研究中深入展开。三是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虽然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一时代背景也同样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巩固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比如先进传播技术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开放包容的思想舆论氛围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更新等等。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界对此没有给予充分的分析和论证，亟待加强研究。四是对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掌握和巩固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及后来的经验教训关注不足。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应该能为我们党提供诸多的启示和镜鉴，后续研究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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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探索》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