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题目。虽然现在谈论“后金融危机时代”还早了点儿，毕竟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欧债危机仍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隧道尽头隐约看到了一线光亮。所以现在可以展望“后金融危机时代”，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一些新的思考。
这场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首先在美国爆发，从次贷危机发展到一般信用危机，从虚拟经济危机扩展到实体经济危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强大冲击，造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动荡和衰退。有人认为，这是继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这场危机的中心已从美国转移到欧洲，形成了困扰多个欧盟国家并对欧元体系造成强烈冲击的欧债危机。
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概括地讲，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市场过度自由化与政府监管不力;二是经济过度金融化和虚拟化，挤压甚至掏空了实体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三是债务普遍化，民众负债消费，国家负债运行，超偿还能力地借贷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美国家的社会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自二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期，加上第三次产业革命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白领”岗位剧增，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各派政治力量竞相拉拢中产阶级，争取中产阶级的选票。中产阶级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橄榄型社会”中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西方社会的一个重大冲击是使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一部分已经进入中产行列的人被挤出中产阶级队伍，成为依靠公共救济度日的所谓“新穷人”。中产阶级内部也在发生分化，由于受危机影响一部分人的收入大幅缩水，中产阶级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拉大，认同感在减弱。
为了应对危机，欧美国家普遍采取削减公共开支和缩小公共部门规模、削减社会福利和增加税收等措施，普通民众生活水平降低，而作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大金融机构却受到政府的救助，其高管依然享受高薪和巨额奖金。如此强烈的反差引起中下层群众的愤怒，欧美国家相继爆发了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各种群众性抗议运动，不少中产阶级成员也积极参与其中。“1%”的社会精英与“99%”的广大民众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阶级斗争的新景观。
这场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证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俱来无法克服的，必然引起周期性的危机，造成难以调和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因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国家又重新受到重视，《资本论》成了畅销书。人们面对由资本主义内在矛盾集中爆发所引起的严重危机，不得不重新认识和评价当代资本主义，认真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分析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应当注意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否定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普遍性，否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的有效性及其现实意义，认为马克思所研究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今天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完全不同于马克思那个时代，所以马克思的论述已经过时了、失效了，不能用来分析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不能指导我们认识和应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另一种倾向是否定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当代表现形式的特殊性，认为对于当前这场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定论，只要照搬马克思当年的结论就可以透彻地认识这场危机并找到正确的应对之策。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分析和应对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既要看到资本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基本矛盾没有变，同时也要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危机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与19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相比，当今资本主义及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具有一些明显的新特点。例如，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通常首先是发生在生产领域，是实体经济的危机，其突出的表现是实物产品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则首先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表现为金融危机，最先过剩的不是实物产品，而是金融产品，或者说金融衍生品。再如，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企业层面，可以通过资本的集中和垄断，通过国家垄断、国家调控等反危机措施来延缓和克服危机;而此次危机已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权信用危机，国家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而是自身也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因而解决危机需要国际层面的合作，需要全球治理。这些新特点和新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时代无法预见到的。因此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危机，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新问题，回答新挑战，指导新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已陷入体制性的困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即经济自由化、放松监管为资本松绑、公共部门私有化、压制工会、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削弱对劳动力的市场保护等，加剧了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加剧了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造成自由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矛盾、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尖锐化。面对严重的金融危机和深刻的体制困境，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痛定思痛，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改革。例如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管，并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企图重整制造业，振兴实体经济，以摆脱经济对金融业和服务业的过度依赖。欧盟在德国的强力推动下，准备建立财政联盟和欧元区银行业联盟，以统一财政政策，消除银行业危机。不过，对于资本主义所处的困境及其将进行的调整和改革，我们的评价应当恰如其分，切不可估计过高。
首先，资本主义当前所面临的困境，不是一次总体性的、全面的危机，而是一次主要限于金融领域和虚拟经济的局部危机，先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国际金融危机，继而是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虽然波及到实体经济和其他领域，但影响有限，绝不会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甚至难以动摇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欧美多数国家中，目前执政的仍然是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右翼或中右翼政党。
其次，我们要充分估计资本主义的应变能力和调适能力。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经济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是对体制机制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契机。如欧债危机就为欧盟的财政体制改革和银行业改革开辟了道路，促使欧盟建立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由统一货币逐步走向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配合。
最后，资本主义国家为应对危机所进行的一切调整和改革，都是在资本主义体制范围内进行的，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创新和自我完善。我们分析研究资本主义，其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社会主义、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态势是多流派、多中心，各种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组织分散、思想各异，相互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很大的差异。我们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眼界一定要开阔，不能只承认中国一家是社会主义，认为其他各个流派都是假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研究各国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际共运史学科的传统领域。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国际共运史学科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由狭义的“国际共运”逐渐变为广义的“大国际共运”，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概念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左翼社会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等等都纳入研究对象。这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既然我们主张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凡是根据本国国情真诚地探索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和运动，当然都可以纳入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范围。
自20世纪末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是，在整体的低潮中仍有不少亮点，例如越南革新开放的顺利推进和古巴近几年开启的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等，而最大的亮点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及其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当今世界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除了共产党执政国家的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以不同方式探索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和运动，例如，目前方兴未艾的拉美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的左翼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它们都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即使在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失败以后，世界社会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我们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者，应当把欧美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以及左翼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新社会运动、各种群众性的反抗运动如“占领华尔街”等等，都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至少要承认它们属于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流派。这样，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我们的研究才有内容。
在考察金融危机对欧洲国家社会思潮和政坛格局的影响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金融危机虽然事实上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但它并没有使崇尚新自由主义的右翼保守派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使左派政党和左翼思潮遭受重挫。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并非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推动欧洲向左转，而是在推动欧洲向右转。在2009年6月举行的五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欧洲右倾化的趋势表现得十分明显。右派和中右派政党在736个席位中获得435席，占59%，而社民党仅获得22%的选票，加上左翼联盟和绿党，左派总计只获得34%的选票，远远低于右派。各个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自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多数国家在选举中都是右派胜利，左派失败。回首本世纪初，欧洲政坛上还是左派占据明显优势。当时欧盟15个成员国中，英、德、法、意等12个国家是由左派单独执政，还有两个国家是左派参与联合执政。而现在，随着东欧国家的加入，欧盟成员国已增至27个，其中由左派单独执政的屈指可数，西欧只有丹麦和法国，东欧只有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政坛上，右派得势、左派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历史经验证明，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往往是社会改革受阻、社会福利制度倒退、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最受压抑的时候。不过近期欧洲政治钟摆似乎又出现了回摆的趋势，不仅法国社会党赢得了总统选举和国民议会选举，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英国工党等中左翼政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也许是欧洲经济形势将出现转机的征兆。
欧洲政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结构和选民心态的变化，其政党政治格局也日趋复杂。例如，英国过去是典型的两党制，保守党和工党“赢者通吃”、轮流执政，而现在保守党不得不与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由两党格局演变成为三党格局;德国过去是联盟党、社民党加上自民党“两大加一小”的三党格局，现在绿党和左翼党相继挤上政坛，演变成了五党格局。因此，对现在的欧洲政坛再简单地用左中右来划分已经远远不够了，政治光谱上出现了中左、中右，还有极左、极右。就是左翼本身，也还可以再细分成不同的色彩，在中左的社民党的左边依次排列着左翼党、传统的共产党、极左翼党，包括托派、反资本主义党等等。政治光谱越来越细，我们的研究相应地也要越来越细化，不能笼统地说左派怎么样，右派怎么样，而要针对具体的党派、群体。
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重视，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共处于同一个世界经济网络之中，经贸联系十分紧密，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格局。例如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就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而是世界性的危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也造成了强烈冲击。我国这些年经过改革开放，生产力大发展，尤其是制造业取得长足进展，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我国生产了大量商品，由于国内消费不足，必须向欧美国家出口。
这些年来，中美经贸格局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大量输入美国，取得高额贸易顺差，然后再以购买美国国债等方式把钱借给美国，鼓励它购买更多的中国商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各国经济减速，购买力大幅下降。对我国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外贸销路受阻，进出口增速放缓，甚至出现单月贸易逆差。据统计，2010年3月，我国进出口贸易6年来首次出现月度74.08亿美元贸易逆差;2011年2月，我国再次出现78.73亿美元逆差;今年2月，
我国月度贸易逆差达到316.6亿美元，创下近10年来新高。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商品生产过剩，南方有不少企业破产倒闭，老板跑路，工人失业。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日益显露出有关各国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性质。所以我们要转变思维，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资本主义越是深陷危机，社会主义就会越兴旺发达。现实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落水，肯定也会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拉下水。因此，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精神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既要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对我国的颠覆和打压保持警惕，同时又要争取在经济上合作共赢，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将永世长存，不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了呢?不是的。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具体道路和方式值得我们反思和研究。要抛弃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实事求是地探寻现实的道路。首先，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所以社会主义不可能靠社会主义国家输出革命来实现。其次，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根本不存在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通过暴力革命手段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条件和可能。最后，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之后，对于资本主义，人们迄今还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符合发达国家条件的整体性替代方案。因此，现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只能是和平的、渐进的，通过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以及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的积累和扩展，由局部到整体，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
关于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的必然性而不断地自我扬弃，不断地孕育、产生新社会因素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论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谈到:“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又进一步指出:“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③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正是资本主义自我改良、自我扬弃的结果，其中包含着许多新社会因素(即社会主义因素)。可以说，每一次资本关系的重大调整或者变革，都是一次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都是一次部分质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在这种不断的自我扬弃中走向自己的对立面。随着资本主义不断进行自我扬弃，新社会的物质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日益成熟，将促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有可能通过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根本质变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