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一体化与离散化趋势并存，而绝大多数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亦并不总是一致。由此，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多聚焦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民族认同的负面功能及其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冲突上。与之相对应的是，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内部认同也都在不断发展。特别是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现代化过程给相对较为传统和封闭的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的种种震荡和变化，产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有的甚至影响了部分少数民族已有的国家认同。这种状况，令许多中国学者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思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认同的内涵
“认同”(identity)，源自于拉丁文idem，原意为“相同”或“同一”，16世纪在英语中出现。起初主要用于代数和逻辑学，从洛克时代开始，identity与哲学中的认识主体问题发生了关联[1]。而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一词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最后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中得到了发展。
心理学研究表明，“认同”是人类的基本特性之一，是某种深刻的、基础的、持久的或根本的东西，区别于“自我”表面的、偶然的、易变的内容和表征。弗洛伊德认为，认同仅仅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情感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2]。詹姆士指出，个体认同于群体的过程其实就是个体把群体的规则内化的过程[3]。而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学者们则强调身份和集体认同对个人行为的深刻影响，总是把“认同”当作“原因”或者“动力”，用来解释群体特性、感情和行为等社会政治现象[4]。芒茨爱拉特·吉博诺总结了“认同”的三个功能：“其一是做出选择；其二是与他人建立起可能的关系；其三是使人获得力量和复原力”。认同因此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准则，“认同”问题研究对于人类个体和人类社会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5]。
民族认同(有时也称为族群认同)是民族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认同”涵义在民族研究领域内衍生出了“民族认同”的概念[6]。之后的学者们不断地为民族认同的概念做界定，如安东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ethnical identity或national identity)这个术语取代了先前的两个术语：“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和“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7]。美国学者迈尔威利·斯徒沃德强调，民族认同是指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将自己和他人认同为同一民族，对这一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持接近态度[8]；卡尔拉主张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并且这种群体水平上的认同一般有四个基本要素，即群体认识、群体态度、群体行为和群体归属感[9]；我国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主要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对其自然及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5]等。我们看到，学者们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均比较侧重于文化与情感因素。因而，近年来学术界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简单表述，即民族认同就是民族的身份确认，指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认知和情感依附。
而国家认同概念，则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行为革命时期的政治学领域。如果说学者们对民族认同概念的界定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多样性”色彩的话，这主要是因为民族认同较多地依赖于体貌特征、共同记忆、血缘关系和历史文化传统等特征性要素。而他们对国家认同概念的解释则相对统一，即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同，即国民认同。国家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国民意识，是维系一国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纽带。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形成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主体意识[5]。也就是说，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个体或群体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某一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国家维系自身的统一性、独特性和连续性提供重要保障[10]。
简而言之，认同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某种群体归属的认知和感情依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则是社会成员因其自身隶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认同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当代多民族国家中，社会成员的认同主要分为两种类型，即侧重于文化归属的民族认同和强调政治归属的国家认同。但目前全球化作为重建世界经济体系、政治格局以及文化形态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影响一国内部民族认同问题的重要变量。因而当前国内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认同危机上。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焦点问题上。
主张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学者认为，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文化根基。其理由是：作为局部的、游离性的民族认同并不先于国家认同而存在，却是后者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的群体意识与国家的关系十分微妙；往往先有政治国家，然后由国家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群体意识[11]。并且，多民族国家对强调血缘、语言及地域特征等文化因素的民族认同的包容和正确引导，将缩小各民族成员的心理距离，更好地体现国家一体的观念。就此，艾丽斯·杨曾指出：“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并非是对立的、排斥的，而是两者兼容的”[12]。此外亦有学者指出，还存在某些现代民族(族群)是在国家框架内形成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认同的情况，比如新中国的民族识别[4]。
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倾向于挖掘存在于二者之间的张力。他们强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从本质上说是相互对立和矛盾的事物，因为国家整合要求放弃民族(或族群)特性，而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权利要求。这一论点在冷战结束后，长期性的民族政治冲突波及全球的社会背景下，发展成为“冲突论”。其核心内容是：在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过程中，通过忽视、压制乃至消除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的方式，打造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民族，实现国家的同质性建构[13]。显然，这一主张有推销文化霸权主义的嫌疑。比如，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把美国的国家认同描述成是由白人新教徒群体所传承的文化体系，并视其为美国文化的主流和国家特性或国民身份的象征。——这无异于否定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否定美国社会中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存在的事实[14]。同时必须要指出的是，政治实践领域“主体民族化”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并不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非洲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因此而产生的国内民族矛盾与冲突此起彼伏。
其二，二者之间价值地位高低问题
显而易见，这一问题与第一个焦点(二者冲突还是一致)关系密切：冲突意味着二者之间在价值地位上必有高低之分，而一致则标志着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实际过程。上世纪人类政治实践中的两大现象——民族国家建立(民族独立)与多民族国家整合，可以分别视为民族认同优先与国家认同优先的个案情况。事实上，黑格尔于1830-1831年，在柏林大学所作的著名讲演中就指出：“国家是存在于地上的神圣理念”。“真理是普遍的和主观的意志的统一；一般概念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发现”。由黑格尔的论述，我们有理由推断在他的观念中，国家认同应高于民族认同；但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却强烈冲击着这一传统的国家认同观念，进而包括部分学者在内的相关人士提出，民族认同应高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没有资格同化或凌驾于民族认同之上。但这一观点的发展却成为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复兴运动而形成离散化趋势的理论根源。
事实上，就民族认同本身的性质而言，其对于国家认同是具有依赖性的：“它要么在抵抗现存国家认同的斗争中强化自己(作为国家认同的反对者)，要么从属于国家认同而存在(作为国家认同的忠诚者)，要么则导向新的国家认同(创建新的国家)。在政治实践中，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族群或族群成员能够离开国家而独立生存，无论是在政治安全和经济依赖的意义上，还是在地理学的意义上，概不例外[4]。”有鉴于此，近二十年来不断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看法，他们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之间的关系或做补充修正或重新定位，归纳起来其主要内容为：诉求国家认同必须以尊重民族认同为前提，民族认同可借助于国家认同实现合作与双赢。
由于民族与国家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认同取向，理论上出现了二者之间冲突与矛盾以及价值地位的高低之争。实践中同样存在着多民族国家内部面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失谐状态，这种失谐状态的存在原因除了民族与国家固有的差异以及经济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因素，由此而引发了一个问题——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多纬度适应过程。瑞菲尔德等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两种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在连续接触的过程中所导致的两种文化模式的变化[15]。结合认同失谐的主题来说，当一些民族或族群进入现代化阶段，其不断感受到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解体的危机，而产生了对外来先进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强烈的民族认同也就自然成为宣泄痛苦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进而，为保持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纯洁性、连续性及优越感，形成了对民族同一性的强烈追求。我国学者对此也做出过阐述，比如张友国曾指出“尽管多民族国家的中央政府力图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传输给全体国民，但这种理想在中央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的一些边缘地区总是难以实现……日后的外来因素即使在构成对边缘文化自下而上的危险的同时，也作为一种刺激，促进边缘地区民族集团采取相应的集团行动来保卫传统文化和地方惯例。[16]”
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也使得文化适应问题在认同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彰显。因为不断扩张的全球化不仅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权力框架，对国家主权造成了致命的冲击，更毫不留情地破坏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边界，削弱文化多元的根基，威胁民族认同的合理层面。正如萨林斯所说，全球化威胁着族群认同，也威胁着国家认同[17]。
三、当代中国认同研究之现状
1.源于西方理论的中国认同研究
认同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被引入到中国，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多民族国家内部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所导致的认同危机，使得认同研究逐渐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当代中国的认同研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首先是从介绍西方理论开始的：部分有着在国外著名学府求学经历和语言优势的中国学者，因其较早了解了国外认同研究的动态和最新理论，将这些信息通过其翻译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1]。还有部分学者通过较为系统详实地梳理和解说，较为客观地比较和评价西方的认同理论与研究[2]。在这种理论背景的基础上，有些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反思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3]。
正如钱雪梅所说：“任何形式的对抗都不能彻底解决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或矛盾，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长期并存不仅是世界真实的历史，也是我们真实的未来[4]。”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实际上，在多民族国家中，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18]。”而张永红等学者对此所做的解释性阐述也颇为深刻：“族群认同固然重要，但它关注的只是个别群体的存在价值。族群权利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个别群体，社会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也同样不能指望少数族群来维护。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主权国家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上，主权国家越来越成为实现集体目的的积极工具。正因为如此，少数族群成员的族群认同必须要上升为一种与基于国家主权的国家认同，才能真正解决少数族群与国家之间的两难处境[19]。”
综上，
我国学术界经过近二十年的争论、研究，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的关系问题上，基本已形成了主流观点，笔者将之归纳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存于个体的观念和意识中，应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是非此即彼；二者的长期共存是客观事实，并不必然是矛盾与冲突的情况，实践中可以存在良性互动的共生关系。简而言之，二者应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探讨以文化认同为纽带，促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以实现双赢的途径——即强调国族认同的重要性。对于国族认同，笔者的理解是：它要比民族认同广泛得多，它以民族认同为基础，通过国家的塑造力量以及一些比较间接、分散的机制(比如，音乐、广播、饮食、服饰等形式)，在多民族国家范围内形成“多元一体”的政治性的文化认同。贺金瑞等认为，从本质上说，国族具有根植性和建构性的双重特性。因此，依据“民族国家”原则的要求，国家认同必然建立在国族认同的基础上，国族认同则主要是以广义上的文化认同为要素[5]。而高永久等人也主张：“在包容性思维观念指导下，建立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纽带，这种社会纽带能够包容诸如语言、宗教、文化等民族异质性要素，并且还能从法律和政治上赋予这些异质性要素以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13]——在中国，国族认同就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而事实上，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以文化认同作为国家认同基础的传统，我们强调同为“炎黄子孙”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同时，中华文化也是不断吸取少数民族文化养分的与时俱进的整合性文化。——也就是说，人们不但可以通过家族、民族、信仰共同体与国家联系起来，同样可以通过对国族的认同走向国家认同。
3.本土化
具体语境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学者在认同研究的理论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和理论修养。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开始结合中国的具体状况，针对不同民族的实际展开微观的实证性研究，笔者将之称为本土化的认同研究。而就笔者目前所掌握到的学术信息，虽然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还较为有限，但其中依然不乏亮点之作。
王明珂的著作《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以特有的历史学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分析细微的人群互动关系，来理解近代中国国族之形成过程。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部作为近年来对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影响颇深的作品的结尾中，中国台湾的学者王明珂客观地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建立，的确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人民的‘解放’。贯彻民族平等政策与民族自治，以及给予少数民族的优惠，使得在曾往‘汉化’方向摆荡的传统华夏边缘上，如今许多人都乐于承认或争取得到少数民族身份。如此将过去狭隘之华夏概念所造成的‘边缘’，调整为一国族之整体资源共享体系，以人类生态来说，这应是两千年来华夏及其边缘发展中最具积极意义的一面。”[20]
周建新的著作《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在分析以区域性混合社会与混合文化为特征的中越中老边境地区的多民族“和平跨居模式”(即在这一具体语境下)的基础上，探讨跨国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其中，在谈到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时，周建新指出：“中华民族的大认同，就是实现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凝聚，这种大认同既不是同化，也不是异化，而是实现一种最高层次的民族与国家相一致的大认同。”[21]
彭伟步的著作《新马华文报文化、族群和国家认同比较研究》，以新闻学的视角，通过华文报纸这一侧面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展开对比性研究，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对海外华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的比较有特色的成果之一。
此外，女性学者以特有的细致视角，在取得的研究成果方面同样具有相当价值：白志红的《湄公河流域跨境民族的认同》，高志英的《宗教认同与区域、民族认同——论20世纪藏彝走廊西部边缘基督教的发展与认同变迁》等学术论文，均是以民族文化变迁和文化认同作为切入点，分析云南边境少数民族民族认同发展变化的轨迹，体现了她们较为深厚的历史人类学功底；王纪芒的《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地区的朝鲜族为例》，对中国朝鲜族所表现出的明确的民族认同和坚定的国家认同，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做了深刻剖析，并强调“从大历史的眼光来看，有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并使少数的族群享受国民的待遇，使他们心中建立起一种国家的自豪感，是跨界的少数民族保有国家认同的根本。”[22]
四、总结与意义
就理论意义而言，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是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及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性领域。国外关于“认同”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在中国有关的系统性研究还正处在发展之中。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内学者移用国外理论来对我国的民族现象进行解释分析时易发生研究路线的偏差，因而笔者认为加深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探讨与实践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本土的研究基线。此外，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深度及结果的丰富性与价值，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自身的研究方法的制约，所以对于这个交叉学科问题的深入研究，必须借助于多个学科的、综合有效的研究方法。
从现实意义的角度来说，由于各个民族的亚文化共同组成的普遍文化的认同是国家统一和稳定的基础，为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在相互的接触与交往中的认同问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背景下，尤其要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整合，使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更为丰富。此外，引导少数民族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还应以保障他们的权利、推动其现代化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真正把少数民族蕴含在中华民族这个不断延续的共同体之中。
注释：
[1]此类研究以中国学者翻译的部分相关著作为代表，比如：由王建娥、魏强译，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的《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吴叡人译，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以及由翟学伟、甘会斌等人编译的《全球化与民族认同》等。
[2]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张永红、刘德一，《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宠金友，《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等。
[3]笔者认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刘海涛，《论“族群”建构与“民族国家”认同》；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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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