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里·吉斯曼（Gary Kinsman） 著
译者简介：孙寿涛，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译者按：原文”The Politics of Revolution: Learning from Autonomist Marxism” (by Gary Kinsman)发表在Upping the Anti (Number 1, Volume 1)。这是拿大于2005年年初创刊的一份左派杂志，以“自主和团结”（Autonomy & Solidarity）为口号，既通过网络发行，又发行纸媒形式，主编为Aidan Conway, Tom Keefer, Sharmeen Khan。译文选自其2005年2月出版的第1期，第41-49页。网址：http://auto_sol.tao.ca。
导言：并非所有的权力皆归资本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可以看作某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着重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和依赖于阶级斗争而形成的工人阶级的自主（自治）和权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之一来自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的批评，这种传统的解释将围绕我们的社会予以具体化，将人们社会地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大多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将所有的权力归诸资本，而视工人为毫无权力或主动性的牺牲品。在我以往的活动和作品中，我力图辨认出被压迫者的抗争和主动性，以及这种抗争和主动性给予资本的统治关系的阻碍。对我来说，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为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别样解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我曾与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及有关的思潮有过紧密的接触。当我在那时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团体中作为一个年轻的托洛斯基分子时，我曾经与“新趋势”（New Tendency，是流行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温索尔的左派，曾受意大利新左派和Lotta Continua的影响）的成员和支持者发生过争论。我认为，正如我所学过的，他们是“自发论者”（spontaneists），未能理解政党建设的必要性。在“新趋势”中一些女权主义者从事着争取家务劳动工资运动（wages against housework campaign），这种运动的理论基础正是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关于作为社会工厂的资本主义业已延伸出工厂围墙之外的理论。如Mariarosa Dalla Costa, Selma James, and Silvia Federici这样一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从事家务劳动的妇女不仅是为个别的男人，也是为资本而从事劳动，她们参与到为资本家作为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中。现在回顾这场争论，我认识到我的错误在于，我认为问题在于“自发论”，以及家务劳动不生产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我因为其拒绝为女权主义和同性恋运动所改变而离开托洛斯基/列宁主义左派后，我受到塞拉·罗勃撒姆（Sheila Rowbotham）《超越分裂》(Beyond the Fragments)一书的影响，特别是她对列宁主义的批判，以及英国一些组织如巨焰(Big Flame)和超越分裂网络的影响。巨焰也是受意大利左派中的Lotta Continua和其他思潮的影响而成立的一个左派组织，它试图在构建其自身作为革命组织之前优先构建自主的阶级和社会斗争。
并非仅仅纳格里一人
在谈论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时，重要的是不要将其缩减为在英语世界中最为著名的理论家——“帝国”和“大众”两书的合著者之一安东尼奥·纳格里（Antonio Negri）一人。虽然纳格里在理论上和政治活动中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关键在于应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看作包括一系列不同思潮的政治空间。这些思潮所共有的特点在于：它们都致力于确定（valorizing）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斗争，强调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以及反对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静止观念。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的自治（autonomy）可以看作是独立于资本和官方工会、政党领导的自治（或自主），以及经历不同的压迫而独立行动的不同的工人团体之间的自治（黑人与白人，女人与男人，同性恋与正常人）。
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置于其社会历史背景之下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实际上根源于先于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的意大利新左派之前的那种社会历史条件。我们可以从C.L.R. James及其合作者的著作开始，他们关注的就是工人阶级的自治和权力的需要——包括工人们自治于工会和政党的独立性。他们将许多理论和实践的工作落脚于向工人们学习，向美国乃至全世界黑人的自主斗争学习。C.L.R. James和“面对现实”组织（the Facing Reality group）——这个组织对列宁主义的先锋党学说进行了实质性的批评，他们都与法国的前托洛斯基主义(ex-Trotskyist)Socialisme ou Barbarie）组织有联系，通过这种联系，意大利的活动家了解到这股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工人阶级斗争和回归马克思
在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中，一些关注工人阶级斗争和经验，并对其政党的立场日益不满的持异议者的写作和分析慢慢汇聚到了一起，这些人包括如马里奥·托伦蒂（Mario Tronti）、伦涅罗·潘泽瑞（Raniero Panzieri）、布罗那（Sergio Bologna）和纳格里等一些理论家。这股思潮一开始自称为operaismo或“工人主义”（workerism），其关注的中心是工人阶级在生产场所的经验。他们关注工人阶级的斗争和自治。基于他们与工人的广泛接触，他们对工人阶级经验和生产的社会组织与再组织给予了细致的分析。虽然不久以后，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转向工厂外面，但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斗争以及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说仍很重要。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阶级不能仅仅被缩减为劳动力（商品）；相反，它是产生资本主义及促使其内部转型的主动力量。这种理解带来了对将所有权力归诸资本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逆转，而代之以认为正是工人阶级斗争而不是资本，才是动态的自发的社会生产力（as the dynamic, initiating social force of production）。
例如，资本主义技术转型的进行往往与工人阶级斗争有关，并被用以弱化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组织。许多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提倡者回溯到马克思有关工人阶级斗争在资本的社会组织中的作用的有关论述。他们提醒我们说，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被剥削剩余价值来生产新财富的工人才是主动的社会主体，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提高绝对剥削率）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率的最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为工人们的抗争和拒绝所挫败。正是通过工人们限制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对资本的这种策略的主动扼止（blocking），才导致资本家转向通过技术应用、加速生产和发明“科学管理”等新形式来提高剥削率的新方式。许多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分子重新发现和记起，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在其中工人阶级是一个主动的组成部分。因此工人阶级的斗争内在于资本（既在资本之中又与其对抗），并具有与资本决裂的可能性。
阶级构成和斗争周期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分析和理解工人阶级斗争的概念工具。只要这些概念不是僵化地理解，而是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意义上使用，并与关于性、性别、种族化、能力及其他社会差别的特征之分析相联系，它们就会在我们的实际斗争和将工人阶级的斗争予以理论化过程中起着非常有益的作用。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使用“阶级构成”（working class composition）这个概念来表示工人阶级与特定形势下的资本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特定形式。例如：工人阶级如何被并入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工人阶级内部如何分化的？工人阶级的活动如何独立（自主）于资本，或者社会关系如何被特定背景或时期下的工人阶级斗争所颠覆？与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不同的是，工人阶级不是总被当作客体或类别，勿宁是总在斗争的背景中处于形成和存在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处于持续地改变中，处于重组（remaking itself）和被重组的过程中。因此，历史的和变动的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对于把握工人阶级经验和斗争来说变得极为重要。资本家采取行动斗争，通过破坏和重组工人阶级的内部区分、拆散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权力的源泉、粉碎各种团体和斗争、拓宽社会监视的范围等，以“解构”（decompose）工人阶级既定构成的能力和力量，这些破坏工人阶级斗争的措施产生了新的工人阶级斗争和权力之可能的重构的社会前提。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看来，阶级构成、解构和重构（class composition, decomposition and re-composition）的持续过程，组成了一个“斗争周期”(cycle of struggle)。理解这些斗争周期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对于评估我们自己的权力来源和弱点并决定如何行动极其重要。对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来说，斗争周期的循环理论被用来得到不同的斗争和运动之间相互冲击和影响的方法，有时最“先进的”斗争形式传播到不同的地区并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关系重要的决裂。这些理论家们在工人阶级斗争之社会组织的不同形式之间进行了区分。这包括20世纪早期有技能的手艺人(craftsman)的组织，它被资本通过“科学管理”和大众生产的组织所解构。这一解构过程又创造了通过20世纪中叶大规模工厂生产和工人的“科学管理”而进行的大众产业工人（mass workers）重构的基础，这个过程也伴随着“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实施。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越出工厂围墙，并通过深入的消费者/政府关系开始组织和形塑社区和日常生活，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又看到了一种未得以清楚界定的和更为分散的“社会工厂”的“社会化工人”（social worker）。家庭和社区生活也成为反击资本的阶级和社会斗争的场所，包括家务劳动、住宅、保健、学校学习和性生活。这些斗争不仅包括那些“生产”劳动，也包括那些随着资本主义关系延伸至欲望和消费的社会组织而来的“再生产”劳动。妇女、男（女）同性恋、有色人种、移民，以及其他被压迫群体的自主斗争，不仅反抗资本，也反抗参与对他们进行压迫和将其边缘化的工人组织，这些斗争日益明显，并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具有破坏作用。面对“社会化工人”这些反抗强制工作的斗争，资本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而力图通过新自由主义及哈特（Michael Hardt）和纳格里所称的“帝国”的建立，来再次解构工人阶级斗争。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表明，与工人阶级构成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的斗争周期和循环相关出现了多么不同的组织和意识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具有社会历史的特定性。例如一些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曾经指出有技能的手艺人如何经常抗争以建立他们对劳动过程的更多控制，这如何以多种方式导致对于工人控制生产的强调。这既激发和创造了与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相联系的不同流动性的基础，也为委员会共产主义（Council Communism）(在此系通过工人委员会的建立争取解放)创造了基础，这种委员会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关系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挑战，并在20世纪早期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了工人阶级的自主性。虽然列宁主义作为一种组织和政治实践在那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某种意义，但它现在不再具有了。在美国，大众工人是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的基础，是后来产联（CIO）这样的大众产业工会的基础，也是60年代晚期意大利斗争的基础。为回应这些工人的集中和阶级斗争的爆发，资本家们开始予以还击，这种攻击部分通过解散早先的大规模生产的福特式组织进行，以解构和粉碎大众工人的这些斗争。
在“社会化的”（socialized）工人这个时期，抗拒来自对强制劳动的抵抗，斗争超出生产的狭窄场所而延伸至消费领域，工人阶级的不同部分通过为“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而奋斗，
以追求对家庭和社区生活的控制。“自我实现”这个词被用以指广义的工人奋斗，不仅对抗资本主义关系，而且也试图创造替代的生活方式，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和压迫性的关系。工人们斗争不仅为自立于资本，而且也为了自我实现，而尝试一系列不同的方式，以挣脱资本关系，追求建立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儿与塞拉·罗勃撒姆在其《超越分裂》一书中提出的预示性斗争的理论有一定的共性。在该书中，她论证了活动家们在我们的斗争中重新构思一个可能的未来并在今天加以组织的需要。对于资本和压迫关系之替代方案的提出，对可能的未来经验的时刻和一瞥的出现，对于我们今天的斗争极其重要。
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持续影响
在1976-77年，在革命左派的其他思潮的战略耗尽之后，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成为意大利激进左派斗争的主要力量。1977年的“自主”（autonomia）运动难以置信地密集，但不幸地陷入了政府的镇压力量与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的城市游击方法之政治限制的双重陷阱之中。成千的活动分子被捕入狱。自那时起，自主派（autonomia）在意大利的组织和斗争的经验对目前全球的正义和社会中心运动（in the global justice and social center movement）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世界范围内，自主派（autonomia）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对全球正义斗争具有重要的影响，这当中许多人也卷入了“公开边界”斗争和“无人违法”斗争(the Open Borders and No One Is Illegal struggles)。阿根廷最近的斗争就是由autonomia和自主论马克思主义激发起来的。默西哥的赞帕塔（Zapatista）起义，对全世界的许多活动家来说，在实验新的反抗资本的方式而又不牺牲各个被压迫团体的自主性方面，成为一个主要的参照。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分析工具在我们目前的斗争和辩论当中非常有用。斗争周期的理论非常有用，在奋起抗争剥削和压迫的各个人群间传播斗争的斗争循环的概念仍很关键。赞帕塔斗争通过因特网（资本开发的一种技术形式，但可以在某些方式上被用以反抗资本）的使用而传播，并通过其他的社会政治网络阻止了起义被墨西哥的政府和军事力量所镇压。而且，它也为反抗资本主义和压迫的新的国际组织形式开创了新的空间。这种斗争形式转而又影响了90年代晚期全球正义运动（a global justice movement）的出现。这已经导致斗争和组织经验的国际传播，这不仅促进了斗争的技巧和水平，也提高了我们理解和挑战全球资本主义组织中薄弱环节的能力。这也导致全球许多地方包括西雅图、布拉格、魁北克、日内瓦和坎昆等在内的类同团体(affinity groups)、会议发言人(spokes-councils)、直接行动政治(direct action politics)之经验的快速普遍化。
在2001-2001年加拿大发生的多次罢工活动中，有相当多的基层工人的自主活动，并产生了斗争层次的确定无疑的提高。便利斗争的流转对于推进反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是很重要的。我们在此可以看到斗争的流转难以置信地有用，并作为我们自身实践的基础。运动和斗争需要被自我组织起来，但也需要不同的斗争之间的团结和相互学习。所有的斗争和剥削/压迫形式具有相互构造或互为中介的特征，不仅是自主的，也是在互动中和通过互动得以组织起来。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不象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自治（自主）和多样性并无问题。目标是尽力提出一种差别的政治学，以超越工人阶级和被压迫者不同部分之间的对立。
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自主的时刻得到很好强调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超越自主。我们需要斗争以克服社会矛盾，与我们当中那些处于压迫位置的人一起使用“责任政治”方法以辨认我们内在的责任（our own implications within），使用责任感以主动地挑战压迫关系。这种方法在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仍然处于相对的不发展状态。同时，我们需要看到斗争的增多、斗争的普遍化、以及在斗争中相互学习的重要性。通过这个过程，处于对立中和不断转型的斗争成为资本主义关系所无法管理的，而我们则可以挣脱开这些限制。
超越组织起来“夺权”的模式
这也意味着，如赞帕塔运动，我们需要拒绝追求“夺取政权”（seize state power）、主张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左派组织的历史和传统。这些组织形式皆终结于模仿所有旧的垃圾——等级关系、命令、上下级关系、压迫形式、以及压制基层活动和直接行动的首发性和创造性。相反，我们需要寻找新的组织方式，以便利并催生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自主活动和自身力量，便利斗争的流传以切断和解构资本的“权力”、行政的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迫形式。这些发展为进行实际的革命的政治学创造了新的空间——但革命不再被理解为起义或“夺权”的时候，而是作为一个在不同的社会场所和情景下进行的漫长的持续的争执和转型过程。不仅是资本和狭义的国家政权是问题所在，而且所有形式的压迫和剥削也是问题所在。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正在于对我们自己的斗争和我们自身的改变，既然我们也被缠入资本主义关系中，而且更为经常地也被缠入压迫关系中（或“power over”）
对此重要的是，创建新形式的组织，我们以此开始经历和体验一个直接民主的社会，没有资本的统治，没有各种形式的压迫，这是可能的，这将给予我们更多的力量去奋斗。当然，许多问题仍然存在，包括：如何将反压迫的政治学构建到自主论马克思主义中？在美国和加拿大“反恐战争”被相对成功地用于分化和弱化社会运动和斗争时，斗争构成是什么？为传播产生更为有效和逐步上升的社会斗争，什么样的斗争对我们是最重要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讨论。但自主论马克思主义的红线允许我们重新思考、重新创造我们时代的革命政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