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历经风风雨雨，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修改和完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几乎成为“公共产品”，对刚刚步入市场经济的我们极具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应运而生的凯恩斯经济理论既可以启动经济，也可以掩盖矛盾，形成滞胀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古典经济学始料未及的。1933年罗斯福走马上任，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启动经济的新政，开了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全面干预经济的先河。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经济危机进行了全新的说明，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实施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把政府干预经济上升到了理论层面。
被誉为“凯恩斯革命”的主要出发点是把消费放在第一位，甚至是奢侈性消费，而不是像古典经济学那样把生产放在第一位，并且认为生产出来的东西肯定会卖出去。据此凯恩斯认定，之所以发生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或曰消费不足。消费与投资不足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且是市场本身的力量自发形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政府干预。于是凯恩斯提出了一系列扩张性的政策建议，例如可以通过政府直接投资，可以实行赤字预算和轻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认为此举可以产生乘数效应。此外，扩张性政策要鼓励消费，且鉴于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故可以通过累进所得税的办法，增加穷人的收入以刺激消费。凯恩斯经济理论一经诞生，就很受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的青睐，因为在短时间内它可以遏制衰退，制造繁荣，并且确实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经济学家罗伯特·M·索罗指出：“长期的经济衰退和大规模失业现在不可能会发生，现代的政府知道如何防止经济大衰退，他们有为运用已掌握的知识所需要的合法的行政手段，他们也有这样的功力。如果政府允许像过去那样经常发生大衰退和产生失业，那么它就无法在发达的民主制度中生存下去”。
虽然在短期内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建议有着遏制衰退、制造繁荣的效果，但长期看，它的消极后果像它的积极作用一样明显：⑴掩盖了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削弱了危机本身刺激结构调整和创新的杠杆作用。⑵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对自我利益的保卫，产生了轮番加价和滞胀，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
二、对凯恩斯主义负面效应的反思，货币主义主张依靠“简单规则”，重新回到市场经济的传统
上世纪50年代，滞胀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的主旋律是解决滞胀。作为直接针对滞胀的研究，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应运而生。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失业和通货膨胀可以互换的假定上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短时期内二者是可以互换的，在长期内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以及通过加价保护自我利益，因而是不能互换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扩张性政策，结果就只能是轮番加价和滞胀。从一定意义上讲，政府的干预反倒导致了短期预期，是经济不稳定的根源。
在弗里德曼看来，影响就业不是通货膨胀的绝对水平，而是通货膨胀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例如，通货膨胀每年递增都在20％左右，国家不进行干涉，20％的通货膨胀完全可以和经济活动的稳定发展并存。但如果通货膨胀今年是10％，后年又变成了30％，结果就完全不同了。通货膨胀的速度越不稳定，失业人口就越多。据此，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规则”，即为了保持物价稳定，国家应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府需要采取的唯一政策是把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长期固定在同预期的经济增长率基本一致的水平。基于美国的实际情况，货币供应的年增长率可定在4％到5％，这样以静制动，其他的让市场去解决，就可以克服滞胀，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弗里德曼通过他的“简单规则”回到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在稳定的货币政策之下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由此使得不少国家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1979年，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相的英国保守党政府将货币学派的政策建议付诸实施，效果甚好。在美国总统里根上台后提出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也把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作为主要内容，瑞士、日本等“成功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国家”也自称实践了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成了反通货膨胀的旗手。
三、供给学派——治理滞胀的另一种思路
供给学派和分享经济理论依然旨在解决滞胀问题，分享经济理论甚至称滞胀是扎下根来的不速之客。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主张从微观的层面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具体地讲，供给学派主张通过减税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从理论上讲，供给学派认为，税率太高，纳税者觉得不划算，因而不愿意生产，或者没有能力生产，税收反而减少了，税率降低到某一点，调动了企业生产积极性，且有力量进行进一步的经营和开发，微观层面的蛋糕做大了，税基拓展了，税收反而更多。对于消费者来说，减税可以刺激消费，一定数量的消费同样可以产生乘数效应。里根政府1981年推行全面减税，不仅遏制了经济衰退，而且给美国创造了从1982年底开始、连续25个月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恰遇经济衰退，也是通过减税促进了经济发展。这一计划原来估计政府的税收在5年内会减少890亿美元，实施的结果是反倒增加了540亿美元。
四、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宏观经济政策更为科学合理
我国刚刚步入市场经济，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汲取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更为科学合理。为此，以下诸方面是应当把握的。
1．显然，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扩张性政策，有利于遏制衰退，甚至可以人为地制造繁荣。然而，这种推崇行政干预的经济理论会诱发频繁和过度的干预。并由此带来相应的负面效应：一是频繁干预会产生短期行为，会因为人为因素产生周期性的震荡。二是会出现人所共知的滞胀。看来，如果要用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的话，也只能是短时间的，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不适宜成为长期的政策取向。有必要指出的是，有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从理论上讲更容易采取扩张主义政策。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过于夸大计划者的能力，对规律本身缺乏应有的敬畏，更习惯行政手段。由于“路径依赖”的历史性惯性，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但却会下意识地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凯恩斯理论会使其“借尸还魂”，加剧扩张。
相反，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的货币主义倒可以让人们稳定预期，让市场机制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有利于经济健康平稳发展。长期看，我们应当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
2．应当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提升和调整经济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积累的结果，其中有泡沫问题、产业结构问题、需求方面的问题等。危机本身就是市场机制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强制性地挤出泡沫，淘汰落后，刺激创新。我们甚至可以这样发问，如果没有一次次的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国家会有今天如此迅猛的经济发展吗？答案是不会有的。对此，马克思曾经生动地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危机淘汰了落后，再一次占领市场时必须是先进的，这就是产业结构的提升。
然而，如果实行过度扩张政策，以特殊的方式补贴某种行业，例如“家电下乡”之类，就会把结构性矛盾、把落后产能过剩掩盖起来，不仅如此，甚至会诱发新的低层次的重复建设和进一步的产能过剩。从这个意义上讲，扩张性政策不利于刺激创新和调整结构，有时甚至只会使其加剧。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结构调整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更要发挥市场的作用，有时市场选择比政府选择更好。而要真正让市场切实地发挥作用，货币主义“简单规则”的市场机制比扩张性政策可能效果要好，因为这种政策设计让市场的刺激、淘汰、引导作用得到相对充分的发挥。
3．经济政策的设计应当有利于企业活力的增强，让所有的人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敢于消费，让企业有更多的钱投资和创新。经济生活中有两种投资，一种是政府投资，一种是企业投资。政府发债是扩大政府投资，减税是扩大企业投资。通常企业投资的效果要好于政府投资。王东京曾经对此做过研究，他指出：以1998年为例，当时政府拿2000亿元搞了72个项目，到1999年的5月份，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审计署联合作了一次跟踪检查。结果发现，72个项目中有20个项目资金被挪用，其中有10个项目纯属三边工程。这一次政府的投资拉动，估计情况也差不多。亚当·斯密当年就说过，不能将投资的权力交给大言不惭的国会议员，原因在于国会议员一是缺乏相关的市场知识，二是投资所用资本并非自己所有。这些分析说明，减税是启动经济的有效措施。
（本研究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985项目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