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现代性这种压抑力量下，重建公共性和批判性是可能的，那么，在汪晖拒绝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历史目的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重建一个目的论的范畴，不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图景的话，批判的根据和基础又在哪里呢?[①]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在树立起批判大旗的同时，很有可能失去其批判的规范性定向，其树立起来的“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这一规范性目标很有可能在其拒绝历史目的论的同时被消解掉了。
一、问题的提出
学界围绕着汪晖的现代性论述所展开的各种讨论尽管颇有见地，但均把焦点放在了汪晖对现代性的诊断与解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忽略掉了汪晖批判的最终目的——提供中国的现代性方案。[②]而在我看来，如果看不到汪晖现代性论说的建构面向，在很大程度上就遮蔽了其现代性论说在当前语境下之于中国的意义和贡献，也就更不可能去检审其现代性方案之得失，并在此检审的基础上使之完善或提出替代性的方案。因而，本文的一个论旨就在于在重新厘定汪晖之现代性诊断及其方案的基础上，揭示其现代性论说和方案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意义和贡献，并尝试着检审其现代性方案的可能限度。
汪晖的整个现代性论说与其说是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毋宁是对支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使用的现代性知识体系的批判，也是对中国知识分子对此一知识体系不加反思地运用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汪晖依然是站在现代性的母数上来反对现代性的，他实际上是认同启蒙/现代性的核心价值理想的，只不过他认为中国应当有其独特的现代性方案罢了，因而，吴冠军所谓的多元现代性及其文化民主方案实际上与汪晖处于同一理论前提，而其从话语分析的方法论上审视汪晖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检审更是看不到汪晖试图通过检审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重建公共性，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中国现代性之路这一理论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伍国认为汪晖的理论目标在于“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倒是比较贴切的， 尽管其所持的“汪晖提出了一个‘中国中心’范式”这一看法有待商榷。[③]
由此，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在分析汪晖所使用的“政治”、“去政治化”和公共性这三个关键词的基础上，重新厘定汪晖对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诊断：政治的去政治化所导致的批判性/公共性的丧失，并重构出汪晖所开出的药方：重新政治化，亦即重建公共性，在知识体系上重建批判性社会理论，并通过社会动员有效沟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众，从而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代中国之路。在第三部分，将引入卡尔·博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的讨论，并以其关于传统知识分子、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为分析框架，审查汪晖所预设的知识分子的反思与批判能力，揭示汪晖的现代性论说对于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所具有的贡献，并检审其可能的限度。
(一)去政治化的政治——公共性/批判性丧失
1、三组关键词：政治、去政治化、公共性/批判性
在我看来，政治、去政治化与公共性/批判性构成了汪晖之现代性论说的三个关键词：“政治”构成其讨论的基本语境和出发点，去政治化是其对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一个总体判断，而公共性是其检审当代中国思想状况的目标所在。因而，首先分析汪晖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它们对于审查其现代性论说是必要的。
首先，关于政治。在汪晖那里，“去政治化”这一概念所涉及的“政治”并不是指权力斗争，而是指基于特定政治价值的政治组织、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是政治主体间的相互运动，因而是一个能动的主体的领域，与领导权密切相连，并且要求政治主体间关系的存在。[④]
其次，与上述“政治”这一范畴的核心内涵相关联，“去政治化”则是指“对构成政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的主体之自由和能动性的否定，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主体的价值、组织构造和领导权的解构，对构成特定政治的博弈关系的全面取消或者将这种博弈关系置于一种非政治性的虚假关系之中”，换言之，就是一种以非政治化方式表述和建构特定支配关系的方式。[⑤]
最后，与“政治”和“去政治化”紧密相关联的另一组关键词是“公共性/批判性”，在我看来，公共性与批判性在汪晖那里，是两个目标指向相当的概念。公共性不仅仅是要求面向公众、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出发讨论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务和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要求构成政治主体进行政治辩论、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公共空间，它是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拒绝用某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去瓦解这个世界的各种文化特征，摧毁一切争取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的社会运动，以换取有资本控制的高度同质化的世界。[⑥]关于批判性，汪晖在其文中并无外显的界定，但根据其内在逻辑，可以分析出此一概念的核心内涵在于：要求与霸权保持相当的距离、进行历史/经验研究和理论创新，以及规范性的定向或立场。[⑦]可见，汪晖的公共性概念是指某种社会条件，而批判性则源于批判社会理论所设定的操作平面，是指社会政治主体(主要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本质特征，二者的关联在于唯有在公共性可能的情况下，批判性才可能。
2、去政治化的政治：公共性/批判性的丧失
通过对汪晖之核心概念的把握，我们可以看到汪晖对当代中国之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去政治化，亦即公共性的丧失，而其直接的后果则导致知识分子这一主要政治主体之批判性的丧失，与现代化意识形态霸权构成同谋，而不是主动保持距离，从而“丧失了诊断和批判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一部分的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能力”：“某些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知识分子把市场过程抽象化，抹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权力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站在垄断利益或特殊利益集团一边讨论中国问题。他们抽象的‘市场’概念掩盖了中国社会和当代世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掩盖了改革过程中的急剧的社会分化，掩盖了这一社会经济过程中与政治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其特点是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以抽象的竞争和效率为幌子，在一个社会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创造贫富的巨大差别，在自由贸易的名号下实行对落后地区的掠夺性开发和贸易，却否认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⑧]
实际上，在汪晖看来，不仅是新自由主义者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丧失了自身的批判品格。无论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还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此种理论的三种意识形态——分析的或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以及新启蒙运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具有一种“态度同一性”，那就是缺乏对现代性的批判，都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其共同的价值目标和历史理解方式在于“对进步的信念，对现代化的承诺，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以及自由平等的大同远景，特别是将自身的奋斗和存在的意义与向未来远景过渡的这一当代时刻相联系的现代性态度”，是对一种以现代化为核心的现代性方案的追求，“……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主要标志就是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在经济学方面，通过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批判，重新确认市场经济的正当地位以及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价值规律，进而把市场(它被理解为经济自由) 和私有制理解为现代经济的普遍形态，并最终实现将中国经济纳入世界市场的目标;在政治方面，要求重建形式化的法律和现代文官制度，通过扩大新闻和言论的自由，逐步建立保障人权，限制统治者权力的议会制度(它被理解为政治自由);在文化方面，一些学者用科学的精神或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重建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新图景，从而把西方现代化已经实现的目标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最高规范，并以此将对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扩展为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的社会结构的批判;而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性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企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 (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⑨]而实际上，现代化论述本身是以西方强权国家的经历和自由主义理念为中心，其前提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霸权地位和经济利益，而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和经验被排除在外。它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的表达，其所宣扬的进步、理性等理念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⑩]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被排除在了世界历史进程的起点，被排除在了世界历史之外。而中国自身认同、中国的主体性，也在接受这种他者形象的过程中失去了。
由此可见，汪晖经由批评当代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态度同一性”而丧失了批判性，从而把批评的目标引向现代性本身，反思现代性的知识体系，直指支配现代性的以“进步”目的论为核心内涵的线性时间观和理性化概念，并通过追问“谁的现代性”，从而提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道路的问题，试图回答“有没有偏离资本主义的历史形式而产生的现代社会，或者对现代化具有反思意义的现代过程”这一问题。换言之，在检讨现代性本身之得失之前，必须先问：这是“谁”的“现代性方案”?具体而言，必须追问[11]11：
第一、现代性概念是从基督教文明内部产生的概念，为什么却被用于对非西方社会和文化的描述?
第二、理性化概念是如何被运用于一切社会文明的历史阶段的，作为一种观念和理论关系的规则，理性化是如何组织和规划社会和文明的历史图景，并把他们置于一套完整的理论话语之中?
第三、相对于西方理性主义这一文化同一性因素及其与现代性的关系，中国的现代性是否也有自己的文化同一性作为动力?
那么，中国的独特现代性方案是什么呢?
(二)公共性与批判性的重建：中国的现代性方案[12]12
可见，在重新阐释“中国及其现代”的过程中，汪晖关心的正是这样几个问题：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如何可能?在国家关系领域，不同的文明就现代性问题进行文化间的交往如何可能?而在国内社会，则是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在中国语境下，此一问题就转化为“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如何可能?”通过上述对汪晖之现代性诊断的厘定并结合其学术工作，可以看出，他设定问题的内在理路在于：首先论证现代性起源于西方文明，因而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进而从经济史的角度揭示现代性是伴随着殖民主义在地理上的扩张而得到世界性的强制传播与规划，然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近代中国的传统天理观在西方现代性挑战下的瓦解过程以及伴随着文化衰败而产生的“现代个人认同”危机，最后回到晚清甚至更早的思想语境重新探究“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整合中国自身的思想遗产，建构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现代性方案。13[13]这一独特的中国现代性方案要求超越当前支配中国现代性论说的中国/西方、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实践中的那些制度创新的因素，关注民间社会的再生能力，进而重新检讨中国寻求现代性的历史条件和方式，将中国置于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中来考虑。具体而言，要求通过将去政治化的政治重新政治化，重建公共性与批判的社会理论，一方面，为批判的知识群体提供公共讨论和批判的空间，使之能够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他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另一方面，重建公共性与批判性的努力在知识体系上必然要求重建批判社会理论，将知识分子所关怀的政治自由等宪法权利之落实的诉求与其他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力量，充分重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实现知识分子与其他阶层的有效沟通和代表关系，从而建立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间的良性互动。[14] 14
1、 公共性/批判性的重建
汪晖意义上的公共性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也不同于当代中国知识界或美国中国学研究中有关中国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想象，而毋宁相当于黄宗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在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其中的同时，又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逻辑和自身特性。15 [15]中国的“公共空间”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力量，而是由国家的内部空间和社会相互渗透的结果。以“民间刊物”为例，各种“民间刊物”由官方出版社出版，这些刊物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产品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具有广泛的意义，
但是，它们既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空间，也是国家内部的空间，没有真正的力量能够拒绝国家的政治干预。16[16]可见，公共领域总是存在“重新封建化”的危险，有可能被国家、政党和市场左右。
那么，我们是否就应当由此拒绝公共性呢?不是的。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公共性，而在于承不承认公共性背后的权力关系，争取和重建公共性的努力和持续揭示媒体等公共空间的遮蔽性是并行不悖的。17[17]在这个意义上，汪晖呼唤的并不是哈贝马斯“未封建化之前”的资产阶级早期的公共领域，而毋宁是阿伦特之作为世界本身的“公共性”：共同生活在世界上，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事物的世界处于共同拥有这个世界的人之间，它的存在依赖于“共同世界借以呈现自身的无数视点和方面的同时在场，而对于这些视点和方面，人们是不可能设计出一套共同的测量方法和标准的。……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是站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上来看和听的。这就是共同生活的意义。”18[18]公共性存在于不同的视点及其相互关系，换言之，在国际领域层面，公共性要求尊重和承认不同的文明和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在国内层面，公共领域要求平等地观照不同的个体的权利诉求。
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去政治化的政治”的逻辑、重建公共性/批判性的努力就必然要求分析当代霸权的新的构成方式，打破在全球化语境下，由国家的、国际性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超国家的和市场的)三重范畴及其互动关系构成的权力网络，因为正是这种内在于当代社会的各种机制和网络、内在于人们的行动和信仰中的霸权网络构成了“去政治化的政治 ”，19[19]使得本应当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忘却了他们“向社会提供具有建议意义的符号体系”的道德承当20[20]。
2、批判社会理论的重建
批判社会理论从多向度、多视角出发，提供对社会现实之不同层次与领域的相对自主性的分析，提供对这些不同层次和领域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种特定社会组织模式的具体方式的分析，它把特定社会现象同一个社会中的各种基本力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联系起来，重视广泛的社会力量对型塑一个社会的作用;并且，批判社会理论关注并且能够说明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冲突和矛盾，并指出解决这些问题、实现某些社会进步的可能途径，它是一种政治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性。21[21]
正是在批判社会理论所设定的这些理论目标和理论任务中，汪晖看到了通过重建批判社会理论来重建社会的公共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可能性。从而，重建公共性/批判性的内在要求在知识体系上就必然转化为一种重建批判社会理论的要求。在汪晖看来，当代社会的各种社会保护运动包含着激发新的政治的可能性，但同时自身也在经历“去政治化”的过程，因而，如何克服社会运动自身的“去政治化”，将一种批判性的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课题。22[22]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批判知识分子所掌握的信息、技术优势，发挥其在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中的引导作用，将具有各种立场的人团结起来，阐发他们的共同利益，使以各种社会运动为表征的微观政治与以国家为主导的宏观制度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良性互动关系，构建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
汪晖在“各个群体和个人都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这一事实中找到了把无数受压迫的社会群体团结起来的根本性的共同支点，从而就找到了有机结合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在这其中，知识分子由于其所拥有的特定理论知识和理论使命而被推到了社会运动的风口浪尖上，成为有效勾连以社会运动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微观政治与国家的宏观政治改革的关键环节和力量。而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则在于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社会运动与民间力量间的真正的关系应当如何确立”，知识分子与民众的代表关系应当如何获得重新的检审?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实践构成了理论的基本问题?而对于社会运动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和实践必须理论思考和探索相结合?23[23]简言之，知识分子的理论知识与社会运动这一实践行动的有机结合必须从民众的视野出发，必须能有效地、真正地代表民众的声音。24[24]
三、批判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一)汪晖的理论前提
经由上述对汪晖之中国现代性问题诊断及其现代性方案的分析与厘定，可以看出，汪晖的理论前提在于其关于知识分子使命的自我理解和认识：知识分子必须自觉与霸权保持距离，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不断地反思和批判社会现实，主动地对知识与权力间的结盟保持警惕，也就是说，汪晖认同福柯所谓的“批判的心态”和“批判的生活方式”25[25]，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知识分子必须保持边缘化状态，保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正是基于这种对知识分子之批判使命的认识和理解，汪晖才会不满于昔日保有批判活力的思想界日渐丧失其批判性并转而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意识形态辩护：“曾经是中国最具活力的思想资源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暖昧不明的状态，也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 正由于此，启蒙主义的抽象的主体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题，在批判传统社会主义时曾经显示出巨大的历史能动性，但是面对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社会危机，却显得如此苍白无力。”26[26]并进而追问：“昨日是批判的斗士，今天也可能正是新秩序的辩护士。我们是否需要扪心自问：我们真的甘愿如此吗?” 27[27]
那么，必须进一步追问的是，在“知识分子天然的批判能力”这一预设支撑下的中国现代性论说可能揭示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哪些问题?又可能遮蔽哪些问题呢?也就是说，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对于讨论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有哪些知识增量意义上的贡献?其可能限度又在哪里呢?在本部分的第二节中，我将借助卡尔·博格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作用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的讨论，并以其关于传统知识分子、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为分析框架，来检讨汪晖的中国现代性论说及其理论预设。
(二)批判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1、卡尔·博格斯论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
在博格斯看来，知识分子在重建社会秩序和为变革而进行斗争中的政治作用是决定性的，“作为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源泉，从传统宗教到启蒙运动的理性、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团体都在权力和知识之间、统治和合法性之间、运动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换句话说，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参与者。”28[28]他通过区分传统知识分子、雅各宾式的知识分子、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批判性知识分子这四种知识分子类型29[29]来讨论现代性危机所导致的知识分子之政治作用的变化，其对批判知识分子对现代性危机的回应讨论可以提供一个检审汪晖之中国现代性论说的理论参照。
在博格斯看来，现代性的危机源于在工具理性主导下的进步主义、发展主义、专业主义和技术崇拜，现代性正在以这种发展主义、技术崇拜的方式日益导致社会生存之基础的退化。 换言之，在启蒙主义价值观的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这种进步观与不断增加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商品生产紧密相连，并通过许诺无限的工业增长会带来幸福而成为19世纪早期以来贯穿工业化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并贯穿于广泛的大众舆论。30[30]显而易见的是，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话语形式充当了这一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帮凶，自动放弃了他们的对抗性身份以求继续作为理性化精英、社会工程师和国家规划者而发挥作用。然而， 正是在这种现代性危机中，博格斯发现了批判性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舞台，发现进行对抗性政治的可能性。现代性危机在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思维模式和批判性思维模式之间、在统治结构和对抗派的萌芽形式之间，产生了划时代的冲突。随着危机的增强，霸权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可能进一步削弱，并因此而加剧社会分裂，从而为更可行的对抗性政治铺平道路。这种削弱潜在地导致了公共领域的复活。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批判性的公共知识分子能作为政治角色而全面参与。对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整体的挑战肯定将跨越工作场所的界限，进入社群和地方性生活的每个方面。因而，现代性危机最有希望的“解决办法”就在于“在较大的范围内经过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活力和大众赋予权力的结合而到来的激进民主政治”。31[31]这意味着反霸权政治与批判社会理论的新结合：当大众运动为集体赋予权力而斗争时，批判性知识分子锻炼成为这些运动的“喉舌”。并且，由于在大多数社会里，批判性知识分子虽然未被阻止进入公共领域，但是却被边缘化了，他们脱离了任何重大的群众基础，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统一的反霸权知识分子阶层是否能从如此分散的活动中心中产生，以及它是否能以一个超脱于个人或小团体的批判性表达的一贯态度进入政治领域?”由于知识分子并不构成这样一个阶层，他们必须有机地依附于较大的社会力量和运动，以展示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力量。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批判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假定有某种积极关系，它又是如何潜在地扩展到社会运动领域的呢?32[32]
对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追问与回答恰好构成汪晖通过“重建公共性/批判性，重建批判社会理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动员力量有效沟通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现代性方案”的检审。
以博格斯关于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作用的论说为理论参照，可以看出，汪晖对于当代中国思想界之批判性的丧失这一诊断及其提供的现代性方案对于在当前语境下重新认识中国、定义中国，探讨中国自身的现代性道路的知识增量意义上的贡献在于：汪晖拒绝用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理解“现代中国”，实际上拒绝了西方现代性展开的内在逻辑，拒绝了中国在西方现代性自我确证过程中的他者形象。同时也拒绝了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的内在困境。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与证实：
第一、汪晖对理性化概念的拒绝、对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批评，直指如下这一关键问题，即“建立在单一线性历史进步观念上的独特的西方现代性，是否依然成立?我们能否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他所勾画的现代中国思想的谱系回应了当代中国思想的危机，同时也重新唤起了那种对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可能。33[33]
第二、与第一相关，既然从根本上追问“建立在单一线性历史进步观念上的独特的西方现代性，是否依然成立”，这就意味着汪晖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内在困境，具体可以表述为博格斯意义上的技术专家治国论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内在紧张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世界性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将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纳入到了全球市场中”，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通过“政治交易”这一“去政治化”过程与权力结盟：传统的政治精英正在将自己转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但他们仍然掌控着政治权力，在现代化和改革的名义下，以极不平等的产权改革以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资产重组的方式掩盖了不平等和非正义的财产转换过程，通过新的、政治性的安排，新的社会不平等被自然化了，成为过渡阶段社会的必然牺牲。34[34]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公共性与批判性，凸显批判性知识分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知识分子的对抗，其意义就在于打破“去政治化”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技术专家治国论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意识形态的结盟所掩盖掉的那些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使改革过程和方案重新进入到国家与社会共同参与的公共性的政治辩论中，防止出现西方社会中已经出现的“合法化危机”，建立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
问题是，尽管我们可以在观念上拒绝西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我们也可以在理论上揭示西方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具有的内在困境，然而，现代性作为一种事实上构成现代知识分子发生活动的结构性支配力量，总是发现一种“紧张的、冲突的二重性：社会特权和对技术理性的义务，
与对创造性、开放话语和职业自主性的冲动共存。” 35[35]正是这种作为批判对象的现代性压抑力量自身构成了批判性知识分子之批判的限度。
在现代条件下，现代性自身的压抑力量实际上内在于理性化过程中所内含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独断。技术的大规模发展创造了一个“专家文化”，它代表了“民族”话语对具体的社会话语或阶级话语的胜利，在这一语境中，现代性允许技术专家治国型知识分子阶层在形成以后去“创造历史”，但同时又剥夺了它的创造力和改革力，那么，
第一，现代性内在要求的进步理性、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导致的科学主义正是批判性丧失的根源，科学理性有巨大的权力去吸收对抗的、批判的思维模式。然而，汪晖却对科学持有一种乐观的态度。“从表面上看，科学的‘解放’与‘控制’功能主要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更为根本的含义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亦即社会关系的改变。科学的解放与控制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具体的社会条件，依赖于由谁利用以及如何运用科学的权威力量。‘科学主义解释模式’对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完全不能区分它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功能性差别。在当代历史的某些时刻，‘科学’几乎同时发挥了它的解放和控制的双重职能。”36[36]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在解放与控制之间，如何取得平衡呢?如何就能确保知识分子批判力量能战胜科学的控制功能呢?这种对于科学解放力量的乐观主义是否也陷入了其批判的启蒙理性的盲目乐观之中了呢?
第二，与此相关的是，如果在现代性这种压抑力量下，重建公共性和批判性是可能的，那么，在汪晖拒绝线性历史进步观和历史目的论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重建一个目的论的范畴，不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图景的话，批判的根据和基础又在哪里呢?37[37]由此可以看出，汪晖在树立起批判大旗的同时，很有可能失去其批判的规范性定向，其树立起来的“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中国社会”这一规范性目标很有可能在其拒绝历史目的论的同时被消解掉了。
因而，这就引出一个必须继续思考的问题，在现代性条件下，在这个专业化时代，在这个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已经取得支配性力量的时代，一种既自主又入世(布迪厄语)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当然，这将是另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注释：
[②] 主要有: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载《读书》2009年第9期。黄乐嫣：《中国知识界：共同体追求中的分歧》，载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281页。许纪霖：《两种自由和民主——对“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的反思》，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yjy/02_xjl/002507.htm，2009年3月2日访问。慕唯仁：《两种现代性的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陈赟：《从天理世界观到公理世界观的转换——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论说》、叶隽：《思想史的崛起——读<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伍国：《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及其问题——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述书评均载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第四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钱永祥：《现代性业已耗尽了批判意义吗?——汪晖论现代性读后有感》、 瞿宛文：《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以上三篇评论载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杨念群、高全喜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1期。甘阳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型”论说》，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这其中，只有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是在分析汪晖的现代性方案。
[③] 参见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型”论说》;吴冠军：“话语分析与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一个思想札记”，载陶东风编：《文化研究》(第五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伍国：《中国阐释的范式重建及其问题》。
[④]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7～39页。
[⑤]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40页。
[⑥] 汪晖：《导论》，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版，第2～3页。
[⑦] 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
[⑧] 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7页。对于这一批评，自由主义阵营的一个回应是汪晖对自由市场的批判混淆了市场机制与权力机制，社会不公并不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由于权力这只“蛮横的脚”没有完全退出市场领域。参见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载《华夏文摘》2000年1月10日。
[⑨]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72～73页。
[⑩]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页。
11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377、380、391页。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汪晖在讨论批评西方的现代性时，采用的是共时性的地理空间分析框架，因此赞同韦伯关于西方理性主义的说法，而在进行西方思想史批评时，又斩断了理性与其西欧文化根源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在为他种文明进行的特殊性辩护时又把两者关联起来，认为二者均“无力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做出恰当分析”，这种理论立场上的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其现代性论说存在内在困境。此一论题已超过本文的论旨，在此不赘述。参见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型”论说》，第160～161页注1。
12 赵刚将汪晖的现代性方案概括为“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包括了意识形态批判、反抗、历史性、知识分子与整体性等核心内容。参见赵刚：《如今，批判还可能吗?——与汪晖商榷一个批判的现代主义计划及其问题》，第26～27页。赵刚的确把握住了汪晖的论旨与核心，但在我看来，汪晖之现代性方案的最为关键的环节毋宁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立场，对此问题的讨论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进一步展开。
[13]13 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型”论说》，第154～155页。
1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155～157页。
15 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载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60页。
16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89～91页。
17 汪晖、许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载《甘肃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8 汪晖：《导论》，第45页。
19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51页。
20 汪丁丁：《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说》，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
2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339页。
22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54页。另见吴铭：《社会保护运动与平等政治的前景》。
23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531～532页。
24 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能否代表民众发言?民众(底层)能否正确表述自身?我认为汪晖实际上回避了这一问题，而回避这一问题会使得其现代性方案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25 福柯：《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433～434页。
26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80～81页。
27 汪晖：《导论》，第45页。
28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9 同上，第3～4页。
30 同上，前言第5页。
31 同上，前言第6页。
32 同上，第183页。
33 慕唯仁：《两种现代性的故事——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谱系》，第25页。
34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47页。
35 [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第185页。
36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174页。
37 杨立华在关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讨论会上的发言，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周国兴：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