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在持续下滑，导致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分散。与此相对应，则是新兴大国群体性的崛起，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以及其他新兴国家近年来在全球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的领头作用越来越大，与传统大国之间硬实力差距在不断缩小，更重要的还表现在这些国家软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影响上。西方现实主义认为，实力是国家动用其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能力。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奥根斯基(A.F.K.Or-gansky)认为，国家的实力或者挑战现存体系的能力与国家的大小、人口、经济以及政治发展的速度和时机有关。“在现有的国际秩序完全确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后积累了足够的实力”的那些强大而不满的国家较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由于主导国家不肯让给这些国家更多的利益，它们便试图通过自身快速增长的、与主导国匹敌甚至赶超主导国家的实力，改变原有体系的秩序原则，谋求在体系中更符合自身实力的地位，以便享有那些在它们看来自己应得的特权。它们挑战原有体系的成功意味着权力由一国向另一国的过渡，标志着一个新的秩序的开启。
奥根斯基的这一理论被称为权力转移理论。他认为，国际体系并非静态，而是随着国家权力与增长率的此消彼长而发生变化。增长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数量、经济生产力和国家从社会中汲取资源的政治能力及运用这些资源促进国家整体利益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所驱使。
奥根斯基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大国的力量增长到至少为现主导国力量的80%，则该大国会被看做是现主导国及其国际体系控制力的“挑战者”。
从实证的角度看，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核心。国际体系变迁的本质就是霸权的转移和大国在国际体系权力结构中的重新排列与组合。霸权不可能永驻，霸权国的地位迟早会被新兴的崛起大国所取代。崛起国坚持以霸权为目标，霸权国则始终紧盯着任何一个可能的挑战者，其中，最强大的挑战国无疑是霸权国极度重视的国家。崛起国为获得霸权而不断积聚能量，霸权国则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霸权地位，力图最大限度地延续这种霸权地位。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竞争与对抗是国际政治斗争的轴心，绝大部分国际政治活动都围绕着崛起国与霸权国的斗争而展开，国际社会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会受到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影响。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和平与战争是国际体系稳定与变迁的保障，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是国际体系变迁的基本标志。因此，国际体系中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霸权国与挑战者之间的关系。
奥根斯基认为崛起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霸权国又由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国家”。这就形成了“满意国家”和“不满意国家”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由此可见，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关系中一般意义上权力的变更常常导致冲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从一个侧面演变成了可以具有因果联系的解释系统，旨在区分权力的一般性变更和国际系统中“主导者”与“挑战者”之间权力易位可能产生的特殊权力变更的国际后果，将国际关系中经常发生的权力再分配的重心定位在“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
权力转移理论虽然在国家层次上建立了较好的分析其冲突与战争行为的国家间对位关系模式，但是权力转移理论只侧重于“主导国”与潜在“挑战国”之间的互动，而抛弃了新现实主义所主张的系统分析模式，也没有重视对权力分配以及再分配。这样一来，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大国都成了旁观者，它们对“主导者”与“竞争者”之间的权力转移关系似乎毫无意义。而事实上，国际系统层次上大国间的权力变更涉及众多的、不同角色的国家，新现实主义更是特别关注“极”的概念为代表的系统的权力结构对个体国家的作用。
另外，当主流学者纷纷认为核武器改变了传统战争规律，使大国间的战争越来越缺乏可能性的时候，奥根斯基却认为，大国间的战争似乎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对核武器是否能够有效遏止大国间的战争持非常消极的看法。
主流学者认为，核武器减少了安全困境引起冲突的风险。即使其他大国希望颠覆现存国际秩序，大国之间的战争机制也不复存在。正如罗伯特?吉尔平所提到的，历史上，大国战争是用来重建国际秩序的工具。通过战争，崛起的国家夺取衰落中的主导国的王位，缔造一个新秩序。但是核武器的出现使这种历史动因遭遇质疑。一方面，美国呈现出更大的容忍性。因为在核时代，美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征服其他大国，不能用威慑战略代替结盟战略来实施制衡。另一方面，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现状更不易被代替。战争推动秩序改变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美国很幸运地在那个时期达到顶峰位置。奥根斯基却认为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后起国家对“主导者”的向往，也不会阻止“竞争者”用军事手段对“主导者”发起挑战。尽管他认为“权力转移”引起的霸权争夺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权力转移理论重在说明国际系统中权力集中的好处、并成为今天美国霸权维持战略的思想基础之一，但作为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成果，其对指导和预见未来大国权力再分配中的关系问题的解释与预测能力是有限的。本次金融危机的出现的确给国际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拉开了国际体系改革的序幕。目前，美国的尴尬之处在于，既必须维持对其有利的现有国际秩序，又不得不借它眼中国际体系“挑战者”的力量来应付日益复杂的国际难题。美国深知一旦“挑战者”进入秩序领导者的行列，不仅会造成利益目标多元和行动能力的下降，更将终结美国对世界资源和权力不成比例的占有，进而影响其国内生活方式，甚至价值信念的维系。因此，霸权不仅是自我优越的认定，同时也是维持既得利益的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