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针灸术里，有一种叫做“阿是穴”的穴位，不属于《针灸甲乙经》上的经络穴位名录，但也会被医者用到。据说这种穴位的来由是，哪儿痛，医生用手一按，患者应声叫：“啊——是！”而得名。显然，如果拿针治病的人，只知道扎阿是穴，就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疗法。古来医人类似于医国，只扎阿是穴的现象，在乡村治理方面也不鲜见。
已经有许多年了，在所谓的“三农问题”中，农民负担问题最为人们所关注，农民叫，大小媒体叫，某些递折子的学者更是嚷得凶，中部地区出现的少数群体性农民抗争，成了他们博取上头垂顾的资本。没错，农民的负担是重，有些地区已经重到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对于农民来说，对自身遭际最直接的感受，也就是他们的负担，但是，是不是将加在农民头上的所有负担，包括作为公民所应交纳的起码的税收统统减掉，农民就会从此富裕起来呢？所有了解中国农村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农民负担问题只是现时农村问题的表象，就事论事，无论以税费改革还是以补贴的方式解决之，都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阿是穴疗法，充其量只是暂时从精神上缓解痛苦。
近来，政府对于农民负担的“旱情”施下不少雨露，农业税的取消，补贴的到位，让饥渴中的农民喜出望外。一位朋友告诉我，最近他下去调查发现，农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种好事居然是真，有的农民甚至怀疑是不是要打台湾了，所以（中央）才对他们这么好。不过，上面的雨露固然令农民有望外之喜，但比起近来粮食涨价所带给农民的实惠，却有小巫大巫之别，也就是说，减税和补贴只是减轻了农民的被剥夺和被抛弃感，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的，还是来自市场的粮食涨价。
农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具体的说，是如何让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只要存在增收的客观因素，比如粮食的涨价，或者技术条件的改善，比如种子的改良、养殖和种植技术的输入、贷款的增加等等，都可以部分地实现目标。但从根本上说，则取决于两大基本因素，一是经济的增长和市场发育，二是制度和政策的变革。对于政府来说，有作为的空间事实上有两个部分，一是技术性空间，既农民生产技术条件的改善，二是制度空间，即通过制度和政策的改革，实现农村资源配制的优化。
政府在技术空间里的作为，多年来一直有弱化的趋势，技术的有偿服务多少还有一点，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却基本上提供不了，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基本没人管，农业技术的服务，陷于停滞，乡村的教育，要靠大部分陷于破产的乡镇财政来负担，农村的公共医疗卫生，更是私人小诊所的天下。显然，政府在这个方面应当有所作为，甚至应当把工作的重心从治理转到公共服务上来，不过，这个转变应该与制度的变革相配套。传统时代，官不在乡，农村的公共服务由乡村组织自理（包括宗族乡社等），政府基本上没有这个责任，所以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行为传统。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政权的下沉，只是强化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税收，但却罕见其在公共服务方面有起色，一方面固然由于政治传统的遗传，另方面也由于现代化的着意处在城不在乡。1920年代，一位城居有着百亩良田的地主（不在地主），在报纸上抱怨说他的生活还不如拉洋车的邻居，当然，这也许有些夸张，但靠地租生活的不在地主的生活日益下降确是实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衰败，农业收益的相对减少。新中国成立后，合作化的结果固然使农村的组织程度大幅度提高，但除了动员能力被强化之外，农村自身环境的改善依然有限，在现代化的重工业导向的大规模建设中，农村更加凸显了被牺牲的地位，在某些地区，农民就生活水平而言，没有比“旧社会”好到那里。
1980年代初推行的“大包干”制，实际上是大饥荒时代的应急产物，作为人民公社制度破产后的就急措施，当然比较好的社会经济效应，但是，这种过于粗糙的制度变革居然20多年没有进一步推进，这不仅跟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极不适应，逻辑上也难以令人置信。今后的改革，无论农村土地是坚持公有化还是实行私有化方案，但至少在产权清晰这一点上，应该是不容质疑的，否则，无论是走集约经营的大农之路，还是实现新的合作经济，甚至试验以色列某些地方实行的基布兹（KIBBOUTZ）式的共产主义农庄，都失去了前提。退而言之，即使从技术改进的角度，产权的清晰也是必要的。比如，现在北方农村的一个非常紧迫的严峻问题是，由于过分依赖化肥，土地严重板结、沙化甚至盐碱化，农民为了能够让土地保持产量，必须年复一年地增加化肥的投入，而化肥用得越多，土地的恶化就越严重，形成了恶性循环，有人形容说，等于是土壤吸了毒，身体越坏越要吸。其实，农民并非不知道这种状况是滥用化肥的结果，但却没有人愿意在产权不明确的土地上耗费改良土壤的成本。虽然政策规定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但在实际的承包操作中，大多数村庄都实行经常性的轮换，以求好地利益均沾，无论谁换到了好地上，都拼命地压榨地力，竭泽而渔，基本上不肯在改良土壤上花一分钱。在这里，制度的瓶颈已经成为技术改良不可逾越的桎梏。同样，对于农村经济的复苏来说，种植经济作物和适宜粮食深加工的优质粮食作物，无疑是一个具有前景的出路，但这种特种农业经营的大规模发展，必须相应的农业行业组织，即NGO高度发育的基础上，由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和销售以及服务，成本既高，效率且低，所以，破除以往对非政府组织的制度禁忌，无疑是又一项制度变革的急需。
更进一步，制度变革的另一项任务是，城乡的壁垒必须打破，绝对没有道理不给农民退出农业的自由，即使因此在城市边缘出现贫民窟，恐怕也只能如此。其实，这是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现代化都没能避免的问题，既然中国并没有明显的第三种选择，这种城市化的代价就目前看来，是免不了的。现在大城市城乡结合部，已经出现了贫民窟的雏形，大批在城里讨生活的农民，就挤在这些原来的农民房里，以至于这些地段的“违章建筑”越建越多，凡是这样的地方，无不居住拥挤，垃圾污水满地，蚊蝇肆虐，治安条件恶劣，连人家的贫民窟都不如。目前农民那人均一亩地来地，其实谈不上是某些人所说的社会保障，因为那一亩地起不了这个作用，不好好耕作甚至抛荒，是目前农民更为经济的选择，农民不能最终离开土地，恰是因为制度上的限制，只有打破这个限制，农村的土地才能在集约的条件下产生新的增长点。
以往中国农村的历史告诉我们，轻徭薄赋是一项被用得太多的“善政”，常常被用来救急，缓解农村的紧张局面，但是，从来这种善政加上撒胡椒面式的施舍，都抵不上制度和政策的威力，一次好的制度变革和政策施为，对农民的益处，远远大于一百次的赋税减免。中医理论告诉我们，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消除疼痛的根治方法是打通滞碍，使经络畅通，阿是穴疗法可以治标，但决不能治本，偶一为之固然无不可，但如果拿它当救命的法宝，终会误事。
来源:《三农中国》2004年夏季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