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股颇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随着拉克劳和墨菲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一种激进民主》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探讨热潮。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登陆”中国的，但国内学者真正展开研究是2000年以后的事情[40]。2002年12月13日，江苏省哲学学会与南京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在南京联合召开“后马克思思潮与后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开启了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序曲”。这次研讨会之后，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逐渐繁荣起来。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必然要追问的问题是：何为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代表人物？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关系？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理论和观点是什么？以上问题也正是国内学者关心、思考和探讨的问题，构成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现状。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基础上，本文对后马克思主义在国内研究中的成就和缺失进行评析，并对今后的努力方向进行思考。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边界
后马克思主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典型代表，国内学者对这一点基本能取得共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国内学者在界划和代表人物上存在着诸多争议。
周凡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有其复杂的“经验史”。他把后马克思主义追溯到了波兰尼，在1985年拉克劳与墨菲宣称后马克思主义之前，还有麦克弗森、贝尔、科拉柯夫斯基、阿兰·图雷纳、琼·柯亨使用或发展过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1］（37－65）。杨耕、王凤才等人也认同这种观点，但曾枝盛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的发生时间推到50年代末的波兰尼或在其之前，这种结论有些欠妥。曾枝盛坚持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更宏大的体系。他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之后，将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出现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分为左中右三翼：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里科尔为代表的“后解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激进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2］。俞吾金、陈学明与曾枝盛的划分大同小异，他们将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四大派别：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的马克思主义；以哈贝马斯、塞麦克为代表的解释学18的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墨菲等其他后马克思主义［3］（Ｐ706－707）。胡大平指出，上述这种界划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它既忽视了诸多并不同质的理论之间的差异（如哈贝马斯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明显的冲突），又直接反对不同理论家的公开立场（如詹姆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公开批评）［4］。孔明安也认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应该把哈贝马斯包括在内，因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包括德里达、福柯、鲍德里亚和利奥塔等人［5］。
杨耕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后现代思潮相重叠，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或重构的政治理论、哲学思潮。它没有思想领袖，没有统一主张，甚至没有同一脉络。他把后马克思主义分为三种不同的主导思路：其一，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来用后现代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以利奥塔、鲍德里亚为代表；其二，以后现代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同时又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并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以德里达、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其三，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寻求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并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以贝尔为代表［6］。
正如周凡所言，人们纷纷“前溯后延”式地把与拉克劳、墨菲立场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对拉克劳、墨菲思想造成重大影响以及受他们思想影响的诸多当代思想家“纳入”后马克思主义中来。因此也产生了因其外延的过度扩大而使其指义摇摆不稳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这一概念运用的精确度和规范性。但无论如何，后马克思主义从一种思想倾向到一种被广为接受和运用的理论分析范式完全确立起来了［7］。
虽然后马克思主义的边界仍然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却是非常确定的：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目标的改造，改写为一种各阶级都能接受的伦理价值；二是告别无产阶级革命；三是刷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反对元叙事［8］。不论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如何扩展，边界如何界定，在国内对拉克劳、墨菲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却是最多的。“无论从拉克劳与墨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还是从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来说，都可谓无人出其右。”［1］（Ｐ21）
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重复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焦点问题，也是国内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必然追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继承，也有所抛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模棱两可；少部分学者明确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归“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周凡断言，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将是一个“继续下去或永远继续下去的争论”。
周凡梳理了拉克劳、墨菲从马克思主义者到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过程，指出他们曾经一度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守护者。在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巨大变迁面前，反抗的主体、形式、策略都与马克思的时代大不相同，再寄希望于被传统马克思主义视为普遍主体的无产阶级去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已没有可能。然而，拉克劳、墨菲又不愿意放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尝试把后现代的话语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高度融合起来，构建一种非阶级的反抗资本的政治认同模式［9］。因此，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与基本命题，提出一系列的质疑和批判；另一方面又保留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敏锐洞识并延续马克思主义真精神。既宣告后马克思主义大大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又声称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从理论立场上看，它代表着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转型［1］（Ｐ1－2）。
胡大平、王凤才、尹树广、陈炳辉等人从不同角度表达了与周凡同样的意思——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模棱两可性。胡大平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超越“补充”的姿态，在理论上表现出明显的含糊性：一方面，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动员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激进个人政治话语；另一方面又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并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复杂的共谋［4］。王凤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解构与重建。拉克劳、墨菲的分析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他们试图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价值，恢复并再生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但是，他们的分析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肯定社会的客观性，而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反对任何最终封闭的客观性，许多部分都外在于马克思主义传统［10］。尹树广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中的关键范畴如国家、阶级和社会进行了解构式理解，只是在基本价值观、现代社会政治斗争两个方面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联系［11］。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理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思想文化进行了新的探讨和分析；另一方面又主张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范畴，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并力图通过这种解构和否定，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传统［12］。
只有李世涛和王平两位学者明确界定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李世涛指出，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观、阶级政治、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观和因果关系方面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借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从总体讲后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解构、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并由此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拉开了距离，成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矛盾、对立的一个理论思潮［13］。王平也认为，在性质归属上，后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它试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范畴［14］。
从总体看，大部分学者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也有学者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之后的一种思潮。具体来看，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卢森堡、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有理论上的密切关系，其中与葛兰西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
仰海峰把从葛兰西经阿尔都塞到拉克劳、墨菲这条线索直接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当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条线索，区别于另外一条为人们所熟知的线索。始于卢卡奇，经法兰克福学派的中介，以阿多诺为转折点，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15］（Ｐ2）。陈炳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直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后者在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后的新发展，甚至是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衍生出的一个新流派，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断裂性［16］。王凤才与陈炳辉的观点大体相同［10］。胡大平的观点稍有不同，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终结后的又一种新的历史动向，它在当代学术中的急剧生长，充分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变化，也在理论上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提供了一些基本教训。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存在着一个潜史，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表征，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逻辑后果［4］。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中，葛兰西对拉克劳、墨菲的理论联系最为密切，但卢卡奇与拉克劳、墨菲的关系却鲜为人知，也很少被人论述过，拉克劳、墨菲本人在其著述中也很少提到卢卡奇。周凡对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进行了挖掘，他将马克思——卢卡奇——拉克劳连接起来，凸显三人之间的关系。在直接的理论承继关系上，周凡认为主要表现在，卢卡奇把卢森堡自发性概念作为阐发阶级意识的蓝本，如果阶级意识是自发性的不适当变体，那么霸权概念就是阶级意识的不适当变体。相对于卢卡奇，拉克劳放弃了作为“本体”的无产阶级概念，也放弃为抢救这一“本体”而重新发现的辩证法，他致力于再造一种新型的主体［1］（Ｐ344）。
如果说拉克劳、墨菲与卢卡奇的关系是隐形的，那么与卢森堡的关系虽不及葛兰西密切，但却是显露在外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开篇，拉克劳、墨菲在对霸权概念谱系的追溯中就指出卢森堡的理论困境。国内两位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对此持不同的态度。夏莹给予了反驳，她反问：卢森堡的困境真的存在吗？她认为，拉克劳与墨菲对卢森堡进行了误读，卢森堡试图通过对特殊性（偶然性）的强调来建构一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普遍性的尝试，使卢森堡与拉克劳的霸权理论具有了本质上的相似性［17］。周凡在拉克劳、墨菲对卢森堡解读的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他指出，拉克劳与墨菲把自发性概念拨正为一种极其创造性的理论资源，从中寻觅偶然性，为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中进行主体身份建构。卢森堡的两难困境是由于受到了多元决定过程之外的必然性逻辑的严格限制，只有实际地承认偶然性逻辑的作用，才能走出卢森堡式的困境［1］（Ｐ161－164）。
拉克劳曾经指出，他的作品的主旋律就是重新阐发葛兰西的霸权概念，认为如果没有葛兰西，他们的整个思想规划将是不可能的。那么，拉克劳、墨菲从葛兰西那里继承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怎样形成自己的霸权概念的？仰海峰认为，拉克劳、墨菲通过批判本质主义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改造为话语游戏意义上的激进民主理想［18］。周凡指出，葛兰西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概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沉积到“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造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政治是对葛兰西式的语言政治学的后结构主义处理；葛兰西一直强调霸权是对其他集团的意识形态元素的多元决定与链接关系，只有在这样的霸权链接关系中，才能保证参与各种斗争的主体的自由、平等与自主性，实现社会主义，成功的政治能够从异己的、反己的力量中吸收增益性的成分，葛兰西这种观念被拉克劳、墨菲以一种独特的形式接合到自己的论述之中［19］。
张秀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对葛兰西和拉克劳、墨菲进行了比较研究。她指出，葛兰西立足于一种总体的历史主义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而拉克劳、墨菲则主要从一种偶然的连接主义视角来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后者一直声称从葛兰西那里继承了众多意识形态分析范畴，但却得出了与葛兰西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结论［20］。
拉克劳、墨菲借用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概念，对其进行了解构式的阅读。仰海峰、孔明安两位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仰海峰分析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对于拉克劳、墨菲的重要性，指出拉克劳、墨菲废除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理论的最后决定框架，使具有总体特性的多元决定理论变成了一种碎片式的链接理论，这构成了他们重新讨论霸权概念时的理论要素之一［21］。孔明安指出，拉克劳所得出马克思前后思想的“矛盾或冲突”的结论与阿尔都塞的“断裂论”存在“家族相似”。在阿尔都塞看到的标志着马克思思想成熟和科学之处，恰好成为拉克劳批判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嫌疑或科学主义之所在；在阿尔都塞认为是需要摈弃的，即马克思不成熟或不科学的、标志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地方，恰好构成了拉克劳大加改造和发扬之处［22］。
四、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及理论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诸如霸权概念、话语理论、对抗、政治理论、社会主义观、偶然性逻辑、比较研究等方面切入以拉克劳、墨菲所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霸权方面，学者们都能看到霸权是拉克劳、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核心概念，只是在具体观点上有所差异。周凡追溯了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尽管霸权逻辑实际上已经发挥了替补作用，但其正当性并没有得到认可，霸权是以一种匿名形式出场的［23］。曾枝盛指出，“霸权”的条件是对抗力量的存在和把它们分离开的不稳定边界，自主性是其构造形式，激进多元民主是其基础［24］。陈炳辉认为，拉克劳、墨菲超越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领导权，走向话语领导权，颠覆了社会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的观念，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论，表现了一种随机性、偶然性、非决定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25］。
从话语的角度，胡大平、付文忠、孔明安、夏莹等人进行了分析。胡大平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作为一种左派话语，实际上是通过阿尔都塞和拉康等人的“反本质主义”逻辑把客观的“社会”存在改写成一种主观的话语空间而形成的价值立场，在其中，政治的对抗性基础变成一种与社会条件无涉的个体对抗，政治本身变成一种话语争夺的斗争［26］。付文忠、孔明安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深受福柯的影响，为了消解马克思的总体性社会概念，把社会归结为话语，否定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肯定了话语决定论［27］。夏莹认为，拉克劳、墨菲“现实政治策略”的建构基础是语言学，激进民主政治不过是一种渗透着语言学转向的政治谋划而已，其激进性实质上是一种语言学意义上的激进性，在现实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形式的多样性［28］。朱彦明探讨了拉克劳、墨菲对福柯话语理论的继承与批判：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29］。
周凡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策略突出地表现在：全面质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并消解其主体承担者的本体论规定，同时它又坚定地捍卫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事业不再是由普遍主体宰制的特定的阶级政治，而是以等同逻辑为链条的对抗性民主话语的不断阐发与建构［30］。曾枝盛认为，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是在总结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社会主义的规划、提出“新霸权”理论、改变民主革命的主体、提出激进与多元民主，属于右倾机会主义［31］。
孔明安从哲学角度对拉克劳、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政治纲领进行分析，指出多元激进民主是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而具体目标和实践则体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32］。周凡分析了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与马克思主义政治概念相比发生的三个转变：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的转变，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的蜕变，从对立政治到对抗政治［1］（Ｐ310－338）。张之沧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继承人道主义，批判和重构了霸权概念，倡导微观权力和非阶级政治；主张从对立政治转向对抗政治，从暴力革命转向多元民主，从生产进到生活；拒斥经济决定论，反对历史和经济分析方法；宣扬差异政治、微观政治［33］。付文忠认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深层逻辑上和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观点非常一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抗消失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推翻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的革命历史终结。后马克思主义用认同政治取代阶级政治，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规划［34］。王平认为，在政治立场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政治自由主义有一种内在联姻，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在现实行动上，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15］。
曾枝盛和孔明安还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进行了研究。曾枝盛指出，后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偶然性范畴否定历史决定论和必然论、为多元政治辩护、为反对本质主义寻找借口，最终是为谋取“多元霸权”［35］。孔明安指出，链接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的核心概念。链接是发生在主体身份之间的、话语性的、偶然性的建构实践活动。拉克劳、墨菲的链接虽然力图避免近代哲学的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但却仍然避免不了其“唯心”倾向和还原论的嫌疑［36］。
王平从现代性批判的角度切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他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特征的预设。借鉴后现代主义的批判手法，后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本质主义、中心主义、二元论、普遍主义等现代性特征，并据此对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判。后马克思主义以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可以摆脱现代性，然而它在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同时，由于自身的先天论、还原论以及虚无主义特征，使得它依然归属于现代性阵营［37］。
莫雷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两篇文章都将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进行比较。在如何理解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新形势和左派所应采取的政治策略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拉克劳和墨菲主张“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建立多元的激进民主策略；齐泽克则主张从这种激进民主“回归”阶级斗争。两者的差异体现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同发展阶段，也潜在地反映了后现代政治叙事逻辑的转变［38］。在对主体概念的理解上，他们之间存在一致性，都拒斥传统的、透明的、统一的主体。拉克劳和墨菲把主体理解为话语立场的主体，主体是分散的、多元的，齐泽克则把主体理解为不能被符号秩序所整合的无意识主体［39］。在此基础上，他们消解和解构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建构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
还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对拉克劳、墨菲进行分别研究。周凡研究了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前的接合概念，陈炳辉、付文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观点上尽管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大的差异[41]，但表明了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
五、对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评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已经从“一开始的激烈反应和争鸣过渡到较为平和、冷静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路径切入后马克思主义，“以学术追问的方式不断更新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不断重塑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形’，不断扩大后马克思主义边界，不断丰富后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问题域，不断密切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生活的关联。”[42]除了以上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绩还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一手资料和二手资料的翻译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有关后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包括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2003）、拉克劳的《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2006）、墨菲的《民主的悖论》以及巴罗的《批判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巴特勒、拉克劳、齐泽克的《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2004）、墨菲的《政治的回归》（2005）、斯图亚特·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2011），保罗·鲍曼的《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2011），安娜·史密斯的《拉克劳与墨菲：激进民主想象》（2011）。这些一手资料、二手资料的翻译大大便利了国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
其次，表现在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曾枝盛是较早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他的《后马克思主义》早在2002年就于台北出版。周凡是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著名的青年学者，他主编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于2007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前者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背景、问题域及理论特征，后者全面展示了国外学者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反思、探讨与争鸣。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两本书成为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周凡于2010年出版《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个人专著，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出版的，是国内第一本比较详细、全面地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权威著作。现在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不限于曾枝盛、周凡、胡大平、孔明安，而扩展为一个更大的学术群体，张一兵、杨耕、陈学明等权威人物也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论题上有所阐述，仰海峰、文兵、夏莹、陈炳辉、张秀琴、卢春雷、王平等青年学者也撰文对相关具体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孙亮、莫雷等80后学者也介入进来，相关的博士论文已有十余篇之多[43]，还将有更多的博硕研究生将后马克思主义纳入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作为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后马克思主义以其特有的思想品质与独创性的阐释路径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成为众多理论家与学者回应的对象。”［1］（Ｐ12）
但也应当看到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足。从以上研究现状和问题的分析中也能看出，尽管国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涉及了很多方面，但是研究依然不够深入。首先表现在述评较多，理论建构不足，很多文章都是先把拉克劳、墨菲的理论或是国外对拉克劳、墨菲的研究概述一番，然后做出自己的评价；其次表现在很多问题尚处于争论当中，如后马克思主义广义上的边界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还没有定论。这可能与国内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有关。
除了要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外，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国内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首先，需要继续关注国外最新的拉克劳、墨菲研究动态，与其展开对话并吸取有益成分，以促进国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评介的层次上；其次，把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放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才能对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有更为清晰、清醒的认识；第三，应把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其同时代的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第四，拉克劳、墨菲借用了索绪尔、阿尔都塞、拉康、福柯、德里达等人的某些概念，但是极少有人对其进行综合研究，拉克劳、墨菲是如何把这些不同的概念综合在一起的？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最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演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问题，中国也同样面临着或者即将面临，我们需要思考后马克思主义某些积极的理论观点能否用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与政治？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给予我们怎样的启示？
此外，在对待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应当避免将其“神圣化”和“虚无化”。后马克思主义作为阐释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方式，既包含着很有价值的方面，同时也有值得怀疑的向度。
我们既不应当做后马克思主义的辩护士和颂扬者，也不应对之仅报以轻蔑和鄙夷、甚至激进的反对。相反，我们应该敞开胸怀，既直面它的挑战和冲击，同时也对它的某些结论和观点提出质疑。应当拒绝偏执和独断，辩证地看待后马克思主义。所幸，国内大部分学者都能坚持这种辩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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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夏 莹．论拉克劳、墨菲领导权理论的语言学基础［Ｊ］．哲学研究，2007，（7）．
［29］朱彦明．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Ｊ］．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30］周 凡．论“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Ｊ］．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4）．
［31］曾枝盛．评拉克劳和墨菲的社会主义策略［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6）．
［32］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Ｊ］．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5，（4）．
［33］张之沧．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理念［Ｊ］．江苏社会科学，2009，（4）．
［34］付文忠．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剖析［Ｊ］．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4）．
［35］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迷误［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2）．
［36］孔明安．“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偶然性逻辑——从拉克劳和墨菲的“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谈起［Ｊ］．现代哲学，2006，（3）．
［37］王 平．现代性：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与归宿［Ｊ］．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5）．
［38］莫 雷．从激进民主到阶级斗争——拉克劳、墨菲与齐泽克的政治策略的差异［Ｊ］．山东社会科学，2010，（2）．
［39］莫 雷．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概念［Ｊ］．学习与探索，2010，（2）．
[40]2000年以前的著作只有《马学新论：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黄瑞祺主编，台北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1998年版；翻译的著作只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1992年11月20日的《国外理论动态》刊载了《英国学者莱克拉奥谈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共产主义》，1993年11月童世俊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以及周凡的《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41]参见周凡的《论拉克劳后马克思主义转向之前的接合概念》，《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2期；陈炳辉的《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2期；付文忠的《对政治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读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3期。
[42]尽管周凡谈的是国外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概况，但国内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却与国外的研究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参见周凡的《后马克思主义导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页。
[43]其中，复旦大学陈学明指导的周凡的博士论文《霸权结合的哲学批判：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2004），是国内最早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博士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曾枝盛指导了三篇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分别是李志英的《拉克劳、墨菲的政治和国家理论述评》（2006）、宝艳园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理论研究》（2007）、王芳的《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述评》（2009）。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