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有人深情地说，如果不批判马寅初，中国就可以少生几亿人。更多的人则是赞赏他坚持真理的精神。但将他的讨论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也许有另一番意味。
事实上，在19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要能够正常运转，要做到所谓的“有计划、按比例”，就不仅要对生产活动进行全面计划，也必须对个人消费活动进行计划，因而，政府逐渐发放各种票证，各个单位、公社建立公共食堂，建立合作商业系统，集中统一消费。同时，政府也必须对各种要素的价格和供应量进行全面管制。
最终，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计划体制也必须对人本身进行“计划”，其中就包括人的生产，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人口生产涉及到消费品供应，也涉及到公共品供应，更涉及到劳动力供应。如果不对人口进行控制，计划体制根本就无从制定其他方面的计划。
除人口计划之外，户籍制度也是对人口进行计划的一种手段。就在人们热烈讨论人口政策的时候，户籍制度也逐渐建立起来，到1958年的《户口登记条例》完全成熟。户籍制度切断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尤其是阻止乡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增长。
马寅初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气氛中，提出其人口理论的。当时参与讨论人口问题的几乎所有人，从执政者到普通学者，都以计划经济作为其逻辑出发点。当时的理论界认为，中国人口问题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有密切联系，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因素之一的人口，应当包含在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之中，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相适应，人口也必须计划地发展。
对人口进行计划，乃是一些计划体制信奉者的一条根本而普遍的信念。当然，对人口进行计划，并不必然意味着抑制人口增长。如果信奉另外一种信念，比如相信人多则力量大，那也完全可以自上而下地安排人口快速增长。但不论在哪个方向上进行计划，都是计划，家庭的生育活动必须纳入国家整体计划。
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为控制人口提出的论证主要有两点：第一，要实现赶超战略，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就必须控制消费，而要控制消费，就必须控制人口。第二，工业化意味着机械化、自动化，劳动力将趋向于剩余，所以，要保证工业化社会之稳定，必须控制人口。
马寅初说，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教育。在此之后，即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接下来马寅初说，如婚姻法修改之后，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马寅初的论证是：抚养孩子的花费，国家的支出要大于家庭支出，因此国家理应享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
马寅初又说：况且控制人口，为的是要提高全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他们能过更快乐更美丽的生活。
笔者感兴趣的是，马氏后来是否意味着自己已陷入逻辑陷阱：既然他承认政府有如此权力，那政府回过头来管制自己的言论，似乎完全合乎逻辑。
(2007年4月12 日《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