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限制权力既包括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又包括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先秦时期，产生了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的言论中产生了许多“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对权力的限制既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前者是常规方式，后者是特别方式。
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限制最高权力的有效制度，但是，已经产生了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这些思想萌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专制和权力滥用的问题，但是，其对于权力限制问题的思考是具有积极价值的。
一、以和平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一）“天鬼监督”的思想萌芽
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墨家以“鬼神观念”为自己的论题之一，其所提出的“天志”、“明鬼”思想是对鬼神观念的直接宣扬。与此相关，墨家论证了“天、鬼”监督权力的思想。
墨家认为，当政者受到“天”和“鬼”的监督，如果统治者的行为侵害了“天”、“鬼”、“民”三者之一的利益，都会受到惩罚。墨家提出为政者的行为由“天、鬼”进行监督，凡是侵害天、鬼、民利之一者都会受到灭国之灾。《墨子》载：“其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从而贼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诟天侮鬼，贼傲万民，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子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则此富贵为暴而以得其罚者也。”（《尚贤中》）由此可知，取得政权者，如果可以实行“兼而爱之、尊鬼、利民”的政策，天、鬼就会赏赐他，保佑他的政权稳定。如果为政者实行“兼而憎之、诟天侮鬼、贼傲万民”的政策，天、鬼就会惩罚他，不仅惩罚他本人，还会惩罚子孙，甚至断其后嗣。利用鬼神观念虽不可取，但是这种约束君主权力滥用、促使统治者勤政利民的初衷是好的。而且在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相信鬼神存在，因此该理论在实际上反而真能起到约束君主的作用。
虽然儒家提倡“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但是儒家对于“天”的恭敬却一如既往（与周公的“敬天保民”一脉相承），孔子也尝试用“天”的力量来威慑君主――进而达到限制权力的目的。如孔子曾经警告统治者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这也可以看成是对统治者权力进行限制的一种思考。
（二）“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
《论语》中已经产生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思想萌芽。孔子认为，“庶人”是有权利来议论政事的，如果天下无道者当政，人民可以“议政”，如果天下有道，则不需要议论了。①
孔子认为，“言论自由”是应该受到一定原则约束的。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这段话本意是指，在社交中给他人提意见时，一定要保持端正的态度和纯良的目的，而且“过于急躁、故意隐瞒、未能审时度势”都是不好的提意见方式，这种思考对于“言论自由”的提出方式也有启示意义。所谓“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是一种基于良好动机、采取合法合理方式的意愿表达方式，这种对于“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权利的保障与制约并存的思想是有重要意义的。
此外，郑国执政子产著名的“不毁乡校” （《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施政措施也体现了言论通畅、舆论监督政府的思想萌芽，此种立场与思想堪与后世“舆论监督”思想相媲美。
（三）“道、德监督”的思想萌芽
在孔子心目中，如果掌权者违反“德”的要求，就应该惩处。如《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代行鲁国国相之职，上任不久就杀死了鲁国“乱政大夫”少正卯。《荀子宥坐》记载孔子认为少正卯“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今天看来，这些“罪行”仅仅是“缺德”而已，杀死他并没有“法律依据”，而孔子是依据“礼”来处死他的，那么什么是“礼”呢？礼是当时一切道德的依归，可见孔子是主张用“德”的标准来限制权力行使的。
老子从依“道”限“欲”的角度思考了权力限制的问题。《道德经》一书的读者应该主要是从政者和王侯，这些人既然占据着重要职位，理应对他们从道德和具体施政措施方面提出要求，这些要求也就是对他们权力的限制。
第一，老子反对统治者奢侈的行为。执政者“奢侈”行为是违反人的本性的，故老子予以反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12章），凡是“色、音、味、猎”都是奢侈放纵的行为，都会使为政者治国能力下降，同时也是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因而是老子极力反对的。
第二，为政者为民造福而不居功。老子说“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2章）”，“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34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51章）。为政者既然担当了为民造福的责任，就应该具有高于常人的奉献精神和谦卑品格。
第三，要从修身开始，不断将“道”的实践推广到更大范围。老子言：“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4章）。老子教导人学道修身，其目标是要让学习者成为为政者，最终将“道”的实践推广到天下。
第四，以谏言制度约束权力。进谏是臣之职任，纳谏是君之义务。最高统治者也会犯错误，只有将“道”进献给他，才能对其权力滥用有所约束。“美言可以市，美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弃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62章）阿谀奉承固然可以博得人主的欢心，但是人主不善言行就可以不管了吗？因此在立天子、封三公的时候，下臣进献珍宝香车不如进献“道”了。因为“道”的外延很大，不可能一次进献完毕，所以在平时君主或者官员犯错误时，下臣也有必要经常进献。
第五，为政者应该认真对待和行使权力、不滥用权力。首先，统治者不能视权力为儿戏，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态度应该稳健、凝重，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辎重）。虽然有富足的生活条件，不能沉溺其中，而应该淡然处之、超然物表。
“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其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26章)
只有将国计民生大事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才能够“燕处超然”。其次，老子反对以“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26章）的行为，“轻”的意思是轻佻、轻浮之意，就是为了追求个人感官享受（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而使民不聊生（田甚芜，仓甚虚）的行为，这会造成“民之饥、民之难治、民之轻死”（75章）的结果。再次，老子反对滥用刑罚，老子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章），此话是说军队、法庭、监狱、警察等暴力工具，是“国之利器”，它们不能经常拿出来展示，即不应滥用。最后，老子反对兼并战争，统治者为了满足扩张野心，“以兵强天下”（30章），就会把人民带入苦难的深渊。老子从正反两方面，告诫为政者一定要认真行使权力。
二、以暴力方式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
罗马十二铜表法的结语写到：“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1〕（P196）如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执政者虐待贫民群众”，则人民可以发动政变（革命）。〔2〕（P252）先秦诸子没有如此明确的表述，但是已经产生了“暴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萌芽。
（一） 武力反抗暴政的思想萌芽
先秦时期，孟子关于革命推翻暴君统治的思想是当时最革命的思想，他在两千年前竟然提出了“放逐暴君”的理论，孟子曰：“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梁惠王下》）这句话表明孟子赞成武力推翻暴君，也表明孟子希望战国时期出现一位“吊民伐罪”、推行仁政的君主能够诛暴安民。
（二）关于“人民反抗暴政理由”的思想萌芽
老子不仅提出了人民有反抗暴政的权利，而且论证了这种权利存在的根基。
首先，老子认识到了人民是政权存在的根基，他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章），这句话不是对社会现实的表述，而是对社会政治理想的表述。老子目睹了侯王自高自大、视群众为草芥、使人民如牛马的社会现实，而发出了这样的呼唤。“上以下为本”，即是天道又是人道，广大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历史推动力，以往政治家（包括儒家士大夫）都过分强调“贤人”的地位而忽视了人民的历史地位。
基于以上理由（人民是政权的根基），人民有“推举”统治者的权利。老子曰“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13章），这里讲的“寄天下”、“托天下”已经具有了把治理天下的权力交付给执政者的意思，那么以什么方式来交付权力呢？结合老子另一句话“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可知“推举”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既然人民是政权的根基、人民有推举统治者的权利，那么，如果统治者实行暴政，人民自然也就具有了反抗暴政的权利。老子说“民不畏威，则大威（反抗斗争）至”（72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章）。
三、对限制权力具体问题的思考
先秦诸子对于“限制权力”问题的思考是全方位的，除了从宏观上进行了思考，而且从微观上对许多具体措施问题进行了思考。
（一）限制君权的思想萌芽
1 孔子的思想
孔子认为，在良好的社会中，君主的权力应该受到“礼和德”的制约。第一，“礼和德”是最根本的治国之道，如果君主不依此根本之道治国就会导致败亡。只有“为政以德”才能得到天下民心。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
第二，孔子认为，“礼和德”的基本内涵是自古而传下来的，近世君主只能做细节上的损益。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
因此可知，这种“礼”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规范，是类似于近代以来国家根本法的规则。
有学者详细考证了先秦“礼”所具有的宪法性质，详见张千帆：《在自然法与一般法之间：关于“礼”的宪法学分析》，载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6~368页。第三，“礼”要求君主对待大臣必须依“礼”，“君使臣以礼”是与“臣事君以忠” （《八佾》）相对应的。第四，“礼”要求君主对待人民必须依“礼”。孔子认为君主不应该把过多精力耗费到鬼神方面，而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治理国家、安抚人民，即必须符合“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雍也》）的要求。同时，君主在治国过程中还应该“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2 孟子的思想
孟子也认为，君主的权力必须进行限制。孟子认为，君主生活不能太奢侈，君主出游必须是为了治国安民，但是现实中的君主出行劳师动众、给老百姓带来无限苦难。
孟子认为君主出行应该“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但是“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梁惠王下》）
君主这样的劳民伤财的举动，即违反天道，又暴虐人民，孟子认为对于这一类行为必须加以限制。齐景公可能要有危害百姓的行政行为，晏子及时加以劝阻，孟子赞扬晏子“‘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阻止君主犯错误有什么不对吗？能阻止君主犯错误，说明是爱君主的。”（《梁惠王下》）
有一些君主认为自己掌握的治国经验才是正确的，于是要求新上任的官员放弃以前的知识，转而向自己学习。孟子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如果君主强迫新任官员放弃自己的专门知识而向君主学习，就好像是外行人教玉匠加工璞玉一样可笑。“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梁惠王下》）
3 墨家的思想
代表平民利益的墨家学派提出了“一定要对最高统治者的权力进行限制，否则就会亡国”的思想。墨家认为，限制君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第一，设立谏议之官来矫正君主的过失。如果谏议之官能够及时发现君主错误并且不断谏议其改正，就能够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不会带来国家危亡之险。
《墨子亲士》载：“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焉可以长生保国。”第二，批判天下的“不仁”君主。“不仁之君”的言行不足以作为天下人效法的对象。同时可以推知，“不仁之君”更不可以把自己的“一己之念”颁布为法律。《墨子法仪》载：“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这是对于君主“口含天宪”、“金口玉言”的最早挑战。
第三，用“道德”来约束君主之言行。墨家认为，圣人应该大公无私，如果圣人不为其家谋私财，才可藏利于民。圣人不得为子孙谋私利。圣人的法则是亲死而忘之，这是为了天下才这样做。爱亲是本分，但是双亲既死，就应该忘记他们而马上投入到为天下兴利之事上来。如果还要固执地坚持爱有等差，那就是自私了。
“圣人之法，死忘亲，为天下也。厚亲，分也，以死忘之，体渴兴利。有厚薄而毋伦列之兴利，为己。”（《 墨子大取》）
这里已经对君主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了。
（二）限制吏权的思想萌芽
官吏的权力滥用可能会直接侵害到人民个体的利益，因此对官吏的权力行使进行限制同样重要。孔子、孟子和墨家也都提出了限制普通官员权力的思想。
孔子提出至少应该在三个方面上对官员行使权力进行限制：首先，孔子认为官职应该通过正当途径取得，如果通过不正当途径取得的官职宁可不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官吏获得官职后，应该恪尽职守，不可尸位素餐，否则不如无位，“不患无位，患所以立。”（《里仁》）。其次，更为可贵的是，《论语》中已经提出了“职权相当”的思想，比如《宪问》载“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主张官吏行使权力不能超越职权。再如《泰伯》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最后，《论语》中产生了要求官吏“权责一致”的思想。孔子认为，官吏享有执行权时，还必须承担相应义务。《论语》记载，冉有、子路辅佐季氏，季氏去攻打同宗的颛臾氏，孔子认为这种“祸起萧墙”之事应该劝阻，如果辅佐者不能及时劝阻，就应该承担责任。“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论语季氏》）
孟子认为，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官吏的权力进行限制：一方面，官员应该同时对君主和人民负责，如果出现失职的行为则应该承担责任。比如在灾荒年份，官员应该上报君主，开仓放粮，但是如果有的官员没有汇报实情，致使人民流离失所而遭受苦难，君主府库充盈而遭受人民的记恨，“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梁惠王下》）这样的官员显然是害上害下，是最大的失职。
首先，墨家认为，如果官员不能胜任其官职就不应该享有禄位。“不胜其任而处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胜其爵而处其禄，非此禄之主也。”（《亲士》）
墨家代表当时手工业者、底层人民的主张，对于尸位素餐的官员十分痛恨。 其次，墨家也提出，官员应该权责一致、恪尽职守。为官者必须主动行使权力，以符合人民利益为行为准则。
“功，利民也。”（《经上》）行利民之举，必须顺乎天时，就好像在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衣服来穿，如果“夏天给他们狐裘，而冬天给他们单衣”，就是不合时宜的“利民”了。
“功，不待时，若衣裘。”（《经说上》）
对于强大的君主官僚体系，先秦的各学派代表人物开始怀疑他们的道德修养，开始思考对权力的限制问题。这些思考还没有制度化，但是这些思考具有历史进步性，而且对于今天我们思考限制权力问题，也具有启示意义。
（三）限制政府权力的思想萌芽
司法独立、政府诚信，都可以看作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先秦诸子思想中已经出现了这类思想的萌芽形式，虽然与今天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政府诚信思想具有明显区别，但是仍然具有研究意义。
1 关于司法独立问题的思想萌芽
司法权应该独立行使，反对政治权力干涉司法权。“若使民常畏死……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老子》第74章）由专门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特别是刑杀权），是现代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春秋诸侯国没有专司刑杀的机构，有些国家即使有，也形同虚设，听任权贵干涉刑杀权。
孟子也提出了司法权应该专属的主张，孟子认为杀人者是应该被执行死刑，但是执行死刑的主体必须是掌握司法权的官员，而不是其他主体。
“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 ‘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公孙丑下》）
2 “政府诚信”的思想萌芽
孔子认为，子路为政之时能够做到“言出必行，素无宿诺”，于是得到了人民的广泛信任，在出现纠纷时，子路可以一句话就解决问题。“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
这句话未免夸大了事实，但是其中体现的思想倾向是清晰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和执政者能够取得人民的公信，才能顺利实施职权，也同时赞美了政府“信守诚信”的公共品格。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路》）在孔子看来，“言必信，行必果”是对“士”的最低要求，即使做到了这一点也仅仅是“小人（才德疏浅之人）”而已，而“从政者”连做“小人”都不够格，仅是“斗筲之人”罢了。这反映了孔子对于执政者和政府的态度，当时的执政者连“小人”都比不上，因为他们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
要求政府及执政者诚信，本身就是对人民基本利益的最大保证，孔子从个人修养、他人信任效果两个角度来阐明执政者诚信的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主张，看似简单，实际上要真正做到十分不易，可以说与近代以后“要求政府诚信”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来源: 《学术探索》20期11年第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