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杨帆教授 2012年5月在北京《新知沙龙》谈话内容，经过本人修改。
中国社会思潮按照中国方式，已走了60年，从1911年开始，走了100年，一直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独立线索,和西方标准的划分在许多方面是相反的。比如在西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是右翼，在中国是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属于左翼，而在中国凡属民主，都被划为西方民主，属于自由主义。西方左翼也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基础上的，而在中国却几乎没有。这是由于历史不同：中国是革命为基础，西方是改良为基础。也是由于制度不同，中国至今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一直到现在才可以说，中国社会思潮开始进入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这是继2000年加入WTO以来，继续与国际接轨的大事件。所谓“刚刚开始”也是有前提的：中国的制度基础是不是能够向民主转化？如果不能，则中国仍旧不能脱离极左与极右之间的循环。
2004年极右翼失败以后，左翼理论有很大发展。但由于错误的政策导向，中左中右继续受到打压，主张专制反对民主的极左思想受到纵容，并迅速聚集，在2011年酿成极大的危险，只是由于偶然的王立军事件而突然崩溃。因此，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理论思潮，都处于一个选择的路口。我现在不去对话了，已经对过很多，该说的都说过了，大家可看我的新浪博客，有非常长的文章七八篇，主要是两个月以来十几次答记者问。青年人听听有好处。理论斗争最后的胜负是实践，实践要十年以上，有待于一代人的选择。凡是搞理论的人，自己绝不会承认自己的错，十年以后他自己也不会认错，只不过是别人不听他的了。青年一代有自己新的概念，新的社会问题，新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说有代沟，这代沟越来越快，过十年大概不是一代人了。你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和我们就不一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我把我们一生所讨论的问题给大家做一个历史脉络回顾。不是说我这派就能赢，最后的结果可能是，你们即使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也不会再关心老问题，在话语符号上也不一样。你们现在都是在网络上走的，玩游戏，有你们的语言，和我们即使观点一致，立场一致，语言也不会一致。我主导经济学非主流派和经济学主流派争论20年，大多数观点是我们赢了，有人说非主流变成主流了，我说实际上是主流和非主流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和青年谈历史是必要的，让你们知道我们这代人都讨论过什么东西。任何理论的发展都不能没有理论依托和继承性。黎明老先生极其值得尊敬，写了三本大厚书，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也不行，西方文化也不行，他自己要从头创造。我替他去宣传。有一位研究孔子的学者叫张祥平认真看了，说写得不错，可惜推广不开，为什么？他的理论没有依托。凭空创造的，他的东西博大精深，但青年人包括我们同时代的人，很少有人看。思想的发展是有继承性的，也是有飞跃的。我以四分法来改变两分法，分析中国社会思潮。
可立很多标准，划分好多种类。我把二分变四分，首先就是要破除二分法。至于四分是不是站得住，是不是还可以有五分六分？都有可能。不一定四分，现在是要改变两分法，所谓左右两翼对立的思维方式应该改变。
我在10年前就提出四分，中左，中右，极左，极右。自由主义秦晖徐友渔，我们是同时代人，有很多交流。很多年前就详细讨论过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秦晖直到现在否认左派右派，他认为在中国首先是民主和专制的划分。
我把两个标准结合在一起，就可分成四种。简单说左派是社会主义，凡带“社会”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党，国际上一般认为是左翼。主张以个人为基础的是自由主义，是右翼，强调个人。左派强调公平平等，右派强调效率。中国的极左定位于民粹主义，计划经济斯大林主义，文化大革命，是极左。极右是寡头主义，现在大家骂的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寡头主义。
我们十年前对话时有共识，左派主动批评民粹主义，右派主动批评寡头主义，不让自己的主义走得太过分。10年前就已对话到这个水平。后来的实践在2004年，秦晖反对了寡头主义。2011年以来我主动抵制民粹主义，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只有这样，中国思想界才能向健康方向走，不能老是攻击对方，要认识到自己理论的局限，这才能和别人对话。无论理论界多么混乱，我们一直保持对话关系。
从价值取向上分为左派右派，从制度上分为民主与专制，就是四种。我们应该主张民主，反对专制，同时反对极左极右两种思潮，主张中左、中右这两种思潮，互相对话。中国左派右派，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除了历史因素以外，最主要就是制度基础不一样。我们官方不支持中左中右，而是放纵极左极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从极左走向极右，又从极右走到极左，老停不住，一会儿走这个极端，又从这个极端走向那个极端，极左极右互相打，打来打去，实际上压制中左中右。核心问题在哪儿？就在于我们体制不民主。
左翼社会主义者，右翼自由主义者，有共识就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这样才能根本防止极左极右，要不然中国以后还会走极端，一直走到社会崩溃为止。
中国特色最开始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中左思想。他承认民主，承认资本，又说后进国家不能完全跟西方走，所以有民族主义，民生主义。他看到资本的发展会出现新问题。三民主义要搞民主共和国，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但是他在加入过程有和西方对抗的方面，三民主义本身偏左。后来到蒋介石就不一样了，是寡头主义，就走向右边去了。中国共产党跟共产国际，在相当长的时间，除陈独秀那次右倾以外，连续三次左倾，受共产国际影响。毛泽东真正贡献是新民主主义，克服极左回到了中左。去年张木生讲新民主主义，说1941年到1948年，新民主主义是中左，也包括西方好多东西。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施行。有一个人是中国极左的精神领袖。去年中国民粹主义大幅度的兴起，真正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何新。这人理论创造东西多，是中国极左翼的理论代表人物，他近年一是鼓吹阴谋论，假设世界上一小撮犹太人有阴谋，操控金融，制造世界大战，操纵转基因。2011年11月在重庆开“世界反转基因大会”，王立军还上去做了报告。灭种说在2003年有一次，说SARS病毒是白种人造出来的，专门放给我们，黄种人都感染，白种人不感染，你一看，有点儿心惊肉跳。是不是真有这么回事？不知道。假设呗。中国的极左把这阴谋论发展成民主阴谋，说搞西方民主竞选制最好的国家，也是这伙犹太金融家操纵的。他们用民主搞垮其他国家。何新说文化革命是一场宗教革命，是带表扬的意思。如果不表扬，这话说得也有道理。自由派早年拿哈耶克套，对文革的批评不到位，他们一直说是专制主义。实际上文革是带有宗教色彩的。说它是宗教革命，倒不一定，实际近似一神教模式，不只是专制模式。专制模式，中国计划经济是左翼专制，现在是右翼专制。而文革模式恰恰不一样，虽然也有专制，但不是专制模式，而是宗教模式，就是树一个神仙，把领导人神化，直接号召人民群众，促使中层干部去执行，他们不敢腐败。专制的特点是一个领导人依靠中层，用警察官员和专家管理下层。宗教模式，中国的文革模式，是基本打掉中层，最高的领导人直接向群众发神谕，群众领悟了，行动起来，促使中层去工作，中层受到强烈的打压，神是依靠下层限制中层，这是宗教模式。依靠中层来管理下层的才是专制模式。自由主义反专制心切，就把什么都说成是专制，反而不如何新说得到位。文革的实践是失败了，如何总结还是没有到位，这是因为理论界水平低，偏执于自己那一套理论框架造成的。极左到文革时期全盛10年，走到了尽头。所以80年代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泛自由主义，除邓力群胡乔木，计划经济左派官僚以外。那时还没引进西方，大家就从马克思早年著作里找人道主义。
为了给你们讲课，我才看了看谢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左，但在中国被极左错划为右派。他们全是引经据典引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有人批判他们的社会民主主义是“反动”谬论，怎么反动了？80年代他们是我的老师，自由主义借马克思主义外衣，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首先否定斯大林列宁。到90年代小平南巡以后，才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80年代末期西方民主思想也进入中国，影响知识分子和大学生，老百姓反腐败的思想是民粹主义，这两个思潮加上马克思主义正统，就导致政治风波，集中于反腐败。那个时候腐败并不严重，但大家不能容忍。现在这么腐败大家反而可以容忍了。为什么？标准变，人也变了。
整个社会没有理想主义，世界观也变了，非常实用，非常想得开，已经适应了腐败。即使在大学，像我这样坚持反对抄袭的也是凤毛麟角。标准不是谁说的，是大家心里的标准。你们在就业的时候也没有办法，那么蠢的老板要扔你的简历，跟废纸似的，你们可忍受。我就不能忍受，我这辈子都是炒单位的鱿鱼。你们比我不幸万分，但你们可容忍，青年们还挺高兴的，觉得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你们比我们真实。
我们是受革命教育出来的，是理想主义者，不能容忍现实中那些肮脏的东西，你们脑子里恐怕没这个，社会变了，腐败这么严重，大家还过得挺好，因为大家多多少少都腐败。只要经济还在发展，就都有希望。可惜，现在快差不多了，蛋糕做不大了，分配也不均，特别是平等竞争机会越来越少，被那些“官二代，富二代”给霸占了。多亏他们首选出国，否则把北大清华位子给占了，你们怎么办？所以，应该欢送他们出国，把腐败也和国际接了轨。这样，国内还有些平等机会。没有这个机会，社会就要丧失发展动力，自相分裂了。
90年代有重大变化，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开放不谈民主。
20年以来是新权威主义，政治集权加经济自由，发展很成功的，甚至改变西方对中国的看法，有所谓“北京共识”代替“华盛顿共识”，说华盛顿的这套新自由主义右翼，还不如中国这新权威主义。2005年以后新左派发展为“中国模式”，是要夺取中国未来发展的话语权，代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当然是错误的，其核心是想继续不要民主。
90年代自由主义抛弃马克思主义外衣，把哈耶克引进中国，培养一批正式的自由主义者。这些人和我都是非常熟朋友，80年代我们都是一起的。90年代他们信奉自由主义，我80年代就是自由主义者。可惜9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们要立规矩，说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把我给排除了，我和经济自由主义决裂，也疏远了一般自由主义。
哈耶克，哈维尔，哈贝马斯，“三哈”代替马克思，成为知识界的自由主义。
1992----2003年，经济自由发挥了中国的经济潜力和人的潜力，出现特大经济繁荣，腐败和利益集团也迅速膨胀，到2003年2004年，就出现他们的理论代表-----极右的寡头主义突然聚集，借十六大换班，想把国有资产按权力分了。不是像东欧平分，13亿人一人一张股票，两种身份制，不好分。因为农民分了一块地，再分国有资产，怎么分？ 张五常说国有企业这么多年改不动，我给你们出个成本最低的，按权力划分，当官的一人一份。他提出这个看法。2004年实际上已在偷偷干，把国有和集体股份给经营者。这私有化不包括老百姓。王珏是中央党校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应属于中左，他是社会民主主义。他直接和我说，国有企业三分之一给农民，三分之一给工人，三分之一归国家。西方追捧王珏的私有化是这种私有化。张五常说的跟他一样吗？张五常说没有老百姓的事，按照当官职务就分了。
这样分，难道就简单可行吗？还有前任当官的呢？还有不掌握国有资产的权力部门？按照这个搞就不是偷国有资产，而是公开的分，进一步是公开地抢。在本质上与偷不同，涉及政治合法性，偷是一回事，公开送是另外一回事。许多人很不严肃，说偷和送反正都一样。这就是深层次的世俗化导致的犬儒主义。我们说，当然不一样，婊子就是婊子，不能立牌坊。
2004.8 是我在北京组织辩论，来50多媒体，网络上一致反对。这个时候秦晖在美国呢，写了特别长文章登《南方周末》，说这不是自由派的意思。这是以中左为主导，联合中右和人民群众，打掉极右寡头主义。
自由主义在中国改革开放起了进步作用一直20年。到小平南巡之后，去掉政治改革，集中在经济方面又发展10年，到2003年，2004年，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来得非常突然，是利用最高领导换界的机会，跟去年的极左非常相似。经过媒体炒作，国内势力的支持。你说国内什么势力支持张五常？就是那些有权力的人，差点儿就搞成了。这事受到网络上的强大反对，左派右派在反对瓜分的时候是一致的。
包括我们政法大学搞维权的那些自由主义。我问，张五常说的话你们同意吗？他们说不可能，我们这么尊敬他，他怎么能讲这种话？我说他就是这么说的，他们说如果是真的，我们坚决不能同意。这是自由主义突然走向寡头主义，极右压倒中右，在2004年被全中国人民所彻底打败。
以后左派就开始回潮。极左一直到80年代还是主流，邓力群胡乔木他们掌握权力，90年代三年回潮又成主流，但是小平南巡之后他们出局。
什么叫老左派？就是斯大林主义者，是代表中国计划经济思想这一部分，基本概念太老，大家不用他们的概念了。有人值得尊敬，很有信仰，不腐败，里面特别著名的如马宾。
腿都摔断了，耳朵也聋了，家徒四壁，工资捐给党费。他的说法就是中国搞资本主义，美帝国主义又有什么阴谋，你们要去工人中间搞工人运动，反对三座大山。老左派在2011年有大规模回潮，社会科学院几乎是成建制地去重庆开会。院长陈奎元，副院长，组织批判普世价值，批判社会民主主义。他们说计划经济比现在好，人民当家作主的，没有不平等，完全不看农民没户口。第二，他们完全以国有制代替公有制和私有制。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公有制分几种，股份公司，集体所有制，最高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在计划经济时期搞国有制是可以的，以后就应该退出。
老左派说国有就是公有，公有就是国有。必须坚持的就是国有制。
我有长篇文章肯定承认计划经济在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的积极意义。我给计划经济重新定义，和老左派解释不同，实际作用是马克思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化，是内部积累，没有对外掠夺。
并不是说可以回去。那时候也不是什么人间天堂。我说“左派没逻辑，右派没良心”，这是我的名言。你跟这些人说话，他不跟你讲逻辑。究竟国有和公有是什么关系？公有制为主体可以，不是国有为主体。他们死活就不认这个账。现在就不是搞理论，是搞利益集团。
新左派，在90年代从美国左派学过来的，都是大学教授，用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有好处，因为自由主义既然引进中国，自然有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也引入，在中国形成左右对立。问题在于中国的专制体制， 2005年以后对新左派大家提拔，很多人当了官。中国的老左派，马克思主义工程，新左派，都是极左，篡夺了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果实。2004年大家都参加了反对寡头主义的斗争，极右在中国退潮，中右继续受到打压。
中央提出和谐社会，科学可持续发展，都是纠正前一时期过分右倾的路线。但是花大钱支持马克思主义工程，理论界就更左了。刘国光先生看不惯经济学新自由主义，2005年出来批评。他说现在，我们大学里马克思主义的课没有人听，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斗争。这是回到两分法，他把2004年我们反对极右寡头主义的斗争，概括成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斗争，这种概括是不合适的。
我是怎么概括的？------泛左翼和极右寡头主义的斗争。我们反对的不是一般的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是反对寡头主义，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等于寡头主义，新自由主义代表资本，与中国权力结合才形成寡头主义。这恰恰是极左所不愿意承认的，他们只反对资本，不反对权力。
刘国光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全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者，否认我提出的“经济学非主流”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才是主流，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已教条化，已被新自由主义边缘化的事实。刘国光指出中青年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是程恩富左大培。这就完全把事情的性质搞混乱了。我杨帆是组织这场斗争的，我是什么主义？从刘国光那里就把我从马克思主义者里面排除了。刘国光写了一句，说“马克思主义以外也有一些人起了很好的作用”——这算表扬我一下？这种概括太狭隘，教条主义，典型的两极对立思维。
可以说，从2005年以后中国左翼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就是上边支持极左，扶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纵容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排斥中左即社会民主主义，甚至专门发起运动批判他们，把他们妖魔化成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修正主义”，排斥在左派之外。这当然和官方政策有关，官方不想搞民主，就不支持中左中右，宁可让中国的理论界在极右极左之间摇摆。
到了2008,2009年，薄熙来搞重庆模式还没有成气候，中国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其中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者，已受不了啦。比如辛子陵就批评中央领导太左，很担心十八大时左派要夺权。薄唱红打黑，他们更受不了啦，极其尖锐地反对。
此时，第三支极左的力量发展，民间文革派自称为毛泽东派，窃据毛泽东名义，鼓吹文化革命。如乌有之乡书店，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历从1994年就开始了，叫经济学非主流。
2003年乌有之乡成立，我是创始人之一，2004年主导“郎顾之争”，当时是在搜狐网开的，是我联系和组织的。乌有之乡只是跟着干的，没有什么名气。
我2012. 4月份在政法委主办的《法制日报》，旗下的《法制周末》接受长篇采访，讲到，乌有之乡在2006年以后逐步从中左走向极左，关键就是被民间文化革命派韩德强，张宏良，范景刚篡夺了领导权。这是中国左翼思想被极左绑架，走向邪路的标志性事件。
这个时期出现了西方金融危机，中国崛起论非常有市场，民族主义，传统文化兴起，中国人自信心和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有没有非理性，骄傲自满？现在就需要反思了。新左派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基本错误是：
误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边缘论。
说世界经济中心在美国在西方，西方剥削压迫我们。我们对外开放，纳入国际体系，一定受剥削和压迫。基本理论是国际资本和国际工人阶级对抗，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要总崩溃。
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有4亿过剩人口，农村自然经济。经过30年加入国际体系，首先对中国有好处。中国4亿农民走出农村，和外国资本的渠道结合，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入了，发挥了静态比较优势，改变了世界格局。受损失最大的是西方国家的工人，而不是资产阶级。这个竞争，是中国农民和西方工人的竞争。马克思可能没讲过这一条，中国农民出来把西方工人竞争下岗这件事，是好还是不好？
你说新左派水平低？人家都是美国留学的大学教授，怎么回避不说？美国记者倒很清楚，华盛顿日报一位资深记者，头发比我还白，他问新左派有什么错误？我说美国的大资本家都说中国好，工会反对中国，是不是这样？他说对对，是这样。那就是了。
哪个阶级跟哪个阶级斗争？这是基本的判断。中国过剩人口在农村，创造不出任何价值，这30年虽然我们只得到一个小头，但毕竟人出来了，农民得到了就业，政府得到地价和税收，特别是外汇。中国4亿农民进入城市，两亿通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改变世界格局，是中国崛起的基础。新左派讲中国模式，却不包括它，把它作为受到国际资本剥削来概括。这就是极左，否定改革开放的。
判断上自相矛盾。究竟中国模式是什么？好还是不好？一会儿说好，一会儿又说不好。他们说中国模式好，却不提中国农民工进入国际市场这件事。
第二，他们鼓吹的中国模式，实际就是不搞民主。这其实正是中国30年来的欠缺，在他们那里到成了好事。正是这样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社会问题，从薄事件也可以看出，不搞民主法治行不行？
新左派是不是就代表外国左翼，也不好说。但这理论脱离中国实际，是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判断。
第三派就是文革派。
我在乌有之乡第一次和韩德强范景刚冲突，就是要求他们坚决排除文革三种人。你们知道反右派70万人。但你们不知道，文革时期对极左的镇压。1967年第一次抓5.16；第二次清理阶级队伍；第三次抓学生造反派领袖，这都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前的事情，康生江青他们抓的。结束文化革命以后，老干部这个阶层对于文革恨之入骨，把积极参加过文化革命的人，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有的判了刑，大多数是内部控制，不许调工作，不许提拔。学生不算，已参加工作的，组织造反派，在里面亲手打过人的，当过造反派领导人的，各单位清查一遍。
2005年乌有之乡来了这样一个三种人，整天讲毛泽东伟大，文化革命多么好，给四人帮鸣冤叫屈。你们这个沙龙办了五年了，希望控制参加者，要会员制，真名字，保证是学术沙龙。要吸取乌有之乡的教训，一开始办在北航旁边，后来办到北大旁边，但大学生越来越少，发现好多上访的，他们无条件地拥护极左。和极左的讲演者互相激荡，逐步就改变了性质。这样我们这些搞学术的就不去了。2006年张宏良做股票失败以后，来这里夺权，就煽动得更厉害了。网络这个东西，你们青年人比我要更熟悉，网络极大加强了人的言论空间，特别是匿名发言没有禁忌没有责任，使民粹主义情绪几乎是没有限制地膨胀，网上匿名骂人败坏了学术风气，加强了整个社会的暴力气氛。
最近我有研究，在司马南，张宏良，孔庆东微博下面跟贴骂人的，大城市少，主要是地级市县级市的边缘知识分子。这说明我们国家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是那些进不了大城市的，考不上大学的，下海破产的，在那里骂。如果没网络，这些人绝不会在社会上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一上网就知道，网络的东西是非常容易歪曲事实的。有些势力已在控制网，拿了什么人的钱，有意的诽谤人，打击某种观点，引导某种社会思潮。这是非常有威胁的，三人成市虎，大多数人还是怕人家诽谤。所以，谁敢骂人，特别是在网络上用真名字骂人，当然就是武林盟主，极其帮凶。在这方面《南风窗》记者李北方，开创以真名骂人而不受惩罚之先河，可谓贡献巨大。他们可以和“我是流氓我怕谁”，范跑跑并列，加速中国社会的流氓痞子化进程。
重庆模式的出现，把三种左派迅速聚集，从非主流一下子提到了一个相当主流的位置。
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本来都是分散的。有人说左派不团结，右派其实也不团结，搞理论的永远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不能讲学术民主，学术上不能投票，只能是学术自由。一个人搞一个理论，永远会坚持。你不能强迫他改，他也不会改。怎么会团结成一个左派？团结成一个右派？价值观念比较相近，在一块儿凑，时间长了是朋友，这是有的。但真成为一个派别，在西方国家可以通过竞选。
思潮要成功，需要有一级政权支持。100年来国际左翼思潮好国家，是有一个苏联在支持的。苏联瓦解，中国向右转，全世界没有左翼国家，自然就没有左翼思潮的团结。
这一点美国亨廷顿讲得很清楚，他说伊斯兰宗教很厉害的，在世界有10亿人，但没有一个国家作为依托，6个核心国家互相不团结，他认为这个文明在现代化中要走下坡路。
中国文化有中央集权两千年大帝国在支持，他最害怕的就是中国文明，当然他说的是孔子。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寡头主义，当时是主要危险，利用国家政策，有美国作为学术总后台。左派没构成主要的危险，边缘知识分子挺可怜的，你还能不让人家说话了？反正上边也不听他们的，也当不了大学教授，就在网上骂骂人，你别看不就完了吗。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这是言论自由的一种表现。如果不当主流，非主流没有什么危害。
我战斗力强，组织好多事，他们称我为左派的组织者。以后写历史的时候写进去：左派在自己胜利的过程中，组织者却不是左派，真正左派领导还赢不了。这件事很有意思，你看共产党初期也是，毛泽东也不是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能打赢。王明这些人才是第三国际亲封的主流，行吗？这才是辩证法。他们打仗不行，做事不行，但他们搞理论，煽动情绪可以，败坏事业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左派真正的危险发生在2011年，一下子聚集到重庆去。依靠一级政权支撑，意在夺权。
重庆前三年的工作有左倾因素，但不妨碍在一定时期做出很大成就。井冈山打游击，土改，肃反，整风，计划经济，有没有左倾？都有。但事也做成了。
在左倾或者右倾下，可以干成事情，但目的达到以后就必须有转变。重庆唱红打黑，中央是支持的，至少是默许。这个时候，2011年该收不收，犯了很大错误，这与薄个性有关，他一贯是独断专行，不听他人意见，不与他人合作的。前三年干得不错，有左倾的因素在，其恶果没有完全显现，如果及时收兵，或可全身而退。 但是，2011年抓律师，和三左派结合，就是完全的左倾错误了。
我2011年2月出版《重庆模式》一书，第十章是我写的，已经在劝薄熙来转向民主法治。不是王志军出事以后我才批评他们的，从去年一直批评一年，几次会议发言，我整理了两天才把去年的微博都弄出来，好几万字，不断劝他们，他们不听。2011年的左倾，重庆有责任，利益格局变得太大，太快，造成了以后事变的基础。
极左派理论家也有责任，不仅不去劝阻，反而变本加厉，想把重庆模式纳入自己理论框架。双方勾结的结果，就是要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拥戴薄上台，引起了各个阶层的不安，造成了突然崩溃的基础。极左永远不能认识自己的错误，他们还在埋怨王立军，甚至说是有人欺骗王进入美国领事馆。他们为什么不想想，他们的行为是不是害了重庆？老左派，新左派和文革派，三个极左势力在去年都卷入了重庆事件，到现在也不服气，散布各种谣言为薄王辩护，那个郭松民，一开始就散布王立军一精神病的消息，现在又出来说，是有人把王骗进美国领事馆。
极左的理论体系，假设道德人为起点，首先有一小部分人天生的就是革命者，一心为公的，由这些人领导社会，用各种办法去掉人的私心，未达此崇高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
新自由主义假设人是理性的，是追求利益的，至少有一半是对的。当然有时候人不理性，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不均衡，这是我前些年批评新自由主义，早说了。???? 更荒谬的是极左的假设，说人私心来源于私有财产，所以要先没收私有财产，然后改造人性。正式因为这种理想达不到，所以我们才需要用市场经济，商品交换。要不然搞计划经济就行了。政府干预就对了，政府为什么不能强干预？因为制止不了腐败，所以只能削减权力。我虽然不是自由派，自由派的核心理念我接受了很多，比如说刘军宁说，假设干部是腐败还是不腐败？你要假设不腐败，就可以加强国家权力。如果假设控制不了腐败，就削减权力。
我们现在的腐败是可以控制的吗？控制的前提就是削减权力，而不是扩大权力去限制腐败。
极左在逻辑上是混乱的。郭松民就说，重庆经验证明，共产党传统方法是有效的。说薄经过唱红打黑，就可以控制住腐败。薄是一整套模式，他认为毛那套有用。把自己按照毛的形象来扮演，抓人，杀人，唱红，打黑，把大家都给吓唬住了，干部不敢腐败了，官不聊生，老百姓扬眉吐气，官每一月得上农村去一回，结穷亲戚。这样做短期有效，长期下去，干部也受不了。现在，谁也不去了，大家都不执行了。
根本要靠民主制度来制约腐败。恢复共产党传统资源来制约腐败，是可以的，我还是说他做得不错，给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问题是长不了。他也听了，有一个民主法制十五条。很可惜这事还没干，王立军就进美国领事馆了。这是死穴。极左套在死穴里不出来，他们自己假设的道德人，突然消失了。王立军一进美国领事馆，我就知道要彻底失败，劝左派反思，他们反而说我是左派的叛徒，韩德强甚至说我是极右派，他还要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想清理门户呢？顽固愚昧到这种地步，倒是我没有想到的。谁是叛徒？谁进美国领事馆谁是叛徒。自己不能做出打自己嘴巴的事，这件事是死穴，这些极左的人物套在里面永远出不来。
韩德强说了，等社会矛盾大了，闹出动乱，薄熙来会复出。把右派给吓坏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很怕薄熙来复出啊？我就不怕。以后如果有机会复出，一定是民主选举，我2011年5月就说了，薄熙来其实是左派叶利钦，他想当毛泽东当不成，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毛泽东复活的条件。但薄左倾的东西得到一部分老百姓拥护也是真的，如果中国继续搞寡头主义，搞得乱七八糟，薄会成为一个派别出来选，老百姓选他还是不选他？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不选他。??
去年七月，苏铁山，张勤德毕竟是老同志，不像那几个年轻人那么嚣张。他们见到我说，杨老师我们不会忘记你。我说怎么了，我还没死呢？开追悼会来了？他说，你在左派最困难的时候领导了左派，有重大贡献。现在左派能有今天的这么好的形势，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我说，左派有什么好形势？我怎么没看出来？我看你们很危险。想学毛泽东？他是历史悲剧，你们就是闹剧。他们说形势大好啊，公诉茅于轼有五万人签字。我说五万人还多吗？前十年反对日本入常签字，那时网络刚出来，半年就是五千万。
中国的社会矛盾，外国记者采访我，他们说你对重庆模式怎么看？我说前三年做得是有成效的，2011年犯了左倾错误，王立军出事不是偶然的，干得太过，引起了30年来改革开放既得利益者不满，你想用非常激烈的手段一下子改变利益格局，引起既得利益者群体不满，这是薄倒台的一个核心的问题。这样讲，倒是有些符合极左阴谋论。反正你得罪人多了，大家对你都不放心，早晚要出事。这个事出来之后，是对左翼整个运动沉重打击。上边说是孤立问题，不谈路线，只搞刑事案件。不知道极左是否同意。的确有路线分歧，这才是左右共识，而且肯定会一辩论。薄可不能和陈希同陈良宇比，的确有独特的路线。极左不愿反思，会迅速丧失社会影响，有点儿像历史上的托派。
左翼理论有空缺，右翼会借这个机会推出大量改革，把国家资源切大块给民营企业家。谁让极左胡搞的？如果让极右来主导改革，腐败会更厉害。货币自由兑换其实是放开洗钱。现在国家外汇管制非常严格，国内资产出不去。
右翼没有人制约，他们就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腐败钱大量外流，控制不了。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去年薄和极左胡搞，破坏了整个左翼运动。努力多年成果，一年就让他们给毁了。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又一次王明路线，博古31岁当红军总政委，凭什么呀？极左，嚣张什么？造成多大损失要和他们好好算账。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形势会越来越严重，可能出现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理论界会分化，中左重新形成，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中左的形成，有一部分人是从原来的左派分化出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自由派左翼。自由派会一分为二。按照国际标准，自由派左翼就是就是左派。在中国我们说的右派，在国际上是左派。
中左中右重新形成，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中左中右。在专制基础上只有极左极右。只要专制不改，中国就没法搞中左中右。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要推动中国民主。无论中左，还是中右，是顺着民主法制轨道，言论自由，平等理性对话。
现在极左继续闹事，极右趁机推行寡头主义。就是因为上边举棋不定，没有下决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
最后我再讲两分钟。在学术界要坚决杜绝语言暴力。
做暴力策划的是乌有之乡。他们搞培训，组织了一些人，专门砸人家场子，砸场子已成为组织行为，这就是从语言暴力过度到行为暴力，如果老这么砸，没人管，那这个社会暴力就更厉害了。
纪鹏说，象当年冲锋队早期。社会矛盾大了，用暴力互相打。我说有人策划。不管极左还是极右，暴力在中国要坚决遏制住。民间暴力不可能是反对专制的，有的就是专制策划出来的。上来就骂街，骂街就打架。反对民主的人马上就说民主一搞就乱。那中国还怎么搞民主？最近我坚决制止李北方。他是第二个敢用真名骂人的。有人说，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你想骂人，只能用假名，至少社会还有点儿底线。世俗化的过程中，出了一句名言：我是流氓我怕谁？后来又出了一个自由派败类范跑跑。这次是号称“乌有之乡朋友”的李北方，他敢帮助张宏良来骂我这个乌有之乡创始人。不制止怎么能行？基本的文明社会的底线，想破这个底线，谁也不行。范跑跑说，我就是怕死，怎么着？你们都怕死，你们只不过都是装孙子，我是敢说真话的小人。比你们强，你们这些人全是说假话的伪君子。
这样搞的话，社会道德全都没了。我给《南风窗》发了律师函，说你们记者李北方博客上骂了我一百多条，完全没有讲任何道理，就是从头到尾的骂人，而且用真名骂，你们杂志管不管他？不管他，我给广东省委宣传部写信。我就看还有没有人管。李北方在微博上说，杨帆到我们单位告黑状了，为了我们杂志的同事，我就暂停骂他。不过我要警告他，不可再罗织罪名，否则----，我就要揭他的老底。
等等。一个记者，这样的痞子作风，是不是很风光啊？
要知道，在发达国家，这样威胁的话也是不许说的。说了，先进公安局。认定你没有行动，再放出来。所以在日本，进公安局以后再放出来的特别多。这是一位留学日本的教授亲口告诉我的。北京也发生一起这样的事情: 一个北京大学教师玩弄了一个女孩，她气愤已极，到北京找他，说我带了一个男小伙子，带枪来了。没有想到，这个北京大学教师很有法律观念，马上报警。派出所马上就把这个女孩拘留了。
即使只是说说吓唬人，也要负法律责任。怎么可以容忍李北方这样的记者，在网上公开大骂并不断发出威胁，说大家等着吧，我正在整理杨帆的材料，看我怎么揭发他的老底吧！
公安部门，不仅要为维稳服务，也要为公民服务。一个接受这样的举报，惩罚诽谤和谩骂。最近香港一个媒体报道章子怡和薄有什么关系，章子怡要告它，这就是完全合理的。我们的公检法机关不仅应该积极受理，而且应该积极帮助举证。因为他们掌握网络上的证据，也不老百姓掌握不了。
因此不是说，我们就管不了网络上的谩骂和诽谤，其实在技术上是可以的，就是政府还没有拿来为公民服务。这才是我们应该改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