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粹主义土壤深厚
一旦出现社会危机，就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参与爆炸，在那种情况下，很可能会出现广场民粹主义的极度泛滥。
为什么中国的民粹主义将会泛滥?首先，从历史上看，从全能主义体制转变过来的威权社会，一般而言，是社会自治组织程度最为低下，民众中自治能力最为薄弱，公民的妥协性文化习惯最为缺乏的社会，另一方面，改革三十年来的“强政府-弱社会”体制下，公民社会与自治组织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无法对原子化的社会大众进行组织整合，形成有序政治参与的功能。换言之，这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缺乏多元主义因素与传统，来发挥国家之外微观多元整合的功能。
从社会学角度来说，这是一种由高高在上的威权官僚与无组织的、原子化的个人构成的社会，是缺乏中间组织来整合社会成员的社会。无数同质化的个体处于游离状态，由于缺乏中间社会组织的网络约束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与趋向。一旦国家解体或失去聚合力时，社会成员就呈碎片化的一盘散沙状态(mass society)。历史上的法国、德国、俄国，尤其是中国都具有这种类型的近似特点。
大众社会中的大众，是同质性的游离态的个体。所谓同质性，指的就是他们缺乏价值与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生活于同样的环境，感受到的是同样的压力和刺激，拥有的是同样的价值与思维方式，彼此缺乏多元制衡。另一方面，他们脱离了传统的单位与组织社会结构，又没有被现代的市民社会与中间组织所容纳。这样的个体极易被民粹主义煽动起来，形成某种特殊的运动，社会学者认为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这种由民粹主义精英煽动的大众型的社会运动，一般是反对制度化的秩序的，精英煽动家可以直接通过哗众取宠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口号与人格魅力，把大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借由这种方式使自己成为一呼百应的克里斯玛人物。在这种情况下，煽动型精英就如鱼得水。
在多元化的阶层社会结构里，各种利益集团彼此多元制衡，不同力量相互抵消，一种声音会受到另一种声音的中和、制衡、抵消与削减，但在集权官僚体制控制的，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社会里，人们在接受信息，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大体雷同。在遇到同样刺激时，其反应方式也相近，于是形成浩浩荡荡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民粹浪潮。
在不同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三种不同类型的危机，第一种是以右翼自由主义“颜色革命”，第二种是左翼原教旨“平均主义”革命，第三种是以强硬的国家沙文主义意识形态为聚合力的新极权主义。无论哪一种，都会使转型中国陷入空前灾难。
“颜色革命”、“平均主义”，或新极权主义?
第一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自由主义的挑战。当社会矛盾激化到某一临界点，政府为了挽回威信，不得不进入条件不成熟的大幅度的政治改革，以期迎合社会大众的诉求。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与个人长期被压抑的各种政治诉求，会在短时间内进入“井喷效应”，政府根本无力满足与应对这些要求。于是民众的挫折感会越来越深，各种抗争运动进一步升级，对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最后，所有问题都被简单地归结为民主化不彻底所至，民主的意识形态话语主宰了社会，由此引发政治参与爆炸。其具体机制是，统治者力求用大幅度政治改革来挽回在民众中的合法性，然而却陷入“饮鸩止渴”式的恶性循环：任何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安排都无法满足民众的迫切要求，政治“革命”引发无政府式的四分五裂，将使国家陷入更深的困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清王朝拒绝改革，结果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戊戌变法失败后顽固派进一步走向反动，引发庚子事变与八国联军入侵，统治集团威望尽失。日俄战争后，清王朝在社会压力下被迫筹备立宪，长期压抑的改革愿望被激活并释放出来，排满民族主义趁势而起，政治参与爆炸导致辛亥革命发生。帝制结束后，中国选择了当时环境下缺乏操作性的西式多元议会政治体制，结果是政府无力、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失败的右翼激进革命。
第二种危机是来自激进的左翼平均主义的挑战。在经济与社会危机深化的情况下，极左派也试图利用左的原教旨主义煽动底层民众。正如先前已经分析过的，在当下中国社会内部，上层不乏一些退下来的老干部，支持原教旨的极左思潮，中层也有要求回归文革的“毛左派”与学院中的浪漫新左派知识分子，底层有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感到失意的群众，而变了质的“唱红运动”为极左派人士在广场上呼风唤雨提供了合法舞台，这三种力量可能在极左口号下聚合起来，进而挑战现存秩序。这种原教旨主义挑战开明改革的情况，类似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伊朗的“黑色革命”。曾经不可一世、权势显赫的巴列维王朝，也坚持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改革，但这场不成功的现代化运动，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与社会不公，于是穿黑袍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家进入政治舞台中心，他们领导的“黑色革命”取得成功。事实上，许多国家之所以出现社会革命，决不是回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拒绝开放与变革，而是由于改革在取得正面成效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与相对挫折感。
第三种危机是来自国家主义的挑战。在后发展国家发生社会危机的情况下，当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出现拉锯战并引发社会动荡时，军人是唯一能重新恢复秩序的组织资源。在面临国际压力与挑战的危机情况下，民族沙文主义与国家主义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聚合力，把全国聚合起来。近代中国有一百多年屈辱与挫折的历史记忆，近年来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如果一旦陷入经济危机，或与某些大国之间发生难以解决的冲突，原子化的非组织的大众，就很容易受到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支配，百年积累的怨气，经过有偏向的历史解读与放大，会在民间与精英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民众的屈辱历史记忆会激活强烈的尚武扩张冲动，某些机会主义政客也可能为了转移国内社会矛盾而高唱对外强硬的民族沙文主义，民众因经济与社会挫折感也需要在外部世界找到方便的发泄口，对外扩张的民族主义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日本的发展受到挫折，最后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道路。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日本军国主义者，例如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早期都曾经是反资本主义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他们在日本陷入经济困境以后，把日本的问题解释为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不公正，解释为国内资本家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勾结。在日本军队内部，对上层腐败不满的中下层少壮派军人，把国内的富人看作是国外帝国主义天然的内奸。在经济危机中，少壮派军人的思想受到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挟持了整个国家。
事实上，现在国内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过去恰恰是左派人士。他们在《在中国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以及鼓吹“超限战”的畅销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国家主义，以及充满道德优越感的仇富情绪;另一方面，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与沙文主义。事实上，在某些激进的国家主义思想中，存在着与日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十分类似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左翼情结相结合的特殊文化心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经济社会发生危机，同时伴随着国际矛盾激化时，激进左派转向“反帝”的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并不是不可能的。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往往也只是一步之遥。对此人们不能不抱有高度警觉。
中国的特殊情况还在于，革命政治文化的遗产会在新的条件下发生畸变。在革命价值退化为世俗主义以后，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普世主义的人道主义，而是世俗的功利主义，否定一切超功利的人文价值，把权谋、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用阴谋论来解释国际上所有“非我族类”者的动机。他们不是去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通过理性妥协以实现双赢，而是鼓吹“你死我活”的利益观，并借用革命文化中的“反帝”口号，加上权谋论、不择手段的民族利己主义，把这些因素混杂在一起推销给大众。在出现社会转型危机时，穷兵黩武的国家沙文主义趁势而起并不是不可能的。
必须指出的是，革命文化与激进扩张的民族主义有思维方式上的同构性，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争哲学，道德优越感下的善恶两极分类，都是以敌我对立的仇恨为基础的，一个缺乏公民社会，缺乏公民文化，缺乏人性关怀的社会里，从激进革命主义到激进民族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