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人的天性，模仿是人的本能。幼童从一岁就开始呀呀学语，蹒跚学步。中国古人说：活到老，学到老。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苏联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教导青年们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说：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看起来，学习总是必要的，是好事，有时更是重要的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学习和模仿有什么不同？模仿是从形式上学习，学习是在实质上模仿。两者都是学习，模仿则是学习的初级阶段。幼儿学说话先是模仿着大人的口音、口形不断发声，慢慢学会了说话；儿童学写字总是先照着书本上或其他地方别人写的字模仿，一笔一划，先易后难，从少到多，逐渐学会了写字。母亲对孩子学说话、学走路总是耐心教导，循循善诱，满怀喜悦，不厌其烦。谁要笑话别人模仿，其实是不懂得学习的规律，是打击学习者的积极性，是否定学习。
古代某外地人到赵国的都城邯郸去，看到邯郸人走路的样子很好看，就学着邯郸人的样子走，结果自己反而不会走路了。这个典故叫做“邯郸学步”。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批评讽刺某些人硬性模仿，愚蠢照搬，费力不讨好。其实，这个人的“不会走路”只是暂时的，谁敢说他就永远不再会走路了呢？谁能断定他以后走得不会比以前更好看些呢？因此应该说，邯郸学步的人是聪明的，勇敢的；而笑话他模仿别人的人则是浅薄的，短见的。
话说现在，我们打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既要学习外国的好东西，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推向世界。这都不是百利无弊、也不会一帆风顺的，总会有利有弊，但肯定利大于弊；难免有曲折反复，但总是前进中的问题。中国人学西方，吃的方面引进了肯德基、麦当老、西餐大菜；穿的方面引进了西服、领带、革履，住的方面有洋楼、别墅，行的方面有汽车、火车、飞机。有人说肯德基不好，吃多了容易发胖，你可以不吃，但有人愿吃就可以引进，你想吃时就能吃到；有人说穿西服不舒服，你可以不穿，但别人想穿就可以引进，你想穿时也能穿上；有人说住高楼不方便，但高楼总是节省地皮，很多人还是要住；有人说乘飞机不安全，其实飞机的事故率很低，主要是它的飞行速度一般交通工具达不到，很多人还是要坐。你个人的意见可以保留，但大家的选择项多了，对你对我对他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科学发展、社会进步都需要创新，创新当然是更好的事。但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当别人的经验做法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时，当自己需要更新更好的东西时，创新就是必然的了。但如果放着别人已经有的好东西或有效的制度不学不用，一定要另搞一套，刻意地去创新，那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不一定有肯定的结果。照搬不能作为拒绝学习的理由，创新也不能作为拒绝学习的借口。敢于学习，善于学习，正是达到创新的阶梯。
学习要基于中国的国情，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国的国情是什么？其实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特色很多，很复杂。中国特色是中国自然保有的，不必要刻意追求。中国的国情有先进的方面，有落后的方面；中国的特色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现在改革开放，就是为了改进我们的国情，摒弃落后的，发扬先进的。我们向先进国家学习，其实是向外国的先进方面、好的方面学习；同时让其他国家也学习我们的先进方面、好的方面，互相交流，共同进步。
现在我国官僚贪污受贿、腐败堕落的小案、中案不说，大案要案就层出不穷。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领导到群众也都认识到要大力整治，不能任其泛滥成灾。反腐倡廉，任重道远。整治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谁都知道：“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在这方面可以说党政军民都已达到共识。在反腐败方面向先进的东西方国家学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现代复杂的社会中不能没有权力，但一定要防止腐败。西方先进国家反腐败的根本经验是什么？就是以权力制衡权力，使绝对权力既不能形成，也不能存在。防止权力绝对化，这就是反腐败的实质。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反腐败，当然要学习它们实质性的东西。这是最关键的、最要紧的。防治腐败当然离不开中央的权力，但也不能仅靠中央的权力；防治腐败不能全靠权力的集中，特别不能以“更集中的权力”来反对“绝对的权力”。
世界最发达国家美国的“三权分立、两党竞争”机制是防治腐败的有效机制，也是保证国家政治长治久安、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良好机制。我们对这套不能照搬，也是照搬不来的。他们是总统制，总统府叫白宫；我们是党委制，党中央在中南海。他们是国会，办公地叫国会山；我们是人大，办公地在大会堂。他们是司法独立，我们是公检法上边有政法委管着。两国差异是明显的，各自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但是我们对他们的体制要研究，要学习，开始不妨先模仿。党委的权力和责任要对等；人大的代表要直选，要直接对人民负责，权力责任要加大；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要增强，要通过增强独立性保障公正性，党委的领导作用更体现在建立健全公正公平周到全面的法律体系上。权力各有制约，保持多角平衡，这种实质上的学习还是必要和重要的。
中国国家的统一完整不能动摇，中国的民主法治不能不要。但中国国土的完整不一定是制度的一统，中国的民主不一定就是过去当权者的“为民做主”。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和农村长期以来就不是统一的而是“二元”的社会经济制度，不然就不会有很严重、中国特色很浓厚的“三农”问题。这种“二元化”的特色要改变，要实现“一元化”；现在对香港、澳门实行的与大陆不一样的“一国两制”更是得到国内外众多人士的交口称誉；将来对台湾还要实行更宽容的“一国两体”。大陆的民主形式也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可以试，可以闯。相对贫困落后的广大农村可以搞“村民自治”，相对富裕先进的大中小城市为什么不可以搞“市民自治”？从道理上讲，从逻辑上讲，这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建立民主机制以防治腐败，如果起初怕学不好，不妨从模仿开始，但不能拒绝学习。照搬不应该，模仿总是应该允许的。形式上的模仿是为了实质上的学习，模仿总会要上升到学习。一下子全面推开不可能，部分地方搞点总是应该允许的，试点的成功或失败总是对前进道路的探索，可以为面上的推广提供经验或教训。引进先进国家防治腐败的制度或体制总可以为国人增加社会进步和发展道路方面的选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
2006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