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代以来，中国不断经历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亡国灭种之严峻局势的威胁下，知识分子的国家意识逐渐萌生。在他们的构思中，为挽救国族危亡，亟须打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以应付内忧外患，而落脚点则在于塑造出理想的现代国民。然而，在这个重塑国家主体的过程中，代表着过去与传统的成年人被视为已经失去了参与再造国家未来的可能与资格，承载着民族希望的是拥有素质可塑性与无限未来的青少年们。这种“少年论述”自晚清以来逐步形成并流传甚广，到民国时期已成为社会舆论中的主流话语模式。利用从晚清至民国的一些时人言论可以分析这类话语模式的缘起、内涵及其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之间的关系，从而展现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崇新重少”倾向。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门逐渐打开，欧风美雨飘摇而东，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开始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同时，随着一次次的军事挫败，民族危机也愈益深重。然而，国家命运的颓败还不只是体现在器物上，早有学者论及，近代中国所遭遇的危局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的全面性危机，唯有立足于整个社会进行全面动员才能纾解这种危难的局面。①在时人看来，要克服这种危机，挽救岌岌可危的国运，只有合举国之力建构一个能立足于现代世界舞台的民族国家。因此，自从晚清救亡运动勃兴以来，维新人士创造民族国家与打造现代国民的努力就一直不绝如缕。如梁启超就曾试图区分朝廷与国家的概念。在他看来，数千年来的中国只是“一家之私产”的“朝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作为“人民之公产”的“国家”。因为现代国家的特征是“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②
在时人看来，当时能担负这一责任的，唯有那些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们。伴随着现代政治学说的传播，民族国家的意识自晚清以来逐渐为青年学子们所接受，最初以反满革命为出发点，继而转向拯救民族危机与现代国家建设。关键的问题是，伴随着整个清末民初政治体制的转型，新成立的共和国要求塑造新型的国民，而民国建立后中国的一般国民之素质却远不尽如人意。青年群体作为一种新知的载体，处于社会中相对精英或未来精英的位置上，自然被赋予厚望。他们被认为在品德与学问上都具有极大可塑性，是民族之未来所在。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以来，少年论述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本文即以“少年论述”这个术语来指陈这类论说的基本特质，笔者指陈的“少年”是一个涵义宽泛的词汇，指的是在年龄、知识、道德等各方面均代表着未来和希望的群体。其时不仅“少年”已成为一个基本的论说符号，以“青年”、“儿童”、“学生”等以年龄段或身份为标志的中心语汇也成为时代舆论的言说中心，而这套语汇一起表征出一个时代的心理倾向。因此，时人围绕青年、学生、儿童等群体展开的论说也将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如果要进一步分析这种以拯救国族为主旨的“少年论述”话语逐渐兴盛的因缘，不得不将其放在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语境中进行考察。大致说来，其包含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在急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中国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均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代际冲突初现端倪。其次，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制的逐步确立。传统社会里士子童生们青丝堆雪，汲汲于以多年的古典学习以博取科举功名。然而新式学校的大量建立，使得知识的传播与接受途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熟典通经不再被认为是成功读书人的象征，西学新知成为新的知识典范，接受与传播这些资源的主要就是新式学校的青年学生。再次，中国既有的王朝体制及作为其基本支撑的官僚士大夫人才系统，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筹莫展，无力回天，日益受到舆论的质疑。因此，一个没落的老大帝国急切需要培养出新鲜的血液来加以拯救。正是这些因素的合力，导致近代中国“少年论述”的发生与流行。这种论述模式从晚清始发端，到民国后愈加兴盛，构成了一次次以打造现代国民与国家为目标的思想、文化运动。不可忽视的是，这种言论的心理取向，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紧紧纠结。
晚清时期的“少年论述”话语
众所周知，在类似论述言论的传播者中，晚清学界巨子梁启超是最具声望的。20世纪初，曾在上层官绅精英中大肆鼓吹变法图强的梁启超，转而寄希望于青年学生，他认为唯有这个新知识群体才能担负起救国之天职，社会各界均“相与矫首企踵，且祝且祷，曰：庶几学生乎！庶几学生乎！”他强调当时的学生界责任重大，备受国人期待，“夫以前后一二年之间，而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达于此高度之点，是一国最高最重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之明证也”③。他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更是将这种期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④这种论述一经形成就一直延续下去，其影响既深且远，成为清末、民国甚至今日的一种流行话语。梁启超在积极对新国族主体进行呼召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负面的“他者”——保守顽固的“老朽者流”。他将全国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群体：“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之大敌……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之先锋。”⑤
与此同时，青年学生界也在积极进行自我动员。例如清末湖北留日学生所创办的《湖北学生界》，就曾立足于自身的学生身份进行过多次言论动员，这自然也可被看做是少年论述的一种延伸。在1903年的一篇论说中，作者即这样规划新学生的地位和作用：“学生生于二十世纪之竞争中心点中国者，胡为乎？将曰：鼓铸国民之资格，生存黄帝之子孙，以与搏搏大地之强族争雄长权也。”为了铲除国民一盘散沙的毛病，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进行社会的重新组织，“以团结四百兆同胞以成一大团体为目的，以团结各学堂学生成一小团体为起点。公益所在，不惜毁碎单数之私益，以拥护调剂之，将来学生势力之膨胀，必将以吾鄂中学生为中心点矣”。学生的地位被论者提高到不可或缺的地步：“盖学生如造国家之机器，无学生则国家不能成立。诸君亦何幸而负学生之名望也。诸君诸君，可以豪矣！”⑥在该刊另一篇名为《学生之竞争》的论说里，留日学生李书城则将学生列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他认为“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上等社会已崩溃，下等社会也愚昧而无爱国心，唯有学生能担当起救国之重任。⑦
留日浙江学生创办的《浙江潮》也发文秉持同样的看法：“学生之能自拔于奴界，共同一致而成一学生社会，为中国将来之主人翁，前途殆不远矣！”⑧不仅留学生如此，国内的学生界也有着同样的意识。南洋公学学生在思想激进的教习吴稚晖等人影响下，“思想日以浚，意气日以壮”，并且坚信“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因此发起成立公会。⑨
当时以青年界、学生界为社会动员对象的言论比比皆是，具备新知与年龄双重优势的青年被提升到优于其他所有社会阶层且代表未来希望的地位，“学生社会果何以有希冀于中国之前途也，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嫁。倘海内外之所谓学生者人人自厉(励)，相与联合，日以磨砺，将来新中国主人翁之资格毫无放矢，果何得谓中国不可为也。迩来国家存亡之问题，当局者皆熟视而无睹，而一经发起于学生，风驰而电掣，几披靡全国，学生社会之影响亦大可观矣！”⑩
不仅青少年备受关注，更有人认为改造行动应从弱冠童子做起。在晚清的革命派刊物《国民日日报》上，有《箴奴隶》文表达了儿童如白纸，教之于跪拜即为奴隶的观点，其意在指出改造儿童为改造中国人奴隶习性的根本方法。其中有言曰：“于儿童学语之初，即告以奴隶之口号；扶立之顷，即授以奴隶之跪拜；借口佩觿佩鲽之训，而赠以奴隶之徽章，不曰金玉满堂，则曰三元及第。而童子者，乃奉此口号、跪拜、徽章，牢印于脑膜而不能去。未几而入塾矣，先受其冬烘之教科，次受其豚笠之桎梏，时而扑责，时而唾骂，务使无一毫之廉耻，无一毫之感情，无一毫之竞争心，而后合此麻木不仁天然奴隶之格。”(11)
这种新的动员论述体现的是对一种新的历史主体的呼召，对国族未来重建势力的打造。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时代倾向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言论上，从晚清到民初，从清末的拒俄运动、拒美运动，再到民初的辛亥革命等各种政治运动，处处可见青年学生们的身影。“学生社会”确实随着时代潮流而发展壮大，青年学生也作为一种颇具潜力的行动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12)言论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微妙地影响着历史的发展方向。
民国时期的“少年论述”话语
不仅晚清如此，进入民国以后，类似的论述策略并未稍息，而是进一步发展，甚至达到高峰。例如民初报人黄远生等于1912年创办的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政论周刊，也是以“少年中国”命名的。他自述其目的在于去除“所谓稳健云云者之意识”，以发乎良心之言论，“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此处黄氏等人正是要以“少年”象征之精神打破“成人”代表的因循守旧之社会习气。(13)“五四”以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更是出现了不少以“少年”、“青年”等命名的社团与期刊。其中最著名的是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学会创办者在解释组织斯会因缘时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辟一新纪元”，他们声称自己所希望创造的“非十九世纪十八世纪之少年中国，亦非二十一世纪二十二世纪之少年中国，实为适合于二十世纪思潮之少年中国”。可以看出，在他们这里，少年与进取相连，价值取向鲜明。这些雄心勃勃的青年人明确指出“要之吾人所欲建造之‘少年中国’，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并世国家中为少年的，而非老大的也”(14)。
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不少中等学校学生所成立的社团与出版的刊物也以此意命名。当中著名的如河南省立二中学生曹靖华、蒋光赤等人成立的“青年学会”，北京高师附中夏康农、赵世炎等人成立的“少年学会”等，这些团体以发展个性、研究学问、批评社会为宗旨，以“养成健全少年”或“养成青年的真精神”(15)为目的。那时还有不少以讨论解决青年问题为中心的“青年问题讨论会”之类的组织，在知识青年中很流行。因为，在大家看来，青年的问题就是国家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威胁到整个民族的未来，因此也只有他们的问题才值得认真探讨。(16)
我们从当时几位在校学生的代表性言论中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里，青年学生们勇于自担责任，往往表达出一种非我其谁的豪迈气概。
时在山东一中念书的刘巍就毫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看一看我们中国社会上最急需的人物，而在现代能有篝火之希望者，不是一般青年么？论到青年的本体，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实有不可不负荷的重责，实有不可不当尽的义务；这是因为他自身的各方面，都比较其他成年人，老年人，另具着一种发扬光大的前进的使命”。(17)山东省立六中的崔万秋在热切地号召青年们起来打破偶像时，首要的就是警醒那些还跟着老前辈、老化石走的青年们：“老前辈的思想嵌入偶像中间了，然而竟还有许多青年崇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印入一些‘东方文化是国粹，西方文化要破产’及‘非儒家的人生观皆是走不通的’、‘共和不如专制’、‘革命就是捣乱’的偶像！唉！这种无意识的崇拜，造成了多少头脑混沌的奴隶式的青年！”在他看来，“传统，习俗，没有不是思想的桎梏”(18)。广东高师的褐参化则一再提醒同辈“不可如成年人之固执，老年人之暮气”，与此同时，他还极力呼吁要锻造一种“大青年主义”，青年的独特性是显然易见的，他们应避免步成年人的后尘，“青年的人生观，即是青年的，又是人生的。我们切勿走成人的路，尤其不可走非人生的路。凡多所顾虑，心为形役，天真消失，精神过熟的，就是‘成人之路’”(19)。有意味的是，与青年相对的“成人之路”在此已成为一种负面的指称。
而在某些人看来，最为关键的问题是青年人不仅年龄与心态上优于年长者，
他们具备的可塑性与接受的新鲜智识，在一个崇新重少的社会中，使得他们在知识甚至道德上都具有相对的优越性。时年24岁的商务编译所国文编辑唐敬杲，就在青年与老年之间划下了鲜明的鸿沟：“青年们啊！我们那些在现在社会上鬼混的老前辈，学问丰富的，脑力充足的，未尝没有；但是我觉得，他们大概被社会所恶化了；他们的思想成为固定的化石了，他们的性灵被权力金钱所汩没了，他们的脑筋嵌入偶像中间了，他们在习俗、传统面前树了降旗了，他们的奴性是养定的了；我觉得思想上的贡献在他们身上，没有多大的希望了。于是乎我不能不转过身来，向着我们的青年界，要把这个神圣而光荣的大使命，责望于我们还没有被社会所恶化，纯洁，勇敢，英奇卓拔的青年。”(20)
不仅这些新青年们自视甚高，向来自居为社会模范的精英士人们也日益将希望寄托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读书人阶层中的新生代群体身上。尤其是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们对社会新生力量的企盼也进一步增强。代表未来的青年人的生命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结为一体，代表过去的成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即是牺牲于青年人的事业。正如李大钊所说，青年应当“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毁之”，从而“新造民族之生命”，“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21)这样一种以塑造即将担当家国重任的青年形象为主题的论说，基本上已成为那时新文化知识分子的共识。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中亦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声：“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砟，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陈氏在激情昂扬的话语论述中，建构了一对形成鲜明比照的形象，即新鲜活泼的“青年”与陈腐朽败的“老年”，后者理所当然要被前者所取代，因为“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向来崇长尊老的社会里，所谓的“青年”也已都被“老年”同化了，“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我们看到，在这里“老年”甚至被当做动词使用，其与腐朽、僵化、堕落等负面形象之间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在这样一种清晰的社会进化论思维支配下，打造一批能担负重建国家使命的“新青年”自然就是当务之急。因此他紧接着就郑重地向拟想中的“青年”们提出了六种后来广为人知的期待：“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旧价值的对立也象征着新旧群体的疏离与分裂。陈独秀所寄予厚望的也正是代表着“新”的这一群体：“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22)胡适等人也认为“社会上许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坏了”(23)。国家主义派的曾琦甚至认为“三十岁以上之人，殆皆染有专制时代之余毒，不足语真正之共和，欲期共和之实现，不能不有望于未来之青年，三十岁以下之人物矣”(24)。
到了1923年，在一片“到民间去”、“劳工神圣”的口号声中，时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却仍然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创刊号上反复强调青年学生地位的重要：“死的中国社会，自戊戌变法以来，除了少数知识阶级的青年外，都是一班只知道吃饭穿衣生儿子的行尸走肉。现在这班行尸走肉，比较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时，更要沉睡过去，在社会上奔走呼号的，不过是少数青年学生，这班青年学生愈为一班行尸走肉所厌恶，他们的责任愈加重大呵！”(25)文学研究社社长郭沫若也在1928年的一篇文字里叙述道：“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步骤之一，应当是人的改造。人的改造应该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26)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从时代的客观环境与青年学生的主观特性出发进行的针对性动员也未消歇：“现时代的青年学生，在客观环境方面，是脱不了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不幸命运，同时，在主观的心理方面，一则具有较人纯洁和清晰的思想，一则具有较人充盈和热烈的感情。”在作者看来，消极的外部环境恰是青年奋起承担责任的起点，“学生在思想上，对旧时代的罪恶，有了纯洁而清晰的认识；在感情上，对破坏和创造的事业，有了强旺而热烈的冲动：这在主观方面，便具有了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在社会上，学生遭受了种种问题的围困和压迫，更无异在客观方面说明了他自身的革命的必要性”。(27)
不仅如此，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本处于无忧无虑阶段的儿童也日益被建构及塑造成为象征国族命运的重要符号。鲁迅即曾明确提出：“儿童的情形，就是将来的命运。”(28)在一份以儿童为预设读者对象的刊物中，周瘦鹃也发出热情洋溢的号召：
儿童，是未来的代表者，所以我们对于未来的一切希望，也就整个儿属于儿童们的身上。我们是渐渐地老了，不中用了，眼瞧着这内忧外患相煎相迫的祖国，除了摇头太息外，谁也想不出一个挽救的方法来。所希望者，只得希望我们的富有朝气的儿童们，将来都能把救国救民的一副重担，挑在他们的肩头，仗着大刀阔斧，杀出一条生路来，使我们这可怜的祖国，终于有否极泰来的一天。可爱的儿童们啊，你们是我们绝望中的一丝希望，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我们目前虽然沦陷在地狱之中，却期待你们快快长大起来，拯救我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的主人翁，你们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29)
不论是要儿童培养德行还是努力读书，这些规训话语都指向了更高一层的目标，那就是拯救国家。在该刊物的另一篇文章中，一位成人作者便希望通过呼吁儿童培养强健体格，注意个人清洁卫生，以此来改变有关中国人的孱弱身体形象：
小朋友！要知道，现代的战争，是惨苦艰难的民族战争，全赖身体坚强。能作艰苦的奋斗，才能出去作战，而我们的老大中国，虽有数千年的文化，可是民族的体格，衰弱到极点，所以西人称我们东亚病夫国……要雪国家的耻辱，建设新的中国，若非有坚强的体魄不可，盖强国必须强种，强种必须从幼时做起，从今以后，要锻炼铁般的体魄，才能雪耻。小朋友！牢记着这话。(30)
可以看出，这种对“理想一代”的规训话语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此亦可见类似“少年论述”的影响力仍然是无远弗届的。
基于如上史实，我们可以作如此判断，在民国时期的整个历程中，这种以国族重建为中心的主体想象是贯穿始终的。如“儿童”、“少年”、“青年”、“学生”等语汇，不论是作为政治或社会实体还是象征符号，都成为怀抱革新社会、振兴国家志愿之时人反复论及的对象。
“少年论述”话语与近代国家认同危机
我们在梳理“少年论述”的同时，不能不将之与近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危机及其转型联系起来思考，因为这样或会加深我们对复杂历史进程的理解。“认同”是当代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国家认同就是处于国家决策范围内的人们的态度取向。民族国家的认同包含两个互相依赖的层面，其中一个层面呈现了人们认同行为的强弱，它可以用合法性尺度加以度量。另一个层面则是人们认同的实质内容，也就是国家本身，而国家又是通过两种途径，即它的行为和它所主张的精神基质来界定自己的。(31)我国台湾学者江宜桦曾将国家认同区分为三个逐渐递进的层次：首先是族群认同，其次是文化认同，最后是制度认同。从客观的血缘纽带与族裔身份认同，到主观地建构起一种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而产生的对于某一政治共同体的主动归属感，这是一种层次上的向前推进。(32)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处于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民众忠诚对象从王朝转向现代民族国家。在传统社会里，“中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概念，而以儒家理论为主建构起来的政治秩序，也是一套力图容纳一切的普世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中国”这个概念必须容纳东亚这片大地上许多族群的文化。汉代的五帝系列将各族收纳在一个可以串联的谱系，而以黄帝为统摄许多族群的祖先，就是一例。这种以文化或血缘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认同谱系，与18世纪以来从西欧发端的现代国家形式——民族国家，是完全相异的。以此为标的再造中华遂成为许多读书人之梦想和努力方向。
我们知道，晚清以来，以梁启超为滥觞，开启了读书人论证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之先河。梁启超在1899年时即提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这主要是由于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一直“同处于一小天下之中，未尝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33)。在这种几乎与其他发达文明隔绝的背景下，遂造成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国家观念的匮乏。因为“国家”之名乃“立之以应他群者也”，若是“世界而仅有一国，则国家之名不能成立”。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使国人“视其国如天下”，国家思想不发达，乃至于“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34)清末另一位很有影响的读书人杨度也认同梁氏的观点并将之发扬光大，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之国家，为东方唯一之国家；中国之名称，不能求一国名与之对待”，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无国际之名词。而中国之人民，亦惟有世界观念，而无国家观念。此无他，以为中国以外，无所谓世界；中国以外，亦无所谓国家”。(35)
到了清末民初，志士仁人试图以民族国家替代王朝共同体。章太炎等人提出以黄帝纪元代替清室年号，以之作为国家正朔，乃至于五族共和理论的倡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提出，都是在力图寻求建构一个包容各种族群、文化的多元国族共同体。著名学者张灏曾指出梁启超的思想代表着世纪之交儒家经世致用的理想与现代新思想价值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纽带。天下大同的理想逐渐被抛弃，国家被承认为最高群体，同时国家的道德目标已转变成为集体成就和增强活力的政治目标。(36)近代中国人思想意识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即是“从天下到国家”，与之相应的就是在政治身份意识上的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目前学界对这种变化趋势已经有不少的探讨反思。如美国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列文森就曾指出，近代中国思想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就是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过程。(37)伴随着国家认同之变化而同时转型的，是个体的身份认同；中国国民的政治忠诚对象从传统王朝逐步转向现代国家。然而，新成立的民国在政治、外交、社会等各个方面均混乱不堪，民族危机不仅未获舒解，反而进一步恶化，令国人大失所望。美国著名学者白鲁恂亦曾在研究中指出，东方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西方冲击下其自我形象遭到严重的侵蚀。转型时代的读书人们处于新的经验与旧有传统的认同危机压迫之下，一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开始苦苦寻求新的认同对象。建构一个崭新的“少年中国”以彻底摆脱国家的耻辱和危机处境，遂成为一种可能的途径。
因此，这种将青年、少年、儿童等与“国家”、“国民”等概念相联系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社会公众对青少年的集体政治想象。在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段，由于内忧外患交相侵逼，政治精英及知识阶层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必须寄希望于未来，故只有将这些国之寄托的年轻人“塑造”成能够担负国难与复兴民族的“未来国民”，才能够力挽中国于倾颓，实现建立一个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
这种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少年”(包括青年、儿童、学生)与“国家”之间对应关系的想象，其实正好切合了晚清以降的时代需要。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内忧外患不止，面对越来越深重的国族危机，读书人在筹划对上层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因应世变的同时，也注意到要对下层社会的普罗大众进行全面改造。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之所以衰颓如斯，正是因为千年来愚昧、无知及保守的国民劣根性在作祟，这种劣根性一日不除，国人就永远只是仅仅懂得匍匐跪拜的奴隶或臣民，而不可能成为献身于国家富强的现代国民。然而，在“从臣民到国民”的转变过程中，大部分的国人都已积习颇深，无法根治了。因此，知识分子们唯有将目光转向那些入世尚浅、保持纯真状态的青少年们，因为他们就正如一张白纸，只要放在现代教育及知识体系中不断熏染浸渍，必能成为一个在道德和知识双方面均合乎要求的现代国民。
这种打造现代公民的急切冲动，与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从封建王朝转向民族国家的趋势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国家认同危机及其转型和“少年论述”话语之间的深度缠绕，正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无法忽视的节点，值得我们后来人再三思索。
注释：
①参见邹谠《中国二十世纪政治与西方政治学》，《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从宏观历史与微观行动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②④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1900年2月10日。
③梁启超：《敬告留学生诸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1页。
⑤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1901年6月8日。
⑥《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
⑦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1903年2月。
⑧《杭州美国浸礼会蕙兰书院学生退校始末记》，《浙江潮》第4期，1903年4月。
⑨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⑩《江南水师学堂之鬼蜮》，《苏报》1903年6月20日。
(11)佚名：《箴奴隶》，《国民日日报》1903年6月8日。
(12)关于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桑兵教授曾做过详细的论述，他为我们展现了既承载新知且又具备行动勇气的青少年学生们，对近代社会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的复杂情形。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3)《〈少年中国〉之自白》，《少年中国》周刊第4期，1912年12月12日。
(14)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20页。
(15)参见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9～110页。
(16)本刊同人：《发刊旨趣》，天津青年问题讨论会编《青声》(不定期刊)第2号，1923年7月24日。
(17)刘巍：《中国青年在现代应有的精神》，《学生杂志》11卷3号，1924年3月。
(18)崔万秋：《青年思想之改造》，《学生杂志》11卷6号，1923年6月。
(19)褟参化：《一个简单直接地青年的人生观》，《学生杂志》11卷3号，1924年3月。
(20)唐敬杲：《自由思想与青年》，《学生杂志》9卷2号，1922年2月。
(21)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
(22)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
(23)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5月。
(24)曾琦：《国体与青年》，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第16辑，1993年。
(25)实庵：《青年应当怎样做》，《中国青年》第1期，1923年10月20日。
(26)郭沫若：《儿童文学的管见》，《童话评论》，上海新文化书社1928年版，第194页。
(27)陈以德：《现代学生的责任》，《现代学生》1卷3期，1930年12月。
(28)鲁迅：《上海的儿童》，《申报月刊》2卷9号，1933年9月。
(29)周瘦鹃：《〈儿童周刊〉发刊词》，《申报》1933年12月10日。
(30)严懋德：《锻炼如铁般的体魄，才能雪耻》，《申报》1937年1月31日。
(31)姚大力：《变化中的国家认同》，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32)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24页。
(33)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6页。
(3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页。
(35)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36)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页。
(37)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vol. 1,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p.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