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2004年中央又作出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部署，201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回良玉副总理代表中央作的工作报告又提出“三化同步”的新理念，这三个提法，每个都较前一次有大的发展。
“统筹”只是说要统一考虑；“一体化”比“统筹”又进了一步，它体现出城乡不仅仅要统一谋划，而且要实现一体化的发展理念。但一体化应“一体”到什么程度，还不是太明确。“三化同步”进一步清楚地告诉人们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要同时发展、同步发展、同样发展，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发展关系，有了一个明确的标准和尺度，可见“三化同步”的含义更清楚明确。我们认为这种提法，不光是一次重大的理念创新、理论创新，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新调整，一次具体工作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三化同步”，把握其深刻内涵，是推进“三化同步”的关键。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定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这个问题要从四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三化同步是对三大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对三大文明的具体实践;第二个层面就是农业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正在不断吸纳工业文明的理念，和工业文明融为一体;第三个层面就是农村作为农业文明的载体，正在不断实现社区化、城镇化，也在吸纳城市文明，向新农村发展;第四个层面就是农民作为农业文明的创造者，正在融入二、三产业，融入城市。
先说第一个层面。“三化同步”实质上就是对三大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三大文明的具体实践。人类文明主要有三大载体。首先是农业文明，然后是工业文明，再后来是城市文明，其他方方面面的文明都是以这三大载体为依托的。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误区，认为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农业文明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最落后、最腐朽、最该抛弃的文明。纵观人类发展史，农业文明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乃至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文明史就是一部农耕文明史。是农业文明把我们从远古带到今天。全社会都应树立这样一个理念:农业文明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的深刻哲理，只有农业文明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文明。农业文明是与工业文明、城市文明并行不悖的一种文明形态，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没有农业文明的文明是残缺的文明，没有农业文明的社会是危险的社会，没有农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大国、农村大国来说，深入推进农业文明的发展是重中之重，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来说，它是传家宝。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包括其他民族都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文明，在历史上都曾辉煌过，但是其他的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没有中断，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有着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作载体。在农业社会就是靠农业，农业文明中断了什么都难以存在。事实上，世界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哪个不是三大文明同时发展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首先应该把农业文明继承发扬光大，这才是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最有特色、最能独树一帜的文明，最可持续的文明，生命力才最强。十八世纪之前，中国是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十九到二十世纪，中国是工业文明的学习者;今天，中国成了外来文化的盲从者，不管好与不好一律跟着西方跑。学人家是必要的，但首先要守住自己的文明原点，由原点继往开来，把原点发扬光大，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世界上打造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什么叫“中国特色”?这就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无法比拟的特色。
第二个层面，就是农业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正在不断吸纳工业文明的理念。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是截然不同的，传统农业只在一产上做文章，现代农业则是一个以一、二、三产联动，上中下游一体，产供销加互促的完整产业体系，在一产的基础上融入了二产、三产，建构一条包含一、二、三产的完整产业链。也就是说，现代农业既要用现代技术、现代管理、现代设备改造提升传统农业，又要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更要发展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构建成新的产业体系。总之，就是用现代工业的理念形成一个涵盖一、二、三产完整的产业体系。
第三个层面，即作为农业的载体，农村正在向社区化、城镇化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许多方面都在不断学习城市的现代理念，建设具有现代意识的新农村。
第四个层面，作为农业文明的创造者，农民正从一产走入二产、三产，从田间走向车间，从田头走向码头，从乡村走进城市。
以上这四个层面的融合点，就是三大文明正在相互渗透，形成互促共进的统一体。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仅靠“两轮驱动”，必须是“三驾马车”。光有工业化、城市化“两轮驱动”，动力很强，但平衡机制缺失。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驾马车”同时拉动、并驾齐驱。只有这样，经济社会的发展才会既有强大的动力机制，又有平稳的平衡机制，才不会走偏。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认识“三农”之间的关系
农业现代化主体是谁，是农民;它的载体是谁，是农村。也就是说，谁来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是农民;“在哪儿建?只能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农民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建不成现代农业。正如费孝通指出，“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这是因为“集约种植五谷作物的农民构成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他们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深厚基础。”因此，推进三化同步，首先必须推进农业的主体同步和载体同步，主体和载体不同步，三化就同步不了。这里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培育现代农民，二是建设现代农村。
首先，要培育现代农民，只有有了现代农民，现代农业才有了主体和主力。目前全国农村有5亿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只有7年多，还有1亿多初中生不能上高中就直接走向社会。九年义务教育不能满足城市化、工业化的需要，现代产业工人没有高中以上的水平很难适应，应该延长义务教育时间，至少12年。农村职业教育落后，发育很差，特别是带“农”字的学校纷纷关门或者改牌子。河北省有5万多个行政村，全省100多万名职业学校学生中，学习涉农专业的只有几千人。上个世纪末，全省农业中专15所，农业中学60多所，到2008年锐减到3所农业中专和4所农业中学。几年前全国有40多所带“农”字的大学都要求把“农”字去掉，因为带着“农”字不好招生、不好分配，但上面没有批准。印度有1万多所大学，80%是培训职业技能型的，出来就当工程师，特别重视职业技能方面培训教育。中国农业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没有一支稳定的职业化农民队伍，农村青年没人想一辈子当农民。全国调查只有7%的农民工有回乡种地的想法，百分之九十几都不想回去，因此，培养出一支稳定的职业化农民队伍，才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
这里又衍生出一个问题，现在不论媒体也好、政府也好，都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引导农民找准自已的职业定位，对职业的选择要有一个理性的判断，不能光听舆论忽悠。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在家种地，不光是经济动因，很大程度上是舆论一边倒，年轻人如果不出去打工，哪怕在家搞得再好，人家都会议论这孩子没出息。城市不是遍地流金，其实很多人在城里打工挣不到几个钱。现在种地不交税，还给补贴，学点技术，在农村同样可以发财致富，搞个种植、搞个养殖，赚钱不比城里差。但一边倒的社会舆论氛围搞得农村青年没法在农村待，没法当职业化的农民。今天的基层干部和我们的媒体，都应该帮助和引导外出打工的农民，认清不论是国
家能力、政府财力、城市管理还是个人能力，都还很难马上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分析自己以后走什么路，是当市民还是当村民，是当工人还是当农民，搞清楚自己适合什么角色，选择好未来的职业定位，让他们作出或不当农民、或当好农民、或兼当农民的理性选择。让农民不当农民，如果他们在城里有稳定职业、稳定收入，是最好的路子;让农民当好农民，即不能在城市立足的，就回来种好地，搞个种养加，当个职业化的农民，一家人在一起生活享天伦之乐，老人可以照顾、子女可以照顾，夫妻之间也可以照顾，对社会、对家庭、对个人都是很好的路子。让农民兼当农民，头脑活络的，引导他们在家一边种地一边搞好副业，或者在附近打打工，也会过得很好。农民从业不外乎这三类，做好这三类引导工作是当务之急。不然2亿多农民工始终处于边缘状态，将误人误已、误工误农、误城误乡，后患无穷。
现在，各地都出现“民工荒”，民工荒的背后隐藏着“四荒”，就是家庭荒、技能荒、薪酬荒、制度荒，正是这“四荒”带来的“民工荒”。一是家庭荒，农民工长期外出，客观上带来家庭经营荒、家庭责任荒、社会关系荒。首先是家庭经营荒。外出务工的农民大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他们的外出使家庭承包地粗放经营或无力经营，家庭养殖及农产品加工等副业也无法开展，导致家庭经营收入大为降低。其次是家庭责任荒。外出务工农民常年在外打工，使得“留守家庭”处于实质上的解体半解体状态，夫妻感情淡化，子女教育缺失，老人赡养缺位。二是薪酬荒。农民工的薪酬过低和“收入歧视”导致“薪酬荒”，使民工流动的“拉”力减弱。发达地区许多企业长期把最低工资标准当成执行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调研，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仅高5%，但农民工在东部地区打工的成本比中西部地区高25%，还有背井离乡的隐性成本，导致农民工去发达地区打工的积极性下降。农民工与城镇工“同工不同酬”的工资剪刀差长期存在，同类工作岗位的月工资可差500至800元。三是技能荒。整体上看，“民工荒”属于结构性短缺，紧缺的只是技能型、高素质的农民工。现实中“就业难”和“招工难”同时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这种现象正是目前工作难度和劳工素质不相匹配、产业发展与劳工素质出现结构性错位的深层问题的现实写照。四是制度荒。主要包括滞后的户籍迁移制度、残缺的社会保障制度、断裂的教育制度、缺失的职业认定和技能等级制度。
引导农民要理性做好职业选择，帮助他们提高选择判断能力，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引导农民合作起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难以抵御来自自然的、市场的、国际的、政策的等诸多方面的风险。一些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这种“合作”，在内容上，有劳动的合作、土地的合作、技术的合作、资金的合作、设施设备的合作等;在形式上，有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行业协会、公司加农户等。这种新型合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的“合作”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这种新型合作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数量少、规模小、层次低、带动能力弱等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官办”、“企办”色彩较浓，一些合作组织或由基层组织操控，或被龙头企业左右，农民成为“被组织”、“被合作”的对象，难以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受益的合作目的。因此，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必须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飞跃。“组织农民”与“农民组织”，虽然只是词序的颠倒，却有着质的区别。组织农民，农民是被动的，叫它干什么就干什么;农民组织，农民则是主动的，就是自己起来组织自己，为自己服务，自己是合作组织的真正主人、主导和主力。
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城乡资源配置问题。农民精英流向城市，农村是人才的播种机，城市是人才的收割机，农村孩子大学毕业谁也不再回农村，培养出来的人才一下子被城市拿走了。咱们说人口红利，这么多年全都给城市和工业拿走了，农村没有享受到红利。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让农民在人口红利中分一杯羹，农民才有更多的收入带回家，农民也才更有条件重视人才的培养。
第二个大问题，是农村现代化。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涵的内容很难作出一个十分准确、全面的概括。我们认为，农村现代化就是使农村全面实现农业生产产业化、农民生活城镇化、农村管理科学化、乡村风尚文明化、城乡社会一体化。这是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进步过程，只有农村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文化建设以及农民意识等都实现了现代化，才能说整个农村实现了现代化。推进农村现代化不等于农村城市化。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城镇化，但是农村现代化与农村的城镇化并不是一回事情，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
把农村都变成和城市一样。城市和农村就像夫妻关系，有男有女，性别有分工，如果建得完全一样就成了“同性恋”。农村和城市各自有各自的功能，农村只不过是学习借鉴城市的先进管理方式、配套公共服务和良好基础设施。现代化的农村也还是农村，农村的生态、生产、生活都有自己的特点。一旦失去“乡土味”城不像城，村不像村，那就不是农民需要的新农村了。小桥、流水、人家，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炊烟袅袅，五谷飘香，人寿年丰，凸显古朴和兴旺。许多村庄的形成都有其自然、历史渊源和经济社会条件。有别于城市的村庄才能承担起它应有功能。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
谁都知道，农业是基础，基础地位不能动摇。现在在中国一说什么是基础，就等着落后吧，基础就是垫底。推进三化同步，应该重新审视农业所处的地位。它包括三层意思，即农业要重新认识自身，重新解释自身，重新谋划自身。
所谓重新认识自身，那就是农业不仅仅具有基础地位，还具有引领作用。文明的主体是人，人是要吃饭的。没有农业这个基础，工业文明、城市文明都是空中楼阁。既然农业现代化要和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农业现代化具有同工业化、城镇化一样的引领作用。荷兰花卉就是荷兰农业经济的龙头，中国的寿光蔬菜就是寿光的龙头。许多事例都说明，农业不是夕阳产业，它应该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有专家预测，农业将成为中国和美国未来十年科技竞争的最终竞技场。不难看出，人类的竞争又回到了最初竞争的原点——农业上来。
所谓重新解释自身，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重新找回农业文明应有的现代尊严，不能把它搞的灰头土脸。时下，社会上谈“农”色变，一说“农”就是落后的代名词。过去只要说谁的家乡是鱼米之乡，那都很骄傲，说明好得很。今天从村、乡、县、市、到省，各级招商引资没有任何人再说我那个地方是鱼米之乡，一说鱼米之乡就是落后、偏僻、闭塞的代名词。石家庄前两年要改名，就是因为省会城市名字带个“庄”字觉得太土，后来算算账需花十几个亿，成本太大才只好作罢。这些都是由于农业文明缺乏应有的现代尊严所致。
另一个层面，是农业具有多功能性。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不一样，传统农业就是解决吃饭问题。现代农业具有六大功能:一是日益强化的食物保障功能。今天的食物保障比任何时候都严峻，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恐惧症。过去要求吃饱、吃好、吃出营养，今天不仅要吃出营养，还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过去吃饭是一顿饭的事，今天吃不好就是一辈子的事，一眨眼就完蛋了，一顿饭的事变成一辈子的事。二是前景广阔的原料供给功能。工业原料和饲料的需求都在大幅增加。今天不仅人要吃粮，动物要吃粮，机器也正在张开血盆大口与人和动物争粮，特别是生物质产业的兴起，对农产品的需求是无限量的，有多少能消耗多少。玉米有工业黄金原料之称，在美国，现在能够用玉米加工2000多种人们的生产生活产品，大到航天飞机的零部件，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牙膏牙刷、桌椅板凳、医药、化工原料都能生产，形成“玉米经济”。三是不断拓展的就业收入功能。由于现代农业融入了二产、三产，农业的就业容量不断扩展。美国农民只占总人口的2%-3%，而为农业服务的服务业人员占总人口的17%。四是修复环境的生态保育功能。二产、三产都是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态的修复保育只有一产，城市中种花栽树都属于大农业范畴，只有农业才具有这个功能，因为农业和自然具有天生的和谐关系。农业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两个再生产的过程，不像工业品，加加班一下子就可以弄出来，农业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粮食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动物什么时候怀孕什么时候产出，必须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与环境是天然的和谐关系。五是正在崛起的旅游休闲功能。农业旅游产生于100多年的意大利、法国，六七十年代传至日本、韩国，近十多年在大陆越来越热。从世界来看，农业的旅游休闲观光功能发展势头都非常好。六是承先启后的文化传承功能。中国传统农业具有十大文化传承功能，包括作物文化的传承、农业技术的传承、经济模式的传承、农业哲学的传承、农业制度的传承、重农思想的传承、村落家庭文化的传承、民俗文化的传承、田园文学的传承和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所谓重新谋划自身，要害的问题，不光要立足于基础地位夯实基础，还要站在引领的位置，发挥出引领作用。具体而言，就是要按照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来谋划，不光在一产上做文章，更要一、二、三产并举，特别要做一些“无中生有”的文章。像农业的旅游休闲观光功能就是无中生有，利用农业农村的资源，发展新型旅游产业。随着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收入的增加、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病带来的问题，人们对乡村旅游越来越有兴趣。到乡村旅游不光是返归自然、返璞归真，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不光光给人提供食物营养，还提供精神营养，中华文化的血脉在那里。旅游可以到国外，一是花费大，二是非同质的文化，到国外总是感到很别扭，也理解不了西方的东西。一副对联说得很好:到国外旅游叫“好山好水好寂寞”，到中国乡村旅游叫“好脏好乱好快活”。旅游休闲农业经营开发的形式多姿多彩，最具规模、最具代表性的有七种开展模式:农业多主题公园，如东莞的“绝色世界”;农业科普教育基地，如著名的杨凌农科城;大型农业生产基地，如深圳的光明农场;特色农业基地，如广东西部的广宁县“竹海”;“农家乐”，经典的是城市人到农村去与农民实现“三同”，即同吃农家饭、同住农家屋、同干农业活，如成都的“五朵金花”;民俗风情特色村镇，如广西阳朔的男女会山歌、漓江渔火节;古民居，如安徽黟县。从产业本身来说，有机农业是目前食物追求的最高档次，是人们食物消费最理想的追求，这也是无中生有。有机农业多难啊，在欧盟有512项指标需要检测，而且要跟踪三年达标了才行。因此做好这样的文章，都是可以赚大钱的。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
农村改革现在声音越来越弱。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靠改革推动，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大的发展。这里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实现人的回归、“业”的重构、“场”的再造。所谓“人的回归”就是农民要有积极性参与改革。农村改革靠谁?就靠农民。30年改革成功经验的基本一条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没有他们的创造，农村改革就不可能发展到今天。承包制之后，农民释放了家庭能量，有了剩余，发展乡镇企业。一看乡镇企业红红火火，国有企业就借鉴乡镇企业的做法进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从而确立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地位。中国改革的成功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没有农民的创造，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就确立不了，是农民开拓了这么一条路子。所谓“业”的重构，就是农村产业要有新的增长点，要发展新兴产业，让现代农业成长起来，重构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所谓“场”的再造，就是环境，农村的基础设施、管理、服务都要跟上。
现在农民对改革没兴趣，没有积极性，一说改革，就怕是又有谁借改革名义来剥夺自已的权益。现在有些改革让农民很寒心，没得到实惠，反而权益被剥夺。从大的层面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许多方面的推进因素，但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靠“三户”的作用，即农户、储户、散户。农户的贡献:就表现在“三圈”上，即圈地、圈钱、圈人。
“圈地”：改革开放以来，3亿多亩土地没了，有专家测算，农民为土地付出了几十万亿的代价。国外修高速公路，买地的成本几乎占一半，我们大概只占不到10%的比例。城市膨胀、房地产开发就更不用说了，开发商几万、十几万一亩拿来的土地，转手一卖就是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亩，后面的分配都没有农民的事了，农民就拿那么一点点补偿款。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研究: 1989年到2010年的21年间，全国土地出让金从4.5亿元飙升到3万亿元，增长了6732倍，而卖地收入相当于地方财政的比例涨幅也超过300倍。全国现有约600个高尔夫球场，大的占地5000亩，最小的也有1000亩，按平均每个2500亩算，总占地也达1500万亩，那就是1500万农民的土地。全国经常打高尔夫球的人员约33万人，为了这33万人的高档享乐，很轻松地就征占了1500万个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全国有180多个城市规划要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北京都没敢提要建国际化大都市，二三线城市却敢提，醉翁之意不在城，而在于可以借机征地。18亿亩土地红线怎么能守住，是个严峻的问题。“圈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加上邮政储蓄都是从农村吸储，基本上不给农村贷款，邮政储蓄是完全不给农村贷款，把钱从农村吸走建设城市、发展工业。农民从金融机构贷款只占全部信贷余额的5.1%，20多年来，这个比例几乎没有变化。“圈人”：政策上只给一句话——允许农民进城，就让城市繁荣了。城市本来有农民的份，但我们的二元制度实行之后就没他的份，打开城门让他进，农民高兴还来不及，哪还顾得上被剥夺了什么。2亿多农民进城打工，作出了巨大牺牲、巨大贡献。一个农民每年创造3-5万元的劳动价值，只拿走万把块钱，剩下的全部贡献给城市。储户的贡献:有人测算，物价涨了，利息没涨，就这一项，银行从储户那里一年剥夺利息大概14000亿，而储户的最大群体可能就是农民，人多啊，农民最相信银行，有点余钱没别的用途，就存在银行，但他不知道，本来想升值，却一直在贬值。有人测算80年代初的一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上百万，但如果存在银行，恐怕利息涨不了多少，物价涨了这么多，贬值那么厉害，农民还蒙在鼓里当“冤大头”。散户的贡献:我们股票市场上广大股民全军覆没的很多。我们的国有企业就是靠股市圈钱，才发展这么快，它的资金来源除了银行，就是股票市场圈钱。我们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在股市一路下跌的背景下，股市市值却保持一路增长，现在美国市值第一，我们是世界第二，达25万亿元左右。因为钱没地方放，存银行也没多少利息，人们只能到股市押宝，都想通过这个方式捞一点，结果不仅捞不到，反而血本无归。美国测算，50年来股民平均每年从股市获利8%-10%。建股票市场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融资嘛?让企业和股民都得到好处，但我们是违背这个规律的，就是牺牲股民利益为企业捞钱。农民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的积极性大受挫伤。
第二是农业:农业不能只是38、61、99部队的练兵场，而要成为农村精英的用武地。现在种地的就是妇女老人儿童，农业部调查平均年龄在五十几岁。农大的一个专家调查，在一个村里，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说自己是村里最年轻的劳力，谁家有什么重活都找他，没有年轻人在家。有一篇小说《当大事》里写道，人死了，村里找不到能抬得动棺材的人，只好把棺材拆开，就近挖坑掩埋。农村精英单向道地流向城市，没人愿意种地，这必须改变。现在80、90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末代农民”，非常希望他爹是“末代农民”，那样自己就不做农民了;顶不济自己成为末代农民，他们的儿女就不再是农民了，这就是他们的最大追求。这种社会心态造成农村人才枯竭，而建设现代农业必须要有现代农民。因此，要创造适合农村人才成长的好环境，让农村一部分精英留在农村去显身手，让现代农业成为他们的用武地，使他们成为今后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第三是农村:农村不能只是城市工业的消费场，而要成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地。家电下乡、建材下乡、汽车下乡，现在证券也想下乡，因为一片反对之声没下去，都是想从农民口袋里掏钱。农村是一个巨大市场，这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市场，可以说是中国潜在的、战略性市场储备，八、九亿人在那消费。农村固然是消费场，但同时也应该是新兴产业的发展地，不然的话，农村想发展起来是相当难的，光靠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那都是输血，必须自身具有造血功能才能成长起来，农村必须培育自身内生性的物质基础，才能实现现代化。所谓新兴产业，一个是旅游观光休闲产业，潜力非常大;一个是特色农产品加工;一个是传统手工艺，许多传统手工艺都失传了，应该很好的开发，非常有价值;再一个就是新型能源产业，风能、太阳能、沼气、秸杆利用，目前世界的三大前沿科技——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三大前沿科技中有两项在中国农村都可以很好地开发，新能源、生物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非常广泛。
因此，寻找农村改革的动力源要从这些方面入手。总之一句话:要实现人的回归、“业”的重构、“场”的再造。
做到这一点，农村改革才有新的动力。
推进三化同步，必须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需要很好的进行调整。从大的宏观方面看，三次分配都有问题。第一次分配是靠市场分配，合理的结构应该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但现在是金融为王，谁占有的财富多，谁获取财富的能力就强，劳动占分配的比例很少，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结构。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比重的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第二次分配是政府分配，这里面有两个不合理，一个是税收不合理，高收入人该多征税的征不到，企业大老板整个企业都是他的，但他也弄个工资表只拿几千块钱工资，其实吃喝拉撒所有消费都算在企业成本里面，很难弄清楚实际收入。低收入人反而是人人纳税，每个人、再穷的人到商场买东西，那里面都有消费税，这是不合理的。美国只有20%的人纳税，香港也只有30%的人纳税。美国最近有138位富豪向国家提出报告:为了国家，多向我征税。而中国的富人却在比赛逃税。另一个是资源配置不合理，本来福利制度应该向弱势群体、生活质量差的人倾斜，咱们正好是反过来，农村人生活质量差，享受的福利待遇反而低;城市人生活质量高，方方面面条件都好，反而享受的福利待遇高，这是一种反福利的制度设计。第三次分配是慈善事业和社会捐助，发育不健全。我们的慈善机构就2000多个，美国大概是100多万个;我们的基金组织2000多个，美国是12.2万家。我国有1500万家企业，有过社会捐赠记录的不到1%，99%的企业没有社会捐赠记录，只有13万家企业有过。美国企业每年把纯利润的10%拿出来搞社会捐助，他们觉得这像纳税一样，取之于社会，还要回报于社会，是一种职责、义务，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这个意识。
三次分配不合理，具体到三次产业分配也是不合理。现在农业的投入逐年增加，今年上万亿了，但算算大账，与二产、与三产比并不多，更何况所谓的上万亿三农投入很多不能只算在农业上，像水利兴修是全社会受益的，农村道路不光农民走，城市人也走啊。像农业贷款，跟工业、三产比其差距简直是天地悬殊。再一个就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依然严重存在，欧洲的农民生产5000斤水果或蔬菜可以换一辆轿车，我们生产5万斤恐怕都很难。那就是说中国农民的劳动价值十个还不如人家一个。再比如，国家要粮食安全，但对产粮区的投入远远不足，产粮区的农田基本建设非常落后，不要说现代农业，连传统农业的旱涝保收都没有做到，很多地方在吃六七十年代的老本。尽管在不断加大投入，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国家要粮食、农民要票子，安全不是农民的事。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好好调整思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基层干部不能搞农业就出不了政绩，产的粮食越多就越穷，他哪有积极性。多产粮食却不能够多挣钱，农民也没有积极性。国家在宏观政策上要搞好导向，从收入分配格局上去调，从政策导向上去调，从经济利益上去调，才能调动两个积极性。三化同步的核心就是怎么样把农业这条短腿加长，首要的就是增加方方面面的投入，不然的话三化就很难同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