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并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1979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和英国得到积极倡导和推行，并泛滥于全世界;到1990年更发展成为“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共有10条政策要求，其中虽然有如加强财经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等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整体来看，其核心是要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实质上不过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思想武器。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不仅遭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的反对，而且许多西方学者也不断对其进行批评，本文拟对西方学者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和批评作一简要述评。
一、对私有化“神话”的质疑和批评
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弗里德曼认为，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所要追求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但是，实现经济自由的前提必须“企业是私有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还把产权理论和经济效率联系起来，认为企业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前提必须是产权有明确而合理的界定，即要求产权清晰。英国经济学家施米德说得很清楚：“科斯的分析指出，公有财产必须取消，选择制度的规律因之而成为：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和个人”。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企业私有乃是实现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甚至把私有化吹捧到神乎其神的地步。然而实践证明，私有制虽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有进步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绝对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对私有产权神话的观点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私有产权神话会误导社会主义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对产权进行私有化改革上。他说：“这种神话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因为它误导了许多转型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即集中在私有化上。”
2007年1月，美国著名金融家迈克尔·赫德森撰文《私有化的神话和现实》，更对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私有化的本质及其所谓“优越性”作了较深刻的揭露和批评。
赫德森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呼声愈益高涨，与“冷战”中西方发达国家企图削弱、摧毁俄罗斯的工业和军事力量有关。他说：“作为一项国际政策，私有化主要是由美国政府的战略家推动的，目的是要瓦解俄罗斯的工业力量——并以此消除潜在的军事竞争对手。作为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私有化成为冷战的终结者。”作者在这里不仅认为美国鼓吹和推动私有化的目的在于削弱和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而且把私有化政策的成功视为“冷战”结束的标志。
然而，新自由主义者，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派以科斯产权理论为依据，硬说实行产权私有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对此，赫德森又以事实为依据，指出所谓私有化能够提高效率，不过是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一种借口或“神话”。
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赫德森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谈的“私有化在本质上比公共运营和公共所有权更有效率”的观点缺乏依据。赫德森还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揭穿了私有化能使人们普遍受益的谎言。他说，私有化由于“通过使财富所有权两极分化以致鼓励寻租，……它也增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后者把经济力量转化成政治杠杆，从而以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方式修改税法和其他公共政策”。意即私有化只有利于少数资本家和既得利益集团，根本谈不上“能惠及所有人”。赫德森指出这点是完全正确的，只是受阶级的局限，还没有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下，由于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收入分配只能是两极分化，而不能惠及所有人。
赫德森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对其他种种美化私有化的谬论作了批评，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他的观点在西方经济学中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值得注意。
二、对市场万能论的否定
市场万能论(有的又称“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新古典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理论推向极端，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只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交易，社会经济就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均衡。到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提出了崭新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从而在西方经济学中第一次对“市场万能论”作了全面否定。到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失灵”，弗里德曼又在自己现代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重新肯定市场万能论的观点，主张实行只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单一规则”，让市场机制去调节一切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即不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都要让市场机制去调节和安排，反对国家干预。从而主张政府职能最小化，认为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充当市场的“裁判员”。这就是所谓“市场化”或“市场万能论”。可见“市场化”与“市场机制”是有区别的，前者是把后者推向极端的一种通常的说法。
弗里德曼的市场万能论建立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先驱冯·哈耶克个人自由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他认为，只要按自由市场机制办事，一切社会经济问题和个人自由问题都可有序地迎刃而解。然而事实是产品的市场交换在表面自由平等的背后却掩盖着极不公平的事实，以致会引发种种社会问题，直至暴力，人们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也只能化为泡影。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对此也看得非常清楚。如美共经济委员会成员瓦迪·哈拉比(WadiHalabi)2007年12月23日在美共《人民周刊》发表文章说：“弗里德曼称赞‘自由市场’，却对维持市场极不平等的交换必然需要大规模使用暴力——军队、警察、监狱视而不见。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案例。”可见，自由市场化政策也并不是像其倡导者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当然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内对配置社会资源有其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人们在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是合理的、必要的，但若把它夸大到“万能”的地步就有失偏颇了。
值得注意的是，对市场万能论持否定态度的，在西方国家中不仅是左翼学者，有的右翼金融家在事实面前也是如此。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谈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应当说，索罗斯的这个说法是有相当见地的。
三、对自由化实质及其后果的揭露和批评
这里说的自由化主要是指“华盛顿共识”所强调的国际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泛滥的大潮下，金融自由化表现特别突出，掀起一股强劲的金融创新浪潮，原来的金融管制被逐渐淡化。由于放松金融监管，金融衍生品愈来愈多，形式愈来愈复杂，最终导致从2007年8月开始的以“次贷”危机为导火线的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产生。可见，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美国前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也公开承认，自己掌管美联储期间曾疏于对金融业的监管，助长金融自由化发展是一个“错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还指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意即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现实际已发展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格林斯潘和克鲁格曼都是推崇自由主义的，但他们也没有回避新自由主义带来不良后果的现实。
就投资自由化来说，“华盛顿共识”第7条规定，要“全面开放，让外国进入直接投资，取消各种障碍。”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无异于是要自己完全敞开国门，放弃独立自主地兴办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虽然引进外资有利于吸收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但若无条件、无选择地任由外资进入，由于发达国家一般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都占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就很容易被外资所控制而处于依附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对外资既不能一律拒之门外，又不能无条件地任其进入，而应有适度的规模和限制。
就贸易自由化来说，“华盛顿共识”第6条规定：“贸易自由化，清除非关税壁垒，并实行低关税率”。这实际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以使自己过剩的产品能抢占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由于自己企业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一般比较落后，需要关税和非关税的保护;而发达国家凭着自己的经济优势，又往往实行双重标准，对自己实行保护主义，同时又要求对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从经济发展来看，几乎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当经济尚不发达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当经济发达以后又高唱自由贸易主义，而且即使这时自己也未排除贸易保护政策。昔日，19世纪中叶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因自己祖国的经济还比较落后，就坚决主张实行保护主义，并提出作为保护主义理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与英国主张的自由贸易相抗衡，就是一个落后时需要保护的典型案例。今天，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摆脱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束缚，正如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在评价WTO时说：“在贸易领域，WTO已经对发展中国家强加了一系列令人生畏的义务，而且毫无疑问，每一轮新谈判都将进一步勒紧腰带。”正因为如此，WTO在1995年成立以来，国际贸易中的保护主义并未削弱，倾销与反倾销、保护与反保护的摩擦不是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据统计，1995—1999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立案诉讼的就有89件，占总数的48.1%，而这一指标到2002年上升为123件，占总数的44.5%。在这些摩擦中处于弱势的自然是发展中国家。可见，新自由主义者所高喊的贸易自由化实际不过是企图使发展中国家和贸易对手服从于自己贸易需要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手法多种多样，无所不用其极。除了在思想理论上广泛传播，或者派人游说、策划、培训信徒等等以外，在实际行动中还运用自己所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经济组织来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同时还在各种“援助”的名义下来强制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以便把发展中国家统统纳入自己控制的世界体系，加强对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
斯蒂格利茨曾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深知其中内情。发达国家通常是在对穷国进行援助的名义下，通过推行新自由主义来进行掠夺。而这个过程一般运用IMF、WB、WTO等国际组织。他把这个过程划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私有化。他说，国际经济组织要求受援国进行私有化，而推行私有化的领导人则从削价出售数以亿计的国有资产中，捞取10%的回扣，中饱私囊。第二步，资本市场自由化。这是IMF、WB对穷国的“拯救计划”，要求受援国允许资本自由流进流出，一旦投机者抽逃资金，国家的储蓄在几小时、几天内就流干了。第三步，价格市场化并引发骚乱。像1998年，IMF要求削减对穷人的食品和燃料补贴以后，印尼爆发了骚乱;玻利维亚2000年发生的水价骚乱，2001年2月厄瓜多尔发生的水、燃气价格骚乱则是由世界银行引起的。斯氏还揭露道：从世行对厄瓜多尔的“转型国家援助计划”的秘密报告里看出，世行就希望他们的计划能激起“社会不安定”。一旦引起骚乱和动荡，又引起新的资本恐慌性出逃和政府崩溃，外国公司则可以乘机以“跳楼价”买到那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比如矿山开采权或港口。第四步，自由贸易。作为一个内幕参与者，斯氏把这种自由贸易比作鸦片战争。他说：“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斯氏还说，把以上几个步骤的图景综合起来，“我们发现：在这个体系(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引者注)中有无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和美国的财政部。”因此，他最后说：“解决这个世界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
斯氏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新自由主义如何掠夺穷国人民的过程、手法和实质竟有如此深刻、彻底的理解，如果没有务实的精神是根本不可能的，实在难得;同时他看到，只有消灭剥削者才是解决世界穷困和危机的根本办法，这就不仅需要有务实的精神，而且说明他已具有相当正确的理性认识和正义感了。
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给世界经济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西方不少学者都毫不隐讳地承认这一事实。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所带来最明显的消极后果，除前述酿成当前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外，还促进了世界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佩特拉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关注的是利润而不是生产，它仅仅导致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对现有财富和资产进行掠夺，“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导致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拉美和欧洲的一些知识分子1997年2月在荷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最近20年“结构性失业严重，得不到保护的工人不断增加和社会紧张形势不断加剧，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恶果”;“为全球的新自由主义付出的代价，不仅是造成欧洲和美国劳动力的贫困化和大量失业，而且导致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化和经常侵犯人权”。这个论点无疑是正确的，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也支持了这个论点，世界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新自由主义刚兴起时期的1973年为44：1，到2000年扩大为727：1，即27年间贫富差距扩大了15.5倍!
以上说明，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已有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消极作用，就连有务实精神的西方学者都坦言不讳。
(作者：首都经贸大学教授)
